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自治”运动

民国以后，内蒙古在行政区划上经历了两次变动。1915年，北洋政府将内蒙古的绝大部分划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1928年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决定将上述特别区改为行省。1935年前后，内蒙古共有六个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两个特别部(呼伦贝尔部、察哈尔部)、四个特别旗(土默特旗、阿拉善霍硕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依克明安旗)和一个牧场(达里冈崖牧场)。这些盟、部、旗分属于热河、察哈尔、绥远、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七个省。内蒙古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曾长期担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战后回忆道：“在地政学上看，内蒙古地区在东亚大局中占一个重要地位。内蒙古是中国本土与‘满洲国’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利害交叉点。”^[1]“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征服“满洲”,即意味着征服内蒙古的开始，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1932年3月12日，日本内阁通过《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对于满蒙，力求在帝国的支持之下，使该地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各种关系上体现作为帝国生存的重要因素的作用。”“由于满蒙的现状可以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成为一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应逐步诱导，使它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实质。”其目的在于“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不允许有外来捣乱行为”^[2]。
1933年春，日军占领昭乌达盟和热河省全境后，整个内蒙古东部沦为日本的军事统治范围，内蒙古西部则直接暴露于日本的进攻矛头之下，日本侵略者自1933年起将进占内蒙古西部作为“内蒙工作”的重点。“内蒙工作”实施的第一步是寻找傀儡和代理人。按照先以察东和锡盟为施策目标的侵略方针，日本侵略者在察东扶植李守信，在锡盟拉拢利诱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是年初，李守信在通辽特务机关长田中玖的策动下，投靠关东军。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要求李守信同日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李守信说：“关东军送你子弹22万发，手提机枪15挺，韩林春步枪25支，到奉天兵工厂去提取。另外，送你3万元。”^[3]3月，田中玖任命他为“热河游击师司令”。5月，关东军为稳定伪满洲国西南部与察哈尔省相接的“国境”地带，指令对李守信加紧进行工作，并指导该军按照既定方针，在察哈尔东部一带扶植亲日“满”势力，同时逐步使其势力向乌珠穆沁方面扩张。从此，关东军正式利用李守信的伪军向内蒙古西部扩张，并任命他为“察东警备司令”。8月，李守信部占领察东重镇多伦。此后，多伦成为关东军侵略内蒙古西部的军事据点。1934年1月，日本陆军参谋部决定了《对察施策》,规定施策目标先定为察东锡林郭勒盟，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向西扩张范围。其方法以经济、文化为主(发展交通、开展贸易、开发实业、设立善邻协会等),继之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工作(建立蒙古军、巩固蒙古自卫军、设立通讯谍报机关等),使蒙古人于不知不觉间亲日附“满”,从而有利于“满洲国”的统治与国防，并使之成为对华北和外蒙施策的根据地。其施策任务由关东军领导下的特务机关实施^[4]。9月，关东军将多伦划为伪满洲国“察东特别自治区”,任命李守信为行政长官。“察东特别自治区”在日本人看来是“坚实的内蒙工作据点”^[5]。
与军事上侵略察东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又在政治上策划分裂内蒙古。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制订《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提出要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于是开始了在内蒙古王公中物色和培植其代理人的工作。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本侵略者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林郭勒盟盟长索诺木拉布坦(即索王)为主要对象的。但索王对日人存有戒心，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日本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而对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很感兴趣。早在1930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右旗以及贝子庙、浩特济左旗进行活动。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官英佐在扶桑馆请其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以迎合、煽动德王。1932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石根函介笹目到苏尼特旗“游历”,笹目到后却冒充喇嘛，长期潜伏在德王领地做谍报工作。德王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一心想建立“蒙古帝国”,欲利用日本人在内蒙古西部扩充自己的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德王看到南京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乘机向南京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1933年7月26日，德王和乌兰察布盟盟长云栋旺楚克(即云王)在绥远百灵庙共同倡导召开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8月，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开始对索王和德王进行策反工作。9月28日，德王等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内蒙古“自治”会议，向南京政府提出实行高度自治的要求。1934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内蒙古设立推行自治的组织机构，派何应钦为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选云王为委员长，索王和沙王(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为副委员长，但实权掌握在秘书长德王手中。这样，德王就成为日本拉拢的主要对象。日本对于内蒙古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威迫利诱阴谋，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或在它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当它对内蒙古西部蒙旗王公以“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之后，又改用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动的口号。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德王发动内蒙古“自治”表示祝贺，要德王“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随后，关东军送给德王200支捷克式新枪和一些套筒式旧枪。是年秋，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来到苏尼特旗，拉拢德王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德王说：“你进行蒙古工作怎样？有没有困难？如有困难时，可向我说，我当尽力帮助。”^[6]是年冬，德王指使其亲信宝贵廷同李守信勾结，在内蒙古东部(伪满洲国境内)秘密招兵，并得到关东军的支持。不久，经德王准许，驻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宍浦直德在德王家乡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和架设电台。从此，德王和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关系。
