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举办“三大”

1928年2月二届四中全会后的国民党，开始形成以蒋介石集团为主流派的中央，至1929年3月“三全大会”召开之前，有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全党仍然处在四分五裂状态中，蒋介石在胡汉民的支持下，强制性地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四中全会后所作的几件大事是：
一、二次北伐与“统一”。1928年2月9日，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了“二次北伐誓师大会”,提出“打倒张作霖，统一全中国”的口号。“二次北伐”军编成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遭遇日本的武装干涉，发生“济南惨案”,妥协后蒋军退回徐州。冯、阎与桂系兵力逼进京津，奉系张作霖退回沈阳时被日军暗害，京津换旗。子继父业的张学良统率奉系东北军，经过周旋，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就是全国的“统一”。
二、胡蒋合作召开“五中全会”。胡汉民未参加四中全会，而是去土耳其考察党政关系。6月3日胡从巴黎电南京中央，提出“结束军政，实行训政”的《训政纲领》案，以设立五院作实施五权制度的机关，期待召开五中全会解决①。6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五中全会”案，接受了胡汉民建议。8月8日至15日，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出席中执、监委员35人，胡、汪均未到会。全会通过议案25项，主要是国民政府设五院和军令政令“绝对统一”等问题。国民党“以党统政”、“以党治军”的模式初步确定。胡汉民于9月回国后即参加国民党中常会，又起草了《训政纲领》,经10月3日第172次中常会通过。此纲领基本原则是国民党总揽政权，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执行之”;又由国民党独揽治权，五项治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②。这些，为“三全大会”作了准备。
三、财政与裁兵。民国以来，兵祸连年，生灵涂炭。1928年6至7月间，宋子文先后主持召开经济会议与财政会议，指出财政入不敷出，军费必须削减。蒋介石事先准备了裁军方案，但受到冯、阎、桂系的反对，原因是他以中央名义扩充自己，只裁地方实力派，几经周折，开过几次编遣会议，裁兵不成，反而引起战火。蒋欲利用党代大会的政治压力，压服反对派。
四、压制改组派。四中全会排挤了汪精卫系，汪派陈公博、顾孟余分别主办《革命评论》(1928年5月7日出刊)、《建设》(1928年6月1日出刊)两个杂志，揭露南京国民党中央独裁、腐败，提出改组国民党的纲领和办法。9月两刊虽被蒋介石查封，但为改组派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年底，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国民党二届中执监委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设总部于上海，奉汪精卫为领袖。改组派提出“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实际并非恢复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和三大政策。他们指责“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蒋介石”,是“党皇帝、党诸侯、党大夫”集团，比历史上任何军阀“更狡黠、毒辣、凶狠”③。掀起反蒋声浪，在全国尤其沿江沿海一带造成相当影响。
改组派的出现，为蒋介石通过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控制国民党设置了障碍。为了扫除阻力，他依靠CC派，通过组织手段，实行“整理党务”,通过对党员“总登记”、“总考查”,“彻底改组各级党部”④。“总登记”仅限于登记同盟会至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党员，以后的大批党员不得登记。这样，一切非蒋系党员都受到排斥，登记工作难以推行，原计划三个月登完(1928年4至6月),直到12月仍未完成，其间地方党部与中央党部，下级党部与上级党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10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179次会议通过“三全大会”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此办法规定代表“由省市选出全额之半，中央指定全额之半”⑤。这就等于削夺了党员的一半选举权，也充分暴露了蒋介石急于包办“三大”,独揽党权的野心。11月1日，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首先发难，反对“指派”代表，指责“中央剥夺党员之选举权，违背中山遗教”⑥。南京将此文件公之于报端，引起强烈反响。何香凝发表通电，认为“指派”“无异于将本党民主制度完全摧毁”。并谓：“总理十三年改组本党，其意谓中国有治人，无治法，欲求治法，先从本党做起，改组后将党归全体党员，即欲党完全采取民主制度。”她声明：“本人此次绝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希望当选，并先行辞去中央委员，以明本身不能匡救中央之责。”⑦上海、江、浙、皖等省市党部也对“指派”提出抗议。丁惟汾在北京、天津及整个华北掀起抗议风潮，并指名驱逐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出中央。
为缓和矛盾，11月16日国民党第183次中常会决定，“三大”延期至1929年3月召开，代表产生办法另定之。17日，蒋介石在徐州发表谈话，强调下级党部服从上级党部，如对上级党部有意见，“亦应服从，断不能因此诋毁中委个人”⑧。20日，胡汉民、戴季陶等召集到南京请愿的苏、浙、皖、沪、宁等省市代表训话，解释第179次中常会决议，希望“谅解”。12月7日，中常会临时会议对代表产生办法作了修改：(1)凡省或等于省之党部，于1929年2月15日以前正式成立，经中央审查认为组织健全者，其代表得完全由党员选举产生；(2) 1929年2月1日以前，省或等于省之党部未正式成立者，其代表由省依中央规定之选举法，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或由中央指定加派人数，由省代表大会选举之；(3)县市以下之下级党部，组织尚未健全之省(或等于省),其代表由中央指定之⑨。189次中常会又规定了各县市代表比例名额：党员200人以上者选代表2名，600人以上选代表5名，以5名为限。据统计，至“三全大会”召开时，已登记持有党证的党员为26万人。至1929年10月扩大登记，党员总数为63万，其中1926年入党者40%,1927年入党者40%,数字表明，蒋系为把持“三大”,会前绝大多数党员未予登记。修正的选举法增加了有条件的省市可以选举代表，而条件是结束登记，建立党部，中央核准。实际上“三大”前符合这种条件的省市很少。