蒋介石下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当天，蒋介石自我检讨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曾一度自信地表示：“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1]并感慨“全国党员谁知余为党之苦心也”^[2]。从这两句话中不难读出蒋氏是不甘心履行他在上海和谈期间对粤方所做的下野承诺，放弃手中权力的，但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他此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氏还一度动摇过继续同粤方的争权夺利，甚至愿意放弃内争，专心抗日。不能否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一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丧失国土之耻，他是不能忍受的。当他最初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甚至也在日记中写道：“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软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3]11月17日，他召集南京干部商讨应付时局对策时，曾毅然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又期民众信仰本党，甘受本党领导，共起御侮也。”当晚，即电嘱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4]。
对蒋介石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难言之隐。18日，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5]第二天，陈铭枢再密电蒋介石，报告汪精卫之态度：“汪先生云粤方萧、邓等极反对沪和约，经哲生调解，现决定选举可依和会所拟定办理，惟仍坚持蒋不表示下野，则不到京开会。汪现拟办法两项：(一)俟选举后即召集本派之中委来沪，计有二十余人加入京方，则占多数；(二)即明电粤方力争维持和会到第一次全会解决之原议。惟后项恐即决裂，反因此失事，故决照前项进行，电催迅速选举，并一面密电哲生明告自己之态度，以促哲生之离粤。”^[6]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联络汪精卫，李曾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最新动态，其中一则电报云：“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贸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所见甚是，望商于介公。”^[7]
但蒋介石一度想要放弃中央权力的举动，遭到了宁方内部的一致反对，甚至连他的盟兄黄郛也深不以为然。黄郛曾在日记中写道：“傍晚岳军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原注),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8]
蒋介石此时深信自身实力最终能够左右局面，这是源自对汪精卫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在得到陈铭枢等人的详细密报后，蒋对粤方内部分化态势的判断已成竹在胸。除此之外，孙科的态度也令蒋增添了不少信心。他得知：“哲生曾对其亲信说那一回(反蒋)彻底过，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关碍展堂一人。缘展堂一月以来所持颇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粤四全之波折，实则汪、胡两派之争执。此后只要展堂不来或出外暂避，汪等即决赴南京。”^[9]一旦明确了汪精卫和孙科二人的意向，广州四全大会所能带来的危害和不确定因素，也就大打折扣了。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充满希望地写道：“大会闭会，幸告一段落，此为对内一难关，今既渡过，是增加奋斗勇气不少，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10]
但此刻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尽管粤方内部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而外患日急，也逼迫着他要尽快做出最后的决定。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干部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11]。12月5日，粤方四全大会终于闭幕。按上海和会决议，四全大会后，“非常会议”自当取消。但蒋介石并未实现下野诺言，为此，粤方四全大会于闭幕当天邀集所有历届及新选执监委员举行临时联席会议，推唐绍仪主席，“议决鱼(6)日结束非常会议，虞(7)日改组中央党部”。“在蒋未实行下野解除兵权以前，仍照常行使职权”。粤方同时决定选派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四人赴上海，同宁方接洽四届一中全会开会事宜。
尽管粤方否决了汪精卫在上海选举的中央委员，但此时仍不愿同汪公开分裂。为此，粤方主动致电汪精卫表示：“微(5)日联席会议，决定暂仍在粤成立中央党部。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12]而蒋介石则是想尽快将汪拉入宁方阵营。12月5日，蒋特意派何应钦、邵力子两人赴沪，嘱其用“中正名义”,“促汪先生即速入京”^[13]。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明确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14]随后，汪致电阎锡山表示：“弟现致力于整个合作，如万无可能，亦使双方缓冲，各图自存，不作猛浪打碎之图。弟以为国事如此，无论何方势力及何派分子，均不能单独，非协力共存不可。”^[15]
