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讨袁活动

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活动，与其筹建工作几乎是同时展开的。1914年初，孙中山召集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商议回国策动起事的军事计划。鉴于当前的形势，陈其美建议暂时避开袁军重兵密布的东南，先从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东北地区建立革命基础。他说：“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之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徒注重南方，而于北方仍不稍加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自悟者也。”因此“谋第三次革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根基，以为犁庭捣穴之计”^[1]。孙中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14年1月派陈其美和戴季陶前往大连设立机关，联络东北各省，继续策动讨袁军事^[2];3月又派夏重民、邓铿等到香港部署南方军事，以为东北声援。
1月23日，陈其美自神户乘船密抵大连，当时在大连潜伏的革命党人有山东的吴大洲、薄子明、刘大同、孙祥夫；东北的刘艺舟、朱霁青、刘纯一、宁武；山西的王庆肇、王殿松及二次革命后到大连的沈缦云等。他们在资金缺乏、衣食不周的困境下正准备举事。陈其美认为起义时机不成熟，一面“力戒大连革命党人不要轻举妄动”^[3],一面致函孙中山“迅予筹款接济”;同时派陈宁等前去运动黑龙江的军队，为配合奉鲁方面发动作准备；并发给宁梦岩手枪二百支，令其带领手下三百余人，活动于公主岭一带，继续扩展力量。此后，他又召集大家商议下步活动计划，决定在大连暂设机关，以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为主点，外与东京总部及各省革命党联络，聚集力量，运动军队，等待时机成熟，“关外一动，南京继之，而江北、山东同时并起”^[4]。
但是，陈其美在东北的消息，不久便被吉林护军使孟恩远所探知。他密报袁世凯说：“陈其美、戴天仇、宁秉然、谢宝轩共同谋乱，扰害治安。”^[5]袁世凯闻悉，大为震动，即命各省都督、民政长令饬所属各营队“严密查缉，勿令煽乱”^[6],并与日本政府交涉，“以陈其美有刺杀商务印书馆经理人夏粹芳等嫌疑，要求引渡到案”^[7]。张作霖奉命向满铁副总裁伊藤大八秘密表示：“大总统有命令，不论用任何手段，都得要将陈其美逮捕。”^[8]日本关东都督府对陈其美等人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对革命党人的行动百般干涉，甚至下令逐客。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革命党人难以立足，开展工作更是困难重重。孙中山了解到东北进行情况，也认为在没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轻率举事，反倒造成不利局面。于是，他密电陈其美，嘱其“暂缓进行”。陈其美见在东北一时难于进展，便将东北举兵事宜划归刘纯一负责，山东举兵事宜划归刘大同负责，交给他短枪四十只，命其编队回鲁。3月15日，陈其美、戴季陶乘船离开大连。
在东北进行的同时，湖南、浙江、广东等南方几省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加紧筹划武装起事。