已结束登记者只有六个特别市(宁、沪、穗、汉、平、津)、六省(苏、浙、粤、桂、晋、豫)、四路(平绥、沪宁、沪杭、津浦),还有十九个省市未完成登记或完成登记者未正式建立党部，这样能够选举代表的省市为数无几。据199次中常会决定，仅有宁、沪、穗、粤三市一省选举代表，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的有苏、浙等八省市，河北、四川、平津等十九省市以及特别党部代表均为圈定和指派。为了拉拢改组派，1929年2月3日，蒋介石发表“党务宣言”,提出必须具备对本党主义有真切的认识，在本党有相当历史，有奋斗成绩三项为代表条件。并说汪精卫即将被推为中央委员，“我敢保旧日同志，是一定推重他的”⑩。同时，对某些省市党务指导委员实行大调动，特别是平津、河北省党部被蒋系接管后，丁维汾的北方派与蒋妥协了。改组派不罢休，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斥南京中央与北洋军阀无异， “党已不能代表民众”,“百分之八十的代表为中央所圈定和指派”,“所谓代表者，已完全丧失其意义”(11)。3月14日，由改组派控制的南京市党部召开大会，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亲蒋分子捣乱会场，大打出手，多人受伤，军警包围会场，逮捕七人。同时，蒋又借“湘案”,对武汉桂系施以军事威胁，李济深也被诓到南京软禁起来，在一片政治恐怖、武力镇压下，召开了“三全大会”。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9年3月15日至3月27日在南京召开。代表459人(包括列席者60人),其中中央委员54人为当然代表，指派210人，圈定122人，选举73人。指派、圈定者占代表总数80%。有123名代表从未到会，开幕时出席正式代表210人，中委20人，列席者38人。不到会者除汪系、桂系的代表外，还有冯玉祥、于右任、林森、陈铭枢等军政要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胡汉民致开幕词，蒋介石、谭延闿、何应钦、陈果夫分别作党务、政治、军事、监察报告。大会通过决议案25起，主要内容是：
(1)“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最高根本法”。此案被称为各项议案“最重要者”。所谓“主要遗教”是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12)。决议案诬称“一大宣言”“为共产党之反动思想所搀混”,否定了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本案主旨，原在于举孙中山旗帜以“统一党员之言论行为”,由于“遗教”为蒋介石个人集权所私用，实际上抛弃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
(2)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大会通过了《训政纲领》“追认案”和《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乃中国国民(在政治的知识和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之母，党员有“保养”、“教育”、“训练”成年之责，因此，训政时期，“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以治权付托于国民政府”,“此其以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13)。这样，172次中常会所提出的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通过“三全大会”法定了下来。决议还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
(3)严密党纪，修正《党章》。大会承认：“自清党以来，党员对于党纪，每多忽视。”中央派出的指导委员，“居然不服从中央决议”,下级党部“越级报告”,党员又“与党部不发生关系”。修正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共12章87条，其中有6条纪律规定，如“党员不得有小组织”等。在上下级方面，删去了下级机关在执行上级决议有不同意见时“但得提出抗议一句”,规定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执行有困难时得用书面陈述意见，若上级机关仍令遵照执行时，应即服从执行”。《总章》赋予监委“惩处党员之权”。在宣传纪律方面，强调一切理论、政纲最高之解释权属中央，各级党部和党员不得妄出意见，一切出版物由中央核准。
关于党员教育，决议对党员“必须予以党义党德之宣传与训练”。
(4)在组织上打击一批，拉拢一批，组成了以蒋系为核心的中央党部。会议除追认四中全会开除二届中执监委中跨党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还开除改组派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对汪精卫书面警告，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党籍。另一方面恢复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张继、林森、居正等人的党籍，形成蒋、胡与西山派合作的局面。会议选出中执委36人，候补中执委24人，中监委12人，候补监委8人。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伧、吴铁城、王柏龄、邵元冲、刘峙、何成浚、朱家骅、曾养甫等都是新进中央的蒋系人物。三届一中全会又推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陈果夫、叶楚伧九人为常委。蒋兼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叶楚伧为宣传部长，戴季陶为训练部长，陈立夫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会议还破例通过一项《奖慰蒋中正同志案》,造成一派拥蒋气氛，为树国民党新党魁作准备。
大会还通过了军事、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决议。强调“军令”、“政令”权属中央，“务求军令绝对统一”,消除“割据相循”(14)。外交报告决议案中，侈言对外政策坚持平等互惠原则，就连“一全大会”提出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也只字不见。
“三全大会”制定了一整套与一、二次大会相对立的路线政策，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外交上放弃了反帝旗帜；内政上假“训政”之名，实行一党专政，剥夺了国民的基本权利；将民生主义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政策束之高阁，维护乡村封建剥削制度，打击民族工商业，发展官僚资本。“三全大会”没有给国民党带来任何生气，也没有给中国带来益处，相反，党内派系斗争更加尖锐，反蒋运动由“党争”形式的政治倒蒋走向战争形式的军事倒蒋。国民党政权依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