就在汪、陈会谈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干部会商对粤办法时，一度想采取极端措施：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以此打击粤方所谓的“党统”。他当众表示：“拟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因本党自不振作，早已失却以党治国精神，而胡汉民等藉党之资格以毁党害国，且中国由我手而统一，亦可由我手以奉还国民也。”^[16]由此可见，蒋介石实在不忍交出政权。但吴稚晖马上对蒋表示：“此着太险，现在只有安定制动。”蒋“默然思良久”,不得不承认吴稚晖之言“尚有深见也”^[17]。此时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粤方的气焰，但同时也危及了宁方政权的合法性，蒋只好放弃这一险着。
12月10日，孙科等人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同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首先由孙科报告粤方四全大会情形，并表示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如蒋不下野，粤方中委不能赴京开会。陈铭枢当即表示：“蒋可牺牲地位，只求中枢负责有人，随时均可辞职。希望双方议定一过渡办法，俾蒋下野后，中央有人继续负责。”随后，双方商定代理人选必须为“粤方所同意者”^[18]。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19]宁方内部开始出现不一致的论调，为此蒋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知哲生等必欲强余辞职始快，真如亦受若辈之迷而未深思国家大计，以余之领袖，而坚强之干部，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然而余不能用人，而干部左右又不能容人，此国家之所以不定也。余对于政治哲学，近得二语曰：政者进也，贪者退也。领袖欲进，而干部欲退，虽有大力无以推动也。”^[20]
而此时极力拆粤方台的却是汪精卫。据李石曾11日电吴稚晖云：“真如告粤方：介公十四日宣布下野，二十开全体会。精卫谓不宜强介公下野。又谓如介公不下野，粤诸人不到京，伊于国难会议时到京参加云云。弟与公权皆以为如介公决下野，必先妥为布置，方可宣布。否则必失大计。望介公勿轻于宣布。关于妥为布置一节，明日到京面陈。”^[21]
第二天一早，刚从上海赶回南京的李石曾同蒋介石商讨进退问题时，首先表示对陈铭枢的怀疑。李石曾说：“真如亦有劝钧座辞退之言，吾以真如为可疑也。”而蒋则答道：“真如为人诚而愚。愚者未有不自作聪明，李先生疑其伪奸亦冤矣。”下午，蒋召集干部继续研究进退问题。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都不主张蒋下野，并一致表示：“介公必不可退。介公退，则中国休矣！”惟有何应钦表示：“真如之言亦自有理。总座请细思之。”^[22]何应钦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令蒋非常不满，他无奈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稚辉、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真如等则惟恐余退之不速也。余言明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而欲余不退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能救。否则如现事群方庞杂，主张不一，而又不许余主持一切，彼此互相牵制，徒以无责任、无意识、无政府之心理，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而身败名裂，个人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救国之危亡也。天下之至惨之事未有如此之甚也。”^[23]此时，蒋介石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己如再不下野，一中全会万难召开。
特别是自胡汉民南下后，粤方态度更转强硬。胡氏在一封密函中写道：“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亦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24]函中的“门”是指蒋介石，盖取自《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之义。从这封信中不难读出胡氏倒蒋的决心。为逼迫蒋氏下野，李烈钧一度向粤方提议：“一，北方应再起倒蒋；二，须有组织；三，胡、阎须有联络。”^[25]为此，胡汉民积极同北方联络，密电冯玉祥表示：“和平统一，改组政府，乃以下野为先决条件，既不践约，则一切当无从解决。”并“盼随时电示”^[26]。冯氏对粤方的提议“极佩服之”^[27],并复电胡汉民表示：“和平统一之障碍不除，则健全政府永难实现。先生及粤中诸贤达主张正大，举国仰赖……弟虽不敏，当追随努力也。现华北各方鉴于蒋之种种乖谬，凛于外交之紧急，当从新团结，以安内而攘外，现正致力于此。”^[28]冯玉祥在日记中还总结了以往反蒋运动的经验教训共16条，深感今后应注意：“使倒蒋派不分裂”,“须有我们的打算，不可盲目跟人家跑”,“对有实力者，有人望者，须发生密切关系”^[29]。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决定以退为进，同意下野。12月13日，蒋向陈铭枢表示：“如粤方十六日尚不来，则以后余再不与调和，使大局日趋艰危也。如其十六日以前能来到，余可早一日辞让了。”^[30]同日，粤方得知蒋决定下野消息后即开会讨论，决议两点：“(一)蒋下野后仍予以自新机会；(二)下野电到，各委即北上。”粤方并同在香港养病的胡汉民商妥，对双方拟议林森代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均不反对^[31]。
12月15日，蒋介石致函中常会，略谓：“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5)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32]同日，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批准蒋介石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并决定以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33]。与此同时，张学良也请求辞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16日，中执会核准张氏所请，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至此，粤方要求悉如愿以偿。
