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两个阶段。“五四”前是启蒙运动的性质；“五四”后，这一性质虽仍然存在，但是，它已增加了新的因素，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综合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来看，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他在1918年的几篇论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还只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的话，那么，他在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了。李大钊这时已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号”^[1]。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从“马克思研究号”出版以后，《新青年》曾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
著名的国民社出版的《国民》杂志，在“五四”前并没有发表过专门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在“五四”后，这类文章增多了。例如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登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的译文；第2卷第2、第3号连载有《马克思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译文；第2卷第4号载有《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等。
除《新青年》、《国民》外，许多报纸的副刊也从不同的角度大量登载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晨报》副刊是在1919年2月7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实现改组的。改组的第一天，就登载了李的论文：《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和无血的社会革命》。论文指出：“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
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开始。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预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说：“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在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1919年5月5日)的时候，李大钊不但在《新青年》上编了一个“马克思研究号”,而且也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了五篇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
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19年8月7日至11日，副刊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有一个猛烈的发展，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1919年内)达数百种之多。在这些新刊物中，不断出现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言论。
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同时，实用主义也在中国流传开来。由于杜威亲自来华宣讲^[2]和胡适的鼓吹，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很时髦的思潮，不仅被引进到学术领域，也被引进到政治领域。
胡适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提出了他的政论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以教训的口吻说道：“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文中说的“这种主义”、“那种主义”,主要是指的马克思主义。
胡适的挑战引起了李大钊的反击。李在《每周评论》第35号(8月17日出版)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并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
在“五四”当年(1919),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还有一些国民党人，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但是，他们都是三民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可以避免阶级斗争，中国革命可以举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他们虽研究和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学说，却只是徘徊在门口而未登堂入室。而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他们不仅却步不前，而且站到它的反面去了。
在“五四”当年，真正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是李大钊等少数几个人，在青年学生中则几乎没有^[3]。
不可否认，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在当时已成了时髦的名词。在1919年出现的不少刊物上，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或数篇专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多数青年学生都还没有科学的了解，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当时除科学社会主义外，以下各种学说都是被当作社会主义流派介绍到中国的：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等。
学说流派，五花八门，使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眼花缭乱，莫知所向。这种情况，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4]
在各种新思潮中，对青年学生影响最大的是互助论、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把以上各种思潮加以综合提炼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主义”^[5]。这种主义，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王光祈最初的设想，是想仿照日本的新村，在北京郊区建设“菜园”,企图通过一种美妙的没有剥削的菜园子生活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
但是，知识分子既无土地，也不熟悉农村生活，“菜园”的空想无法实现。王光祈不得不把这种“新生活”移植到城市中来。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并把这种城市“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这个倡议，受到思想、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列名为募款发起人的有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
这样，在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于1920年上半年，就出现了一场工读互助运动。北京的互助团建立有四个组，此外，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也先后成立或筹备成立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实行公有制，“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它的理想社会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们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的社会”^[6]。
工读互助团的理想是很美好的，但却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一群血气方刚的激进青年，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都躲进工读互助团这个美妙的“世外桃源”过着共产生活，这能够行得通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不科学的理论或措施，不论它是怎样用激情，即使是带有群众性的激情伴随着；不论它是怎样地受到鼓吹和赞扬，甚至是由衷的歌颂，都不可能逃避失败的命运。工读互助团运动由于它的空想，仅仅几个月就暴露出经济危机、人心涣散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并导致它的失败。中间，这种激情表现的最高昂、步子迈得最猛的，它矛盾也就暴露得最早、最严重，失败的也就最早。北京互助团第一组就是这样。第一组解散后，第二组也跟着解散。大概第三、四组还继续了几个月，但没有多久，也就销声匿迹了。至于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到1920年下半年也都进入尾声，有的则还在筹备期间便无下文了。
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思想界，特别是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即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而形成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并以他们为桥梁，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所以在这样的时间形成这样的一种热潮，其因素是：
一、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教育了人们必须追求科学。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胜利。俄国在1917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个政权还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叛乱的困扰，那时还不能说这个政权是巩固的，因此中国人所听到的俄国革命的消息也是纷乱的。1919年下半年，盘踞在远东的高尔察克军被消灭，局势稳定下来了。到1920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在全俄巩固了。这就使中国人民不仅产生了希望，也看到了榜样。
三、和上面一个因素相联系的情况是：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就正式对中国发布了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但由于俄国当时被封锁，这个宣言直到1920年3月才传到中国。这给了中国人民以很大鼓舞。三四月间，全国三十一个社会团体，都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谢电。
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六三运动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各界人民对工人阶级非常重视，“劳工神圣”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在日益加强。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和学生比较广泛地纪念“五一”劳动节，上海和北京的纪念规模都是相当大的。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隆重地纪念“五一”劳动节。《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蔡元培、孙中山都为该号题了字。蔡元培的题字是“劳工神圣”,孙中山的题字是“天下为公”。除名人题字外，还约了十三位工人题字。该号还发表了各国劳工运动情况的介绍及国内北京、天津、南京、唐山、山西、江苏、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许多调查报告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写成的。这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已经开始结合，因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深入工人群众，这些调查报告是写不出来的。
五、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包括列宁的一些著作，在这时也开始流行。
六、中国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引起了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1919年3月成立)的重视，因此在中俄交通已经打开的时候(1920),便急速派代表到中国了解情况并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
基于以上各种因素，这样，到1920年下半年，在新文化运动著名领导人陈独秀及李大钊等的发起下，上海、北京等地便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组织，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