6月初，中华革命党总部接到贵州的报告，得知袁世凯为提防革命党在湘、粤、桂之间发展势力，将贵州前都督杨荩诚在沪所购大批军械取道湘西运往贵州，调拨给护军使刘显世。总部决定派凌霄秘密赴湘，招集同志及黔军旧属截劫军械，就地起义。凌霄奉命赴常德，计划起事成功，便占领湘西，再图进展，如起事不成，便将军械炸毁，削弱敌人力量。但因准备时走漏了风声，欧阳煜、李贵成、田文魁三党人遇难。凌霄被捕，死里逃生。7月，王伯乔、陈元霆、周永广在浙江台州筹划攻占临海，也因计划败露而被包围。王伯乔等率众与敌军激战，不得脱身，多数人在战斗中牺牲。同月，夏之麒在浙江筹备起事。有人劝夏之麒为自己前途考虑，不要轻举妄动。他当即回答：“诸君为我谋善，然我不更为我四万万同胞乎？”^[9]遂决定加紧在杭垣设立机关，计划7月24日举事。起事发动之前，不幸密设机关被破获，三十余名党人被捕遇难。夏之麒、黄化宙等再次逃往日本。
上述几次准备发动的起事，都因事漏而夭折。二次革命失败后，首次爆发的武装起事，是1914年6月李国柱在湖南郴县发动的。
李国柱字石琴，湖南嘉禾人，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奉孙中山之命回湘起兵讨袁。回湘后，他立即召集同志，重组力量，在宜章、临武、郴县、零陵等处暗设机关，以联络各县驻防军、团防局、警备队为主要策略。数月间，各县的运动工作颇见成效，军中“歃血订盟，誓志讨袁者，日有所闻”^[10]。起事准备日渐成熟，起事地点确定郴县。恰逢汤芗铭正在湖南调动部队，办理守备队退伍事宜。李国柱决定趁部队换防、裁撤人员的混乱时机发动起事。
1914年6月28日，李国柱在郴县组成讨袁军，旗书“中华民国民主孙”^[11],布告远近，宣布讨袁。讨袁军骤起，敌军措手不及，五营营长吴万春当场被击毙。三营长企图调兵抵抗，“而兵不用命”^[12],义军很快占领了县城。袁世凯电令汤芗铭“厚集兵力，迅即荡平”,“勿任乘虚响应，致启燎原”^[13]。汤芗铭迅疾调兵前往郴县一带，但并不能阻止义军的发展。义军一路由邬云陛率领，挥戈北进，“突袭耒阳、永兴，图攻衡阳，声势颇盛”^[14]。另一路由陈广章率领，进兵宜章，在刘延扬等人的接应下，义军迅速占领宜章。
与此同时，雷瀛、雷英等人率众于7月1日在桂阳起兵。雷瀛继李国柱之后，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在湖南策动武装讨袁。他先赴保定，邀雷英一道回湖南，以办理矿务为名，在桂阳城内设置“协记矿务公司”,作为联络各地民军的总机关。他们利用建立县警大队的机会，密选地方壮丁充任警兵，逐渐将县警两连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到粤桂边境的大山中，联络潜伏在当地的一千多民军。雷瀛派人到韶关、坪石一带，向驻军购买枪支装备民军。经过近半年的筹划，组成了以雷英为司令、雷瀛为参谋长的湖南讨袁军。义军在桂阳起事，约定义旗一举，粤桂边境民军即攻占临武、蓝山、嘉禾等县，然后至桂阳集合，南下袭击衡阳。
7月26日，陈校经、陈应品、邓蔚林一路在临武县起事。义军杀官据城。陈校经率队出西门入嘉禾，击毙清乡委员汤勋等数人，占领嘉禾县，随后又率军进攻蓝山。
不到一个月内，各地接踵而起，“各县纷纷告变”^[15]。汤芗铭调集重兵“围剿”义军。汤军营长贾凯率领一路，由耒阳、永兴至郴县，以郴县为根据，扼守东路；团长赵锡龄由常宁出发，以桂阳为根据，扼守中路；营长罗先闿由蓝山进行，“三路会剿，以期包击”^[16]。同时，北洋军王承斌、张福来、伍祥祯部溯江进击，进驻衡州，以便指挥中东两路。汤芗铭仍感力量不足，急电袁世凯，“令饬广东、广西、江西各省一体防堵，俾免溃窜蔓延”^[17]。袁世凯电令广东龙济光、广西陆荣廷“遣得力军队，联络湘军越境协剿”^[18];又命江西李纯“迅饬所属，妥为防堵”^[19]。龙济光派陆军四营由坪石出境，开赴宜章、桂阳一带；派驻防军三营由连县出境，直向临武，援蓝山、嘉禾等地。陆荣廷也派兵入湘增援，以期各路夹击，“剿灭”义军。
在敌军强大的攻势下，义军虽顽强抵抗，但因交通不便，呼应不灵，各路之间缺乏联系，不能互相支援，配合作战，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再加以饷械不足，难以坚持。始则败退于永兴、耒阳之间，后撤往临武、蓝山、嘉禾交界处的部队，又遭宁远、蓝山知事率部伏击。陈校经被捕遇难，其余人多数也当场阵亡。攻占宜章一路，则在敌军的夹击下撤出宜章，曾纪光在战斗中牺牲，余部向广东境内撤退。
