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投入

唐代文化艺术的鼎盛，导致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唐人的全面效法，并力图有所建树； 而宋代推行的文官政治，使当时的文人们既扬眉吐气，又胆战心惊。于是，文人雅玩之风更盛，他们的私印当然也在这雅玩之列。
字号印的游戏
除了对唐代以来鉴藏印、斋馆印的效仿和推广，在宋代文人私印中更出现了表字印与别号印这样的游戏性的私印。
应当说，表字印并非宋人首创；早在汉代，私印中就有不少表字印，只是它的样式在当时并不特别，而且多作为两面印的一面，不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宋代文人的表字印倒是别具一格的：首先是在印风上，它迥然区别于当时的求满求密的叠文官印，而纯用唐人的小篆印风，在疏朗之中更见书写的笔意，例如北宋苏辙的“子由”二字阳文表字印，就是这种印风的典型代表；而南宋周密的“公堇父”三字阴文表字印，其小篆阴文印式更是与时风相左的。这种印风在金代人那里依然保持着，例如金玉虚观道士的两方牛角印 “德源” (小篆阴文)、“玉虚丈室老师”(小篆阳文),罗福颐称“此是金代人私印的标准品”,其实更确切地说，这应当是由唐代开创、宋代张扬的文人私印印风在金人那里的延伸。再者，从这类表字印的用途来看，它大多是用来钤盖书画作品的，与当时的鉴藏印和姓名印有类似的性质，这又与汉代用作佩印的表字印相区别，成为后来文人印艺术中姓名字号印这一大类的前驱。
别号印更是宋代文人所钟爱的雅玩之物，在当时极为流行。据陈振濂《篆刻艺术纵横谈》载，欧阳修有“六一居士”印，司马光有“程伯休父之后印”,苏轼有 “东唐宋文人私印坡居士印”,文同有 “东蜀文氏”印，黄庭坚有 “山谷道人”印，米芾有 “祝融之后”、“火正后人”印，辛弃疾有“六十一上人”印，姜夔有“扬周郊、凤仪虞廷”印，吴琚有 “云壑主人”印，郑思肖有 “所南翁”印，陆游有“放翁”印，周密有 “齐周民”印，如此等等，堪称是一个“人人有斋馆别号”的时代。特别是司马光的“程伯休父之后”、米芾的 “祝融之后”之用典喻姓氏，辛弃疾的“六十一上人”是将其姓氏 “辛”字拆碎，姜夔的 “扬周郊、凤仪虞廷”用两个典故暗指“姜”、“夔”二字，更以这种文字游戏制成印章，充分证明宋代文人士大夫对此采取的是一种审美的态度而非实用的态度，诚如陈振濂先生所说：“从中正可以看出别号印并不只是名印的翻版，而是名印的一统天下向艺术印章(具体表现为闲章)转化的新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文人对印章的热情还不止于上述的文字游戏，他们甚至亲手制作印章。沙孟海《沙邨印话》说：“米元章跋褚摹《兰亭》,连用七印，曰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芾、米芾之印，米芾、祝融之后。此法前古所无，后世亦罕见。世传米氏诸印皆亲镌。宋人印如欧阳永叔，苏子瞻、子由兄弟，并皆工细，独米老多粗拙。谓其出于亲镌，亦复可信。”由此可见，一方面，文人尝试亲手制作印章，乃是他们以印章为雅玩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他们的制作技术显然比不上印工高明，这又是当时文人印艺术未能得到发展和普及的原因之一。
金石学的兴起及其对印章制作的影响
两宋时期，作为文人雅玩的一个组成部分，金石辑录考据蔚然成风，汇编古印图谱也已出现。这是后来文人印艺术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使是在当时，金石学的成果也在文人私印的制作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以“赵明诚印章”一印为例，这是当时的金石学家赵明诚的私印，它不仅区别于叠篆阳文官印，也区别于一般文人的小篆私印，而模仿了汉印缪篆阴文五字印式，全然是一种典型的平实的作风，尽管它比真正的汉印要稚嫩得多。我们不能肯定这方印是由赵明诚亲自书写印稿的，但无疑地，它体现了赵氏对汉印印风的认识水平。而南宋的木印“趯”、玉印“卢”,这两方姓名印也同样表现出了对汉印的模仿。显然，在宋代的文人私印中已存在着两种印风，一是对唐代阳文印的模仿，一是对汉代阴文印的效法，而后者与金石学直接相关。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元代赵孟頫、吾丘衍、王冕诸家的两种印风，便不会觉得突兀了。
至此，我们可以对唐宋时期文人私印的印风渊源及其成因作一扼要的梳理：其一，就总体而言，唐宋文人私印印风渊源于隋唐大型阳文小篆官印，是这种官印印风的精致化。其二，唐宋文人私印的发展与当时盛行的书画鉴藏之风以及篆书的艺术化直接相关。其三，这种印风进而与当时的文人“游戏”、雅玩之风以及金石学的兴起直接相关，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则元明文人印艺术的兴起，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