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序

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只在数载， 襞积^①于中， 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 乃援笔为文以纪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惊可怪者。所惜笔路荒芜，词源浅狭，无嵬目鸿耳^②之论以发扬之耳。既成， 又自以为涉及语怪，近于诲淫，藏之书笥^③， 不欲传出。客闻而求观者众，不能尽却之， 则又自解曰：《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 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④，《书》载“雉雊于鼎”^⑤， 《国风》取淫奔之诗^⑥， 《春秋》纪乱贼之事^⑦，是又不可执一论也。今余此编， 虽于世教民彝^⑧， 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客以余言有理， 故书之卷首。

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六月朔日山阳瞿佑书于吴山大隐堂。

(周夷校注本《剪灯新话》，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注释 ①襞(bi)积——原指衣服上的褶子。此处有折叠积藏之义。②嵬目鸿耳——开拓耳目。③书笥——书箱。④“《易》言”句——《易》，儒家经典之一。《易·坤》：“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⑤“《书》载”句——《书》， 《书经》， 儒家经典之一。《尚书·高宗肜日》：“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 ⑥《国风》取淫奔之诗——《国风》， 《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为来自民间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歌咏男女相恋相爱的诗篇，曾被指责为“淫奔之诗”。⑦《春秋》纪乱贼之事——《春秋》，编年体史书，传说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编订而成，其中记有春秋时代周与诸侯国的篡弑杀伐以及起义造反等事，故云“纪乱贼之事”。⑧民彝——彝，常理，一定的准则。民彝，人民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

赏析 中国古代的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视为艺术之末流。文学史上的复古派和正统派往往重视诗文而轻视稗官小说。在他们看来，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创作恪守的法则，《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才是正统诗文的典范，而深受广大下层人民欢迎的小说、传奇，则往往被他们斥为诲淫、诲盗之作。瞿佑的这篇《〈剪灯新话〉序》反正统文学观之道而行之，阐述了此书的创作过程与创作目的，说明了小说社会作用，可以说是一篇为传奇小说张目的文章。

《剪灯新话》是一部传奇小说集，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作者在生活中独具慧眼搜集来的，好多是“好事者以近事相闻”，说明作者与创作《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一样，十分注意从民间口头文学中吸取题材，学习技巧。书中的作品形式上摹仿唐人传奇，情节新奇，辞藻绮丽。因为书中所写的尽是“古今怪奇之事”，特别是“远不出百年，近只在数载”的故事，所以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作者在编写过程中，以“可喜可悲、可惊可怪”作为标准，因为惟其如此，才能赢得更多的读者，使人读了“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能激起人们强烈的审美情感。

如何评价书中的这些传奇故事？作者称： “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所以“不欲传出”。实际上，作者是决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从作者为自己的传奇作品所作的辩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创作目的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劝善惩恶，哀穷悼屈”。这一点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关于小说社会作用的论述。如果说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慷慨奔放的情感表现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要求，那么不废郑、卫的《诗经》、记述乱贼之事的《春秋》等等都该一概剿灭了。所以作者认为， 自己的传奇故事与《诗》、《书》、《易》、《春秋》一样，都有益于“世教民彝”。看一部作品，不仅要看它写了什么，关键还要看它怎样写。正如汤显祖在《艳异编序》中所说： “得其说并得其所以说，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诡谲浮夸而不离于正。”因此，对于小说、传奇，应该看到它有利于教化这一方面，应采取正确态度来对待作者及其作品。

瞿佑在序文中采取了将经典著作与小说作比较的论证方法，实际上是在宣称小说与经典著作一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二百五十年后，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也强调小说的教育意义远在四书、五经之上，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在礼法森严、儒家经典至上的封建社会里，瞿佑和冯梦龙的这种观点的提出是惊人的，在文学理论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