雷瀛、雷英一路起兵占领桂阳后，原计划粤、桂民军集合响应，但时隔半月，粤、桂民军仍无消息。经派人急往探询，才知道民军误向零陵方面前进，路遇零陵镇守使望云亭派往桂阳攻击讨袁军的一团兵力。民军不敌，多被缴械，余众败退山区。雷瀛所部正待行动，衡阳镇守使赵春霆的部队一团已开到了距桂阳仅六十余华里的郴州附近。义军基本部队不过五六百人，一部分开赴郴州，途中与袁军遭遇，寡不敌众，顿告溃败。其余部队更觉势单，挡不住敌军的进攻，遂一哄而散。雷英往汉口转赴上海走日本，雷瀛由坪石走韶关，经广州往香港避难。
李国柱、雷瀛发动的武装起义，经过近二个月的激战，死伤二千余人，在袁军几省力量联合进攻下失败了。这是中华革命党在革命低潮时发动的第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枪声，表明革命党人又重新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打破了二次革命后的沉闷局面。
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不久，正值欧战爆发。孙中山认为：“刻下欧州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20]决定乘时起兵举事。经与陈其美、戴季陶、周应时等商议，他改变了最先在东北建立革命基础的方针，转注全力于江、浙与广东三省。遂派“邓铿图粤，夏之麒图浙，复灵兄弟图宁，互为犄角，策划决定”^[21]。为便于统一指挥，又决定在上海设立总部，并派蒋介石和陆惠生前往筹办；同时派遣大批党员回国，调查情况，运动军队，筹备起事。8月下旬，三百多名党员相继从东京、大阪、长崎回国。
8月17日，哈在田等人在江苏南通率先举旗讨袁。革命党人获悉袁军在南通戒备稍弛，哈在田招集吴俊、陈强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恺自尔路瑞康里273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在南通举事，并推选哈在田为总指挥。
17日半夜12时左右，哈在田等三十余人，一部分身着便服，一部分换上日本学生服，暗中携带武器弹药，搭乘吉和轮由上海开赴南通。
翌晨9时许，哈在田一行抵芦沟港时，得知革命党在南通的秘密机关已被破获，原定在港口接应的同志一无所见。港口已戒备森严，港警严密检查登岸同志的行装，当场“搜出凶器”^[22]。哈在田见事已败露，不得不拼死一击，遂掏出手枪、炸弹向港警发动攻击，其他同志一齐发动，击退港警，夺得枪支，整队分三部向城中进发。行至城下，见城门紧闭，革命党人以万死一生之计，以手枪、炸弹攻城，在城下与袁军激战数小时，党人受伤者十余人。此时敌人援兵又至，革命党人力不能支，哈志才、李广生、姚文等相继阵亡，其余二十四人因弹尽被捕。起事在仓猝中发难，迅速失败了。
邓铿回到广东与朱执信商议，由邓铿负责惠州、潮州、韶州、增城、龙门东北方面与香山、江门两处；朱执信负责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恩平、开平、阳江、阳春西南方面。他们决定派革命党人分赴各县，以在南洋、香港、安南、东京筹得的捐款，分头联络绿林，运动军队，待活动成熟，即同时并举，合攻省城，根除龙济光，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
东北一路，邓铿派邓国平负责增城、龙门，洪兆麟负责惠州，陈景桓、林景云两人负责香山，约定10月27日同时发动。
10月27日，邓国平集众于增、龙，如期发动。但本已答应同时举事的两营军队临时变化，拒不响应。义军击溃驻军一连后，改变计划，转攻东莞、石龙。在东莞与敌军激战一日，义军因子弹已尽，又得不到石龙增援，遂败。