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研究和策划插手华北和内蒙工作问题。4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参谋田中隆吉和蒙事处第二课长石本寅三会见德王。田中表示：“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7]是年夏，日本大使馆北平参赞渡边渡要求德王加强日蒙之间的合作，不必再和南京政府打交道。关东军为进一步拉拢德王，送其飞机一架。满铁株式会社总裁赠给德王整套的电影、照相和放映机一台。7月25日，关东军制订《对内蒙施策要领》,其方针是：“关东军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及为此作准备的平时诸项工作，并以便加强满洲国的国防和统治安全为目的，先图扩大强化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8]在施策要领中，对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交通政策、经济工作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随后，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少将亲自出马拉拢德王。他偕同第二课长石本寅三大佐、参谋田中隆吉中佐等，于9月18日乘专机抵达乌珠穆沁右旗，在索王府与德王密谈，德王说：“前次田中参谋前来我旗，曾提到帮助我们建立‘蒙古国’的问题，我们很喜欢，希望日本帮助我们早日实现，并把东西蒙合并起来，完成蒙古独立建国。”板垣表示：“蒙古独立建国，我们日本是愿意帮助的。”^[9]12月，德王抵达长春，拜见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并同板垣和田中隆吉等就所谓“日蒙合作”进行具体会谈。德王表示不满意“满洲国”处理东蒙各旗的办法，希望日本能帮助内蒙先搞一个“独立”的局面，再帮助蒙古“建国”。板垣答复道：“好，我们尽量帮助你们，先送给日币50万元。”田中接着说：“还给你们5000条枪，作为扩充军队之用。”^[10]12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伪军李守信部占领察东张北、沽源、宝昌、康保、商都、多伦六县。至此，锡林郭勒盟十旗和察东六县陷入日伪魔掌之中。1936年1月，德王以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驻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任命卓特巴扎布为“察哈尔盟盟长”。这是日本侵略内蒙古西部的一个重要举措。日伪控制了察东，为建立伪蒙政权和侵略绥远打下了基础。
日本策动德王的事实，南京政府很清楚。1935年夏，南京政府连续接到傅作义、阎锡山和宋哲元关于德王计划成立独立政府的密报。1936年1月18日，戴笠派驻张家口的特务获得“德王现已宣布自治，改年号为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应为七百三十一——引者)年，以红黄蓝白色旗为国旗，伪首都设张北”的情报^[11]。在此紧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先发制人，指责德王分裂国家。为防止内蒙古西部被德王夺走，于1月25日下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听命于南京和绥远省的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的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绥境蒙政会以乌、伊两盟和土默特旗为管辖区域；察境蒙政会以锡、察两盟为管辖区域。绥东四旗并入绥境蒙政会管辖。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因此，德王亟需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于是开始了筹建“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活动。2月12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大蒙古包中仿效成吉思汗大祭仪式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名义宣读誓词，决心“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12]。日本驻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宍浦直德等参加了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前来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会议推举德王担任“蒙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日陆军省担心关东军的侵略行为过于显眼，为避免不必要的国际纠纷，要求其在全面吞并内蒙古西部的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主要通过特务机关及顾问控制德王。日陆军省制定《对内蒙措施实施要领》,规定对内蒙目前工作范围为锡盟、察盟、乌盟及阿拉善地区，使中国政令达不到这些地区。关东军对内蒙古军政府的指导，应依靠隐蔽和内部进行工作，主要通过特务机关进行，以最小限度的日人顾问团等辅佐之。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以亲日“满”为基准，以建设蒙古人的蒙古为根本。
伪蒙古军司令部地处偏僻，不足以扩大“独立”的影响，因此关东军极力怂恿德王将其改为“蒙古军政府”,迁往他处。2月21日，驻百灵庙的蒙政会保安队一千余人因不满德王的投日活动，在绥远当局的策动下，由保安科长云继先等率领倒戈投向傅作义，使德王苦心经营的武装瓦解，德王由此对傅怀恨在心，决定正式打出“蒙古军政府”的旗号，公开建立“蒙古国”。4月24日至5月1日，德王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主持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出席了会议。田中向与会的王公总管们表示：“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蒙古独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13]并将他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支分赠给各盟旗，有实力的王公每人一支，以资拉拢。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选举，选出云王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为副主席。云王希望德王多负实际责任。5月12日，“军政府”在化德县嘉卜寺粉墨登场。德王在成立典礼上表示，该政权的成立“是为蒙古建国之前，作好进军之准备，积极从事训民养民，扩充兵力，以谋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援助下，驱逐党阀，实现蒙古建国”的目的^[14]。成立大会上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纪元七三一年的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田中玖、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参加了成立大会。今村祝贺“蒙古军政府”的成立，并强调日蒙亲善，协同一致：完成“蒙古军政府”所负之使命。云王、索王和沙王以正、副主席名义，任命德王为总裁，负实际责任掌握军政大权。伪府成立表示，内蒙古脱离中国隶属走上“独立”道路。这样，德王终于公开背叛祖国，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道路。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扩充伪蒙古军。兵源除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东三盟各旗招来的新兵外，又从锡、察两盟的各旗征来一批新兵。至1936年8月大致编制完成两个军共八个师，另有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宪兵队。以德王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统率五、六、七、八各师；李守信为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总兵力约一万余人。“何梅协定”签订后，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策动王英组织“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收罗土匪、流氓、失意军人约三四千人，编为五个旅，也编入伪蒙古军。这些军队，连级以上都有日本顾问官，是蒙汉伪军的实际指挥者。关东军补给伪军全部武器装备，承诺给德王每月3000万日元，战时补助讨伐费30万日元；日本令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关东军一面帮助德王扩编内蒙古伪军，一面鼓动他在“外交”上“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15]。德王于6月偕同李守信等人再访问长春，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与伪满外交部缔结所谓“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蒙满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派遣玉春为驻伪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为驻满代表。这样，伪蒙、伪满双方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德王又按照关东军的旨意，派伪军政府外交署长陶克陶赴冀东，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会商，双方政权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所谓“蒙冀协定”。这样，关内外三个傀儡政权连成一气，汉奸、蒙奸融为一体，共同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走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