蒋介石辞职前，曾得蒋伯诚转呈韩复榘一电表示效忠，韩并向蒋贡献意见三条，电称：“向兄表示决心服从钧座，他方来人接洽仅与敷衍而已，并对钧座贡献意见三点：一、粤方全部来京合作为上策；二、粤方一部来京合作，联络党外人才赴国难为中策；三、万不得已离开中央，暂驻洛阳，整顿北部，使捣乱者对内对外无办法时，再出负责为下策。请钧座切实准备”等语^[34]。蒋对韩复榘的意见深以为然，当即批复道：“向兄所见甚是，当照此酌办也。”^[35]为了减少“再出负责”时的障碍，蒋预先做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主持召开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了四个省政府，分别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兼甘宁青宣慰使^[36]。会后10时才赴中常会提出辞呈^[37]。另据《黄郛日记》载，蒋介石曾于12月6日令钱昌照转商黄郛，请黄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黄郛以“非其时其地”而婉辞^[38]。
蒋介石此举，实际是为自己卷土重来，预先做好布置。在蒋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为听命于他的军人。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第二天，蒋还特意致电各路军总指挥、军、师长表示：“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39]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为准备“再出负责”埋下的种种伏笔。
12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返回故乡浙江奉化。24日，他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曾反思道：“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40]
12月16日，当粤方得知蒋介石辞职消息后，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决定：“一，推唐绍仪等主持粤府，中央党部及国府均暂保存，俟统一政府成立后始撤销。二，陈济棠、余汉谋、李扬敬、香瀚屏因边防重要；萧佛成、邓泽如因政务，均不北上。李宗仁、白崇禧须留一人主持桂事。三，定十八日为举行打倒独裁纪念日，各机关均休假，联合各界举行大会。”^[41]当天，何应钦也向蒋介石报告了在沪粤方委员的动态：“钧座通电昨夜深始到。粤方代表今晨召集谈话会，决定全体入京。本拟于本晚车行，因恐夜车铺位不敷分配，反为不妥，故改为明晨九时乘专车来京。汪先生病仍未愈，拟静养二三日即来参加一中全会。汪夫人及左派人员均先行，不再延期。”^[42]18日，粤方中委李宗仁、马超俊等分两批自广州赴京。宁、粤双方终于能够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
随着粤方代表的入京，一个新矛盾又呈现出来。大会召开前，对汪派在沪所选的十名中央委员资格问题，出现较大分歧。因粤方不承认汪派十名中委资格，对此汪精卫曾信誓旦旦地在沪表示：“无论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团各位同志，可以负责的说，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我们或者用温和的手段去力争，或者用激烈手段去力争，甚至我们连中央委员也不做都可以，总要达到目的才罢。”^[43]
对于汪精卫同粤方的分歧，蒋介石自然是求之不得，并极力拉拢汪。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委员问题。当陈立夫提到汪派“大世界的怎样”时，蒋即表示：“大世界的也要来的。如发通告，笼统一点。大世界的名字可以不写。”^[44]18日，刚刚入京的汪派主要人物陈璧君、顾孟馀、陈公博即来拜见蒋介石，请蒋“助其解决上海大世界十委员问题”,并表示惟“先承诺”此点，“精卫然后乃肯来京”。蒋对此“毅然允之”^[45]。
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谈话会，出席中委四十九人。谈及沪选十名中委问题时，因有蒋的支持，“故多数主张加以容纳，以免留一不良之因”。当晚，蒋介石邀宴到京的中委，特意将汪派十名中委邀请与宴，以暗示他事实上承认汪派中委的资格^[46]。而汪精卫则借口糖尿病重，留在上海医院治疗，静候佳音。
此时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各派中委纷纷入京，但反蒋派的“大老”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都以种种借口滞留京外，观察事态的演变。蒋下野通电发表的当天，孙科、邹鲁就急电阎、冯，请立即赴京与会。而阎锡山部属曹世振等人则电阎建议：“与赵(戴文)院长、徐(永昌)主席、杨(爱源)督办面商，均谓应复电孙、邹，表示南下出席。徐谓以‘约同入京’措词最为相宜。赵谓银行界、党部、军人、英美均不愿蒋下野，最近恐有所表示。振(曹世振)以为蒋如不下野，军人表示定在各中委入京、一中全会开会后，再拥蒋继任主席。彼时在蒋势力范围之下，多数中委难免为彼左右。”^[47]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胡、汪、阎、冯四人全都不肯主动入京，而同时又不断彼此致电，催促对方入京。先是18日，胡汉民由香港致电冯玉祥、阎锡山表示：“闻精卫兄病滞沪滨，弟亦因血压过高必须疗养，势难赴京。而此次全会使命至重且大，所赖于两公主持者亦多，亟盼刻日命驾晋京，共商大计。弟虽病搁海隅，亦当悉举所知，随时贡献也。”^[48]随后，汪精卫也自上海致电阎锡山表示：“公偕焕章、次陇、允臣三公同入京，党国之福，万不可因弟之病而致中止。弟如能自支，决无不入京之理也。”^[49]而冯、阎等人一面联名复电胡、汪表示：“国难当前，入京开会，义不容辞。大驾何日起行，尚祈早日见告，以便追随前往。”^[50]同时，再电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等粤方代表：“弟等聚商，电请精卫、展堂两同志力疾入京。得复，弟等亦即同行。更望兄等一致敦促。”^[51]实际上大家都在相互推诿，甚至连已由广州到上海的李宗仁也借口“在粤，对叔均(指蒋)下野是否诚意不甚明了，拟看三两日，再同精卫入京”^[52]。各派领袖之间表面上话都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又相互猜忌、拆台，毫无精诚团结可言。