洪兆麟在惠州运动军队，驻军两营长应允相助。绿林听说有军队相助，也想起义。10月27日，洪兆麟欲率部发动，与增、龙呼应，但驻军不应，举事受阻。11月1日，洪兆麟赴三多祝集众，号称万人，直取平山，实际上义军只有枪一千余支，又缺乏子弹。在平山附近，义军前锋遭到敌军伏击，死伤甚众。11月2日，义军向平山发起总攻，洪兆麟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部队冲锋，不幸中弹负伤。11月3日，龙济光所派两营援兵到达平山。洪兆麟本约定由陈景桓、林景云举香山之众前来增援，但陈、林二人因炸药案在香港被捕，不能按期发动。义军孤立无援，弹药已尽，被迫退至三多祝。洪兆麟伤势日重，邓铿派邓国平前去代洪指挥。但没等邓国平到达，三多祝的义军在敌军的夹击下已经溃散。
因内地信息不通，朱执信不知东北路成败如何，决定派邓子瑜在博罗起事，以番禺、花县、清远、南海、顺德之众响应。11月3日，邓子瑜集众一千余人，在博罗附近狗仔潭举事，与从省城调往惠州的敌军遭遇。义军见其势大，料不能敌，便转赴增城。但增城守军已有准备，义军见难以攻城，遂各自散去。
11月10日，朱执信、陆领在南海、顺德起兵响应，率领数千人，进攻佛山，与佛山敌兵钟子材部及济军李嘉所部遭遇，“彼此相持，枪弹如雨”^[23],自半夜战至天明。11日，敌军三千人由省赶到，义军以主力移向火车站迎击，击毙敌军三百余人。下午敌军增兵，义军相持至午后3时，收兵退驻张槎，夜间又转移至沙坑。13日，义军在沙坑拟集大都、濠滘、沙岗等处各队再攻佛山。但敌军贺文彪率部进攻沙岗，打破了义军集中的计划。此时，龙济光又调重兵集中佛山附近，会同原驻军合攻义军。义军急忙向各县求救。但此时博罗之军已散，花县刘济川集众三千余人，苦于经费不足，离去半数，又为谣言所惑，其余亦归散各处，附近几县皆不能发兵增援。义军人困马乏，饷械已竭，虽“党人不顾一切，奋勇向前”^[24],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
高山一路，朱执信委李海云、林拯民负责，另由陆志云、许国平往电白县策动。李海云等闻佛山已起事，聚集绿林及退伍士兵准备发动响应。但中途因办事机关被敌人破获，林拯民等十余人被捕，不能应时起兵。先期到达电白县的陆志云不知高山事变，仍决定11月16日举事，进攻电白城。义军虽有三千余人，但发难时有枪者不足二千。陆志云为防备省城驻兵及邻省兵自东面来增援，先以一千余人据守东方之白花山，而以数百人夜袭电白城。在陆志云的策动下，城内陆军营长林成登已约定反正，乡团警察皆同情义军。17日晨，内应陆军开门迎义军进城，义军占领城内各衙署，出告示安民。城内“商民皆燃炮竹、竖旗，表欢迎意”^[25]。18日夜，陆军营长林成登中途叛变，领所部进城后直奔县署司令部，假意要见司令取襟章，进县署第二道门时，便向义军开枪。义军急忙应战，同时派一支部队绕道去夺济军枪械。两军遭遇，激战至天明，击毙济军连长一名及数十名士兵。驻白花山部队知城内有变，急忙前来增援，路遇敌军拦击，因而不能入城。城内义军连续奋战两昼夜，弹尽粮绝，又无增援，只得放弃县署，退到白花山、望夫山一带。他们凭借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在此连战十余日，敌军死伤数百，义军伤亡也不小，守住了阵地。他们在广东讨龙之役失败的情况下，保存了这支力量，等待新的机会到来，再度举旗起事。
与江苏、广东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东北、江西等地革命党人也在积极策动武力讨袁。1914年7月，邱丕振在东北组成关外讨袁军总司令部。9月，邱丕振以关外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借券，筹集军费，准备起事。借券写明：“袁贼无道，本司令兴师问罪，伐暴救民，军需不足，不得不就地筹措，以充军用。”^[26]讨袁军联络绿林数百人，计划先攻下昌图，以南满为根据，然后第一军占领营口，第二军占领安东，第三军占领铁岭。9月5日，邱丕振以昌图敌军戒备甚严，拟改攻通江口。但敌军先闻风声，迅速调集各路巡警赴通江口要道，“扼要设卡，以图邀击”^[27]。这天又逢暴雨，各路讨袁军与绿林不能按期会合。9月6日，讨袁军驻孙家站机关被破获，整个讨袁计划由此而失败。邱丕振一路刚刚失败，活动于本溪的革命党人紧接着又发动了起义。9月8日革命党人联合绿林，树起讨袁军旗帜，向县署警署进攻^[28],迅即占领了本溪县城。义军捣毁衙署，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省中闻知，即派重兵“驰剿”。义军力量单薄，又无支援，很快就被击败。零散的义军多潜入抚顺境内十金寨地区。陈中孚、刘廷汉继续联络绿林，策动矿区工人共同起事，谋再进攻本溪。但此事为抚顺县知事侦知，刘廷汉等人不幸被捕，起事又遭顿挫。
