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的商业和贸易

抗战爆发后，中国大量战时所需物资有赖进口；另一方面，有效组织农矿产品的出口，是中国易货偿债和获取外汇收入的主要手段，因而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政府深知我国欲将持久制胜，势非控制资源，管理贸易，不足以巩固财政金融基础，而供应长期抗战之要需”^[1]。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及《出口货物结汇领取差额办法》,《进口物品申请购买外汇规则》等文件，采取了鼓励和统制相结合的政策。尤其对于大宗出口货品的桐油、猪鬃、茶叶，国民政府分别设立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经营。矿产收购出口则由资源委员会经营。制约进出口贸易的因素很多，由于抗日战争形势变化迅速，尤其是沿海口岸被日本封锁和占领后，经过法属越南的滇越铁路，以及受英国控制的滇缅公路，成为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国际通道，这两条通道都曾因法、英当局对日妥协退让而中断过。因此，这里主要考察1937年—1941年间中国外贸及出口情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进出口贸易实施了鼓励和控制相结合的政策。

1937年—1941年主要进出口商品位次表

单位：百万元

资料来源：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五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9、730页。
1938年，政府机构调整时，行政院将对外贸易机关划归财政部管辖，并成立贸易委员会掌理其事，同时将实业部所属之国际贸易局亦归并该会。贸易委员会会同经济部等部门，一方面管制输入，为“增强抗战力量，故凡与抗战无关不急之需，皆应或减或禁，以节外汇”;另一方面，促进输出，其目的“一在保留必须物资于国内，俾军需民用不致匮乏，且禁止各种物资偷运济敌。一在输入剩余产品于国外，求国际收支保持平衡”^[2]。
为推销国货换取外汇，贸易委员会与中外出口商行协助合作；该会还在商行不愿购买时，定价收购土货外销。1938年4月，先后颁布《商人运货出口及应结外汇办法》《出口货物应结外汇之种类及其办法》。近因国际市场不振，货价下跌，致出口商人滞销，转而影响生产；复因公定汇率低于黑市，结汇商民要求补偿，四川、湖南、广东等处同业公会曾提出此类请求。由于外汇法定价格不能变更，出口税也已酌量减轻。贸易委员会遂于6月末向有关商行提出了减轻出口成本以促进土货外销，并调整土货市场，以维护国内生产^[3]。
贸易委员会成立后，通过调整输出业务，管理出口外汇，主办统购统销，管制进口贸易，协助后方生产，抢购战区物资，协助货物疏运等多项措施，实现了对商业贸易的垄断。国民政府战时外贸统制制度的确立推行，为中国换取了大量必需的军用物资、工业设备和日用必需品等，既增强了国家抗击日帝侵略的实力与信心，又促进了后方工业基地的建设，从而对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在后方地区，由于产出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日用必需品供销的干预统制。
1939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在各省市成立平价委员会，就地方政府所指定之日用必需品，按照产运成本及合理利润，分别评定其价格。为了进一步疏通物资来源，取缔居奇囤积，当年底国民政府又决定垫付资金采购物品，批发给商人销售，同时限定零售价格，即以限制利润的方式间接管理物价。遂相应颁行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以规定最低价格购进货品以促进生产，以规定最高价格出售货品以保护消费，批发利润以5%为限，零售利润以20%为限。又颁行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由经济部和其他有关机构，调查了解各主要城市日用必需用品的存货和销售情况，参酌其他因素，规定公平价格，要求商人照价售货，对不按规定价格出售且囤积者，则予以警告直至依照公平价格强制收买货品，以维护正当利益，取缔不合理所得。
与上述两项方法相应的，经济部分别指定了应施行平价和取缔囤积之物品种类，设平价购销处，下设服用、粮食、燃料、日用品等部门。平价购销处的平抑市价所需经费，系由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以贷款方式提供，第一期为2000万元，并先拨800万元应用。在平抑燃料价格方面，1940年2月平价购销处获得寸煤垫款110万元，可购煤斤38200吨；另获得流动资金37万元，每月购入煤斤52000余吨，委托燃料管理处承办平抑煤价，首先向各机关和各用煤大户接济供给平价煤斤。在平抑纱价方面，平价购销处委托农本局福生庄代办门市业务，按规定牌价1760元售纱。经济部对此专门颁行过《取缔棉纱投机买卖办法》,尤其对棉纱的期货交易及非同业买卖，严行取缔。平价门市业务逐步扩大，进而开展平价批发业务。其他日用品方面，则于1940年拨专款200万元委托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等在上海采办货物，其中购得布匹便有100箱，另在后方产地收购土产，辗转运回重庆等城市，平价供售^[4]。还组织人力查缉囤积未售之货物，给价收买，然后平价配售，以满足市场需要。