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蒋介石出席一中全会开幕式后，留函孙科、于右任等表示：“全会即开，弟责既完，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惟望全会得到圆满结果，无论如何，终须相忍为国，以期政府早日完成，中正决无另外主张。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53]
四届一中全会共通过各类提案三十九件，其中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中央政制改革案》。该案由粤方代表伍朝枢起草，明确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但于宪法颁布时，应依法改选之……行政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54]不难看出，以上规定全部是针对蒋介石个人集权而发。全会依据该案修正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完全推翻了同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蒋介石的一系列特权。
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人事组织，是四届一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四届一中全会选举结果如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副院长陈铭枢；立法院院长张继，副院长覃振；司法院院长伍朝枢，副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刘芦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副院长丁惟汾。
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中，原设有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机构。它最早成立于1924年7月，当时称政治委员会，作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决策及指导机关，第二届中执会扩大了它的职权，并于1926年7月改称中央政治会议。宁、汉分裂时，武汉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南京继续召开中央政治会议。1929年5月，第三届中执会制定《政治会议条例》,从此“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55],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并推举蒋介石担任中政会主席^[56]。
为了进一步削弱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粤方最初设计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拟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取代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的职能，这一提案在蒋、汪两派的联合抵制中终于流产。全会决定仍保留中央政治会议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大会主席团在选举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时提出两点声明：“一，五院院长、副院长及所属各部部长、委员会委员长不兼任国府委员；二，现任军人不兼任国府委员。”^[57]从这两点声明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府委员只不过是一个尊贵象征而已，其权力大打折扣。
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中政会组织原则三项：“(一)中央政治会议，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组织之；(二)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三)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得列席政治会议。并推举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务委员。”^[58]从此，中政会由蒋介石一人独尊的地位，改为三常委轮流主席。
尽管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但这并没有根本撼动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在新推举的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蒋介石再次当选，其余八人是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顾孟馀、居正、孙科、陈果夫，并以叶楚伧兼秘书长^[59]。国民党第四届中常委同第三届中常委相比较，增加了汪精卫、顾孟馀、居正三名原反蒋派领袖，以代替原亲蒋的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60]。
29日，四届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居正主席，孙科致闭幕词，于右任宣读大会宣言。随后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加选刘守中、杨树庄、王正廷为国府委员，决议：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和五院正副院长定于三天后的1932年元旦宣誓就职。当天下午又召开第一次中政会，通过行政院院长孙科提出的各部人选如下：内政李文范、外交陈友仁、军政何应钦、财政黄汉梁署理、教育朱家骅、实业陈公博、交通陈铭枢、铁道叶恭绰、司法行政罗文幹、海军陈绍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参谋总长朱培德、训练总监李济深、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61]。
所谓“统一合作”政府正式成立，史称“孙科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