在徐州方面，韩恢于9月1日在宿迁颍口一带联络绿林，集众八百余人，高举讨袁军大旗，发动起义。义军初发，声势颇大，当地知事惊恐万分，急忙向省中发电求援说：“该处兵力单薄，民穷思乱，风声甚为吃紧。”^[29]徐州即派兵增援，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在上海方面，由范鸿仙主持，运动上海及附近的北方部队。范鸿仙等人通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运动北军过半”^[30],准备以此力量攻取制造局。但走漏了风声，范鸿仙于9月20日被刺身死，革命党人前功尽弃。12月，江西南昌革命党人筹划运动省城驻军、退伍士兵组织决死队^[31],1915年1月范玉田、张拱民在江苏南通再次筹划起义^[32],同月，广东刘光、蔡苏在横江组织讨袁军筹备起事^[33],都因事泄，半途而废。各地起义纷纷失败。孙中山利用欧战爆发之机，在国内重组力量发动武力讨袁的计划，再度受挫。
1915年1月，中日交涉事起，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孙中山召集会议，分析时局，商议对策。与会同志认为，“二十一条”交涉势必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其一，袁世凯政府拒绝接受“二十一条”,日本为达到目的，必将以武力迫使袁政府就范。袁政府外强中干，又失民心，不堪一击，那时由谁出面支撑政局难于料定。其二，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必将激怒国人，引起全国上下的反袁怒潮。若出现前一种局面，应采取的策略是“待时机之到来，一旦机会成熟，便随时起事，不可踌躇”^[34];若是后者，则应“乘此趋势，一面非难日本之要求，一面极力攻击袁政府此次措施，大力鼓吹反袁，使中国人心更加激烈。同时努力怀柔民心，待时机成熟后，再举旗起事”^[35]。中华革命党总部决定，在“二十一条”交涉之时，进一步揭露袁世凯卖国称帝阴谋，再次发起武力讨袁的高潮。
1915年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发布第八号通告指明：“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要求夫己氏，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36]通告向全国人民揭示出“二十一条”交涉与袁氏帝制阴谋的关系，号召人们“不为浮言所动，不为外表所摇，本坚忍不拔之精神，冀除卖国之蠹”^[37]。4月9日，中华革命党又发布《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指出袁世凯企图让日本政府援助其二事，一、称帝，二、平“内乱”,袁氏为达此目的，终将承认“二十一条”。因此，“党人于此际，除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外，再无可以容喙之余地”^[38]。告国人书发布一月后，袁世凯正如党人所预料，基本接受了“二十一条”。顿时，举国激愤，国内掀起一股巨大的反日爱国热潮。孙中山指出，这股风潮，“比较满清末年铁道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39]。