国民政府在后方地区几乎把大部分日用物品均列入了取缔囤积、限定利润的范围^[5],但是，平价购销处主持的平价措施收效并不显著，重庆等后方城市的物价涨风难以遏止。如对煤矿生产难以做到彻底统制，矿商、煤商对官方的煤斤平购政策多有阻扰抵制，因而即便在重庆市也无法维持普遍销售平价煤市。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重庆每担粒煤市价便上涨了11%,岚炭市价上涨25%,缸炭市价上涨20%。棉纱平价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因平价纱售货有限，无法满足需要，且受香港、上海、云南等地纱价涨风的影响，棉纱投机活动严重，平价措施难以奏效^[6]。1940年3月上、中旬之际，重庆、成都等后方主要城市米价飞涨，每担市价由40余元涨至60余元，涨幅达50%,煤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也迅速上涨。为此，蒋介石在3月16日致经济部、四联总处、农本局和重庆市政府的代电中提到：“政府日日宣言平抑物价，今乃并此民生日食最需要之米谷，亦复愈平愈高，将何以对人民？……又查渝市燃料及其他日用物价，在旬日以来，亦皆逐步飞涨，与经济部、市政府迭次所报平抑情况完全相反，究竟是何原因？政府当局有无实行取缔？及现在有无有效处置办法？并仰据实具报，不得专以纸面粉饰。平价购销处规定资金，曾否拨付？该处现由何人主管？如何办理？并仰详报。”^[7]在蒋的督饬下，有关部门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1940年6月22日，重庆市日用必需品公卖处开业，先实行米盐两种物品之平价公卖，米价每斗3元7角，比市价便宜1元，盐价每斤2角3分。每天约售盐800斤，米50担。7月2日另开五处，并由经济部燃料管理处尽量供给煤炭^[8]。1940年8月16日，行政院还颁布了取缔囤积居奇的命令^[9]。这些措施执行之处不无成效，得到各方的好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基本日用品供应严重不足的困难，相应的监控和调节体制也存在诸多漏洞。
在粮食市场方面，1934年财政部曾在上海设立粮食运销局，代购洋米以充军粮。后又有华南米业公司之组织，以冀树立近代化的粮食运销制度。1936年9月，设立农本局，内设农产、农资两处。抗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农产调整委员会，1938年2月归并农本局，改设农产调整处。凡战区粮食抢运、军粮供应、贷款发放，均由农本局调度。在粮食购销方面，农本局设有福生庄，专门从事粮食及花、纱、布的购运，尤其在四川、贵州和陕西粮区设分支庄，购入粮食后，运至消费中心地点储存。另外，农本局还曾出资500万元，另由湘、鄂两省银行共贷款500万元，与第六、九战区粮食管理处一起实施了购运两省存谷，至1939年底，共购谷1,185,365市担；另与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在该省办理购粮业务。农本局还向有关部门提供用于购粮的专项贷款^[10]。
随着市场价格波动日趋加剧，供应紧张，国民政府对军公食粮的供应采取了平价购领的政策。1941年规定中央公务员及其眷属(本人连眷属以五人为限)每人每月得购领平价米2斗，每斗收基本价款6元。次年10月起进行调整，对中央公务员食粮均按人及年龄免费配发，不收基本价款，凡31岁以上者月领米1石，26岁至30岁者为8斗，25岁以下者6斗，工役一律6斗。至于省级机关公务员，则按照中央公务员之例配给平价米，每斗收基本价6元。县级公务人员之食粮则由各地自行酌情筹办。
至于一般民用食粮，抗战之初政府并不干涉其买卖，仅在少数重要城市视需要办理平价供应。1941年在实行田赋征实征购的同时，国民政府在大部分省份向市场投放食粮，以供调节民食。计1941年度在川、滇、黔、粤、湘、浙、皖、赣、闽、桂、康、鄂、宁、青、绥、甘等十六省，共拨谷9,002,000余市石，麦208,000余市石；1942年度川、滇、粤、湘、浙、皖、赣、闽、桂、康、宁、绥、甘、陕等十四省，共拨谷8,426,000余石，麦139,000余市石^[11]。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组织投放大量的粮食，诚属不易。
同时在打击粮食的囤积居奇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为最强硬，规定非经营商业之人，或非经营粮食业之商人，购囤粮食营利者；经营粮食业之商人，购囤粮食不遵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售出者；粮户或农户之余粮，经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出售而规避藏匿者，均以囤积居奇论，最高处罚可处以死刑。而需粮民户存粮超过3个月以上需要量，而未依法令向粮食主管机关陈报者；需粮之公私团体存粮超过2个月以上需要粮，而未依法令向粮食主管机关陈报核准者，均将被没收其超过量^[12]。
但是，总体来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后方地区的粮食市场供应紧缺、价格腾涨的情势非但没有根本缓解，而且日趋严峻，不仅直接关乎整个大后方日用物品普遍紧缺、价格失控，还发展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民众与政府有关当局关系的紧张。
此外，对于一些重要商品，国民政府还实行了具有垄断性质的专卖制度。1941年4月，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孔祥熙等人提出的《筹办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该提案中指出，“专卖制度系由政府管制产销，保障生产运销者之合法利润，而使消费者不增加过分负担”,其目的在于“促进生产，促进消费，调节物价，安定民生”。并认为施行专卖制度，可以“抑制豪强，充裕国用”,有利于国计民生。该案提出政府专卖先从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试办^[13]。财政部随即设立了国家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从事研究及设计。经过半年多准备，除烟、酒两类专卖暂缓实施外，其余盐、糖、烟、火柴四项物品，分别指派专员负责，渐次实施专卖制度。专卖制度除能增加国库收入，还有助于平定市场、改进品质、调剂盈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