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的德治观

“德”的观念起源于西周，它的内涵极其丰富，几乎包罗一切美好的品行，是一个融信仰、道德、行政方式、统治政策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一开始便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和自律的标准，要求统治者对天、祖要诚，对己要严；与人为善，对治下之民要爱护，以“保民”为己任。这样，才能有资格享受天命、统治人间。儒家在继承西周之“德”的基础上，又对之进行了补充和改造，一是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众支持的最关键途径，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两个方面；二是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它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及法律，是区分“仁君”与“暴君”的准绳，是治理国家的圭臬。当然，象周公一样，儒家主张德治，并非完全否认刑罚的功用，而是视刑罚为德治的辅助手段，刑治是德治的补充。
(1)以德去刑。
儒家认为最有效的统治手段莫过于以道德礼义来化民向善。孔子强调对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期望通过“德治”来达到“胜残去杀”的目的，实现“无讼”的理想，所以他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论语·雍也》)认为预防犯罪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施道德教化，这与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论是针锋相对的。孔子是个教育家，与功利薰心的政客不同，他更多地是从思想领域去追寻犯罪产生的根源，并将犯罪预防归结为思想驯化和引导问题。在这一点上，孟子与孔子并无什么不同，所以他也主张“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而孟子提倡的“仁政”要求的是“以德服人”,若通过刑罚威吓来预防犯罪，那叫“以力服人”,与“仁政”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荀子是性恶论者，但他也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而“化性起伪”的方法既可以是教化，也可以是刑罚。荀子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法家的一些观点，使之更能迎合统治者的口味和现实需要。
(2)德刑并用。
我们说儒家不重刑罚，主要是与法家相较而言。其实，儒家从未说过刑罚对治理国家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恰恰相反，他们同样认为刑罚必不可少，是推行“德治”的可靠保障。郑国的执政子产临终前告诫他的继任荀子大叔说，“以宽服民”的德化其实是很难实现的，所以主要应该以“猛”来屈民，以刑杀来预防犯罪。子大叔执政后，不忍猛而行宽，以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子大叔这才遵循子产遗教，改弦更张，兴兵攻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孔子听到此事后，额首称快，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在这里，孔子宽猛相济、德刑并用的主张坦露无遗。孟子也认为：“德善不是以为政，德法不是以自行。”(《孟子·离娄上》)道德与法律各有各的功用，不应偏废其一，而应结合起来进行运用。荀子则将“明礼义以化之”与“重刑罚以禁之”相提并论，并归纳为“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当然，儒家深知德刑并用的必要性，但也重视两者后果的不同，即德治对人心的影响是积极的，而刑罚则是消极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儒家更青睐于德治。
(3)先教后刑。
儒家倡“仁”,而暴虐的苛政就是“不仁”,酷刑滥杀更与“仁”的宗旨背道而驰，所以，刑杀虽然不能少，但首要的问题乃是实施教化。孔子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只有在实施了道德教化之后，在道德教化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采用刑杀的手段。有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相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说，曰： ‘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 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荀子·宵坐》)不孝本来是孔子最痛恨的行为，但若未先施教化而杀之，则是“杀不辜”。儒家教化的内容，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重在心灵的改造，要求人们严以律己。安贫乐道，与世无争。“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教化成功了，人们自然不再犯罪，刑罚也就可闲置不用。所以，先教后刑最终的目标仍是以德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