为抓住时机，在全国各省组织力量策动武装起义，孙中山在1915年春派遣军事指挥骨干分任各省司令官，负责发动起事工作，其中有广东朱执信、邓铿，广西刘崛、刘玉山、苏无涯，四川卢师谛、向传义，湖北蔡济民，湖南林德轩、郭庞，贵州安健、张百麟，浙江夏次岩，江苏周应时，江西董福开，云南董鸿勋。他们奉孙中山之命，分赴各省组织军队，制定具体的讨袁计划，并根据中华革命军司令部通则第二条，在省中分若干区，各设司令官一人，综理区内军务，以形成省与各区的严密的组织和指挥系统。蔡济民调整了湖北革命军各分区，重新任命了各区司令官，以赵鹏飞、熊炳坤、刘英、曾向武、王华国分任一、二、三、四、五各区司令。卢师谛在四川也作了相应的部署，命吕超、石青阳、丁泽煦、刘国佐分任川南、川东、川西、川北区司令。此外，各省负责人还把分散在各地区现有的小股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左景阳、符言一、丁士杰、张孟介在沪、宁、浦口、蚌埠四处设立的秘密机关，宋拼之、刘本、庞三杰等组织的丰、沛、砀地域秘密团体，范庆升、丁少春等在福建设立的机构，廖海楼、吴家东等经营的安徽凤阳县境三埔及小蚌埠地方的机关，黎萼在广东运动的绿林，徐天复、周永广等组织的浙江台州、温州等地的军队，张宗海、李子和等经营甘肃地区的机关，都与本省司令部取得联系，听命于中华革命军总部的指挥，深入到各地活动。
革命党人正在各地加紧活动之时，又传来了筹安会出笼的消息。中华革命党立即发表通告说“数年来蓄志以亡民国者，袁氏实为第一人”^[40],指出筹安会受袁氏主使，是“一种主张变更国体，改民主为君主之政治法社也”^[41]。通告向国内同胞呼吁：“千钧一发，时不我与，惟我内外诸同胞速图之。”^[42]12月，孙中山发表了第一次《讨袁宣言》,历数奸雄窃国的种种恶行，愤怒指责袁氏政府是“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43]。孙中山向国人坚决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救吾民”,为此，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也在所不辞。
为进一步加强国内发动武力讨袁的组织与领导，建立一支中华革命党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个总司令部。1915年夏末，孙中山在东京委任陈其美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总司令，在上海设筹备处；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在青岛设筹备处；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在广州设筹备处；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在陕西省三原县设筹备处。10月，居正、于右任分赴各省招兵买马组织军队，筹建司令部。孙中山以“举义要件，不外乎兵力财力”^[44],又派胡汉民、许崇智、杨庶堪、宋振、郑鹤年、邓铿分赴南洋筹募起义军饷。
中华革命党美洲、南洋所属海外支部，都以“筹募第三次革命军饷为唯一急务”^[45]。随着国内武力讨袁的兴起，海外各支部不断以巨款支援国内起事，许多爱国侨胞一再慷慨解囊，热情支持国内的讨袁斗争。与此同时，海外各支部还纷纷组织军事团体，聘请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随时回国，以尽杀贼救民的责任。美洲支部组织“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其宗旨在于“养成美洲民党热血健儿，有指挥队伍，驱除国贼之学识”^[46];并组成了“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延聘党员中受过军事教育者为教员，逐日操练，为回国讨袁加紧准备。美洲同志还组织了“中国民智航空社”,在革命青年中培养航空人员，志在应用最新的航空技术，为铲除民贼，维护共和出力。中华革命党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全力以赴，积极进行，筹备发动武力讨袁，以期“一举即达吾党素志”^[47]。
在大兴讨伐之前，孙中山特将陈其美从上海召回东京，与居正、许崇智、周应时等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大举计划。他们一起研究了袁世凯的兵力布置及革命党在国内力量的分布，考虑到袁氏以皖、粤、湘三省为民党势力的根据地，特派心腹镇守，并遣北兵驻防，而且汤芗铭、龙济光、李纯、倪嗣冲等又极力趋合袁氏旨意，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在这几省内，革命党的力量几于尽绝，一时恐不易发动。相比之下，袁世凯的势力在西南一带比较薄弱，特别是云南“自辛亥以后，袁家势力未曾侵入”^[48]。因此，陈其美提议先从西南入手，“尤其是云、贵两省，乘隙抵虚，较易为力”^[49]。孙中山深表赞同，当即决定派陈其美到西南主持，并在香港设一办事处，加强与西南几省的联系，积极策动云、贵起事，“先从西南造我根据”^[50]。
10月，陈其美回国到上海准备南下。因袁氏卖国，人心激愤，在革命党的活动下，上海一带海陆军归附日众。当地负责人认为机不可失，要求陈其美留沪主持。陈其美请示孙中山，征得同意后，取消了西南之行，云、贵的策动工作改由安健、张百麟、黄毅先负责。
早在1915年初，孙中山曾任命杨益谦为云南支部长，陆亚夫为干事，回滇组织支部，发展党员，活动讨袁。但因唐继尧从中阻挠，党务工作被迫停顿。之后，杜去恨、蔡济旺等人入滇秘密组织讨袁机关，运动学生及滇军，筹备发动起义。滇中董建章、罗海峰、赵飞凤等配合活动，组织军、政等各界人士响应^[51],但因中途事泄而失败，蔡济旺被捕遇难。吕志伊回到云南，继续活动于军、学、绅界之间，策划倒袁。
在贵州方面，张百麟与安健、杨荩诚、席正铭、凌霄共同主持。他们集中力量在黔省各路军中运动起事。黔北路陆军中有部分辛亥革命时随张百麟起义人员，还有革命党前期所办法校学生二千余人。张百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委托凌霄等人前往运动。黔南路铜仁、思南方面，由席丹书主持，运动知事、连长等接应策反，援为起事内应。另外，革命党人在黔东路和黔西北路的陆军中也有一定的基础，张百麟派人前往运动，期望黔省一旦发动，即可支持响应。张百麟等人在黔军各路都作了布置，计划各路在黔省发动，“牵制黔贼，使不寇川、滇，俾以揭晓后，再以兵力为黔革军声援，内外相应，黔事本可传檄可定”^[52]。
除西南以外，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斗争，在全国其他各省也在蓬勃兴起。1915年5月，革命党人金鼎隆在东北开原县聚众五百余人，占据孙家站，在南满铁路沿线开展讨袁活动。6月，孔庆平、钟鼎飞在河南开封运动军警，联络会党，策划举事。同月，前绍兴府都督王金发在浙江发动反袁斗争。刘文艺、刘石裕、魏珍在汉口法租界印湖北官钱票，筹集起义经费，联络绿林，筹备起事。7月，姚庭、杨海在浙江嘉兴组织救亡会，准备发动。9月，司徒权在广东江门运动军队，密谋讨袁。10月，陕西革命党人在三原、泾阳一带起事，攻占数县。接着，四川革命党人也在成都附近聚众举义。11月，居正到青岛建立起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他召集吴大洲、薄子明、邓天乙、尤超凡、庞子舟、吕子人、赵中玉、尹锡五、马海龙及朱霁青、刘廷汉诸部，并招募各乡的民团、退伍士兵、青年学生及警察，组成东北军二个纵队、五个支队，拥有数千人的队伍。同月，金维系在安徽集合同志，筹备发动；曾跃廷在湖北京山、应山、天门、汉川等县招集四千余人，并运动军队，策划攻署劫狱，发动起事。
中华革命党在各地策动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孙中山对讨袁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现在海内风云，以袁氏称帝之故，愈趋愈急，夫己氏股肱诸将亦有土崩瓦解之势，乘时蹶起，机不可失”^[53];“袁氏末运，去兹不远矣”^[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