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倾谈

邵彬儒著。共两集，一集分一、二、三、四卷，二集分上、下卷，两集共18篇中短篇故事。成书年代在同治初年，二集刻于同治十年(1871) 春，一集当在此年以前，均为木刻本，光绪廿九癸卯年(1903)文裕堂公司重印此书时合二为一，将一、二集调整为卷上、卷下，卷上为初、二集，卷下为三、四集，并改为排印本。

《俗话倾谈》是一部劝惩说教故事集，和邵彬儒同时的广东文人何文雄曾经为邵的另一部小说《吉祥花》作序，道出了邵彬儒作品的总体风貌，“总之不离乎吉人为善，和气致祥”。而邵彬儒在《俗话倾谈》的序言中也不讳言自己的目的就是 “说教”,只不过他觉得应该“谈得有趣，方能入人耳，动人心，而留人余步矣。善打鼓者，多打鼓边；善讲古者，须讲别致。讲得深奥，妇孺难知，惟以俗情俗语之说通之，而人皆易晓矣，且津津有味而诵读之。”从中可见邵彬儒对他的书还是颇为得意的。事实上，他的书也产生了轰动效应。邵彬儒本来只是一个在广东乡间宣讲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普通说书人，但后来由于“讲得有趣”,令人听而忘返，退而悔过，为广大村夫村妇所喜闻乐见，又迎合了同治时期的政治形势，因而得到广东一带士大夫的支持，他终于从农村走向城市，在广州、佛山、香山 (今中山市) 等地演讲劝世文，直到结集出版。
从今天的眼光看，《俗话倾谈》思想上陈庸落后，艺术上单调幼稚，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宣扬果报思想，以至因果报应已不仅仅是结论，而成了作者审视笔下人物的唯一视角。在人物出场时的简介里，就散发着浓郁的果报色彩。例如一集开篇的《横纹柴》起首便道：“康熙间四川省重庆府有一个举人，姓安名维程。为人和平，无甚过处。”当然这还只是个铺垫，果报思想还用以结构全篇，贯穿始终，后来安举人的积善，就使得他的为非作歹的二儿子、二儿媳未遭到最严厉的惩罚，且由安举人托梦，让他们悟到自己造孽，非由前世，而在于今世未修，并从此幡然悔悟。在另外一篇小说 《九魔托世》里，一平时吝啬的地主，在一次大饥荒时忽发善心，倾其家产，赈济灾民，原本想以此善举，当福临家门，谁料竟大难临头，所生九子，均先后暴死。众人议论，或怪天眼无珠，亏负好人，或云闹饥荒乃天意要饿死人，赈济乃违抗天命之举，理应受罚。老俩口悲痛困惑至极，遂求救于扶乩，方知从前所生九子，乃地主父亲前世没修，上帝降下来托生其家，准备败坏门庭的九个恶魔，当地主大结善缘、救人数万以后，上帝将功补过，把九个恶魔收回天上，并使地主又得五子，光耀门庭。
在邵彬儒看来，因果报应是“绝对真理”,不能对它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它也不会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世上的一切人和事，都由善恶的功过簿来判断发落，你可以由前世的功而受惠，也可因前世的过而遭殃。但你如果躺在前世的功劳簿上，恣意妄为，你还会受难，而前世未修的人，虽然在修当世之初，难免会有所挫折，但事实上你积善之时，上天已在默默地酬报你，这样，因果报应构成了一条代代相传的锁链，哪一环出毛病，都将一事无成，困此，这锁链同时也是捆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而邵彬儒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重申了这一观念，却在于他瓦解了人们对它的怀疑。社会上广泛存在着作恶多端而享尽荣华富贵，老实行善却不免穷困落魄的现象，邵彬儒没有回避这一点，但他的解释更赋予因果报应观念以神秘性与必然性： 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只是暂时的，为善遭灾是为前世未修付代价，作恶享福是在享受修前世的善果，但由于行善，福根已伏，作恶则危机渐起。邵彬儒就这样将人们的思路框限在期盼因果报应应验的可怜可悲的境况之中。
按照这种思路写下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因果报应观念的图解演绎，从中很难发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广阔真实的现实画卷，乃至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相反，议论却占去了大量的篇幅，凡插得上议论的地方都布满了议论，内容无非是封建家训中的那一套。比如《横纹柴》里的媳妇珊瑚被凶暴的婆婆横纹柴逐出家门后依然不愿改嫁，一心向主。邵彬儒不禁为之 “感动”,赞曰： “忠孝节义，四字为万古纲常，顶天立地人物。此四个字，如大祠、大厅之有四柱……须用坚石，须用实木，自头到脚，都要咁坚，都要咁实。外面虽然质补，其中硬质不移，然后可以顶住栋梁，支撑大厦。”这是直接跳出来，歌颂一番封建纲常，更多的时候，考虑到他的听众和读者的文化层次很低，他总是借一个话头，娓娓动听地谈起处世为人之道，比如《横纹柴》 中当横纹柴对尽心侍奉她的媳妇大泼污水时，作者议论起婆媳相处的道理：“家婆教新妇，理宜话阿嫂……粗布麻衣到来问候，便见规模，不用太为着意，如此说话，方是教道后生。”这些生活的小处方，全书随处都开，它们还属于夹叙夹议的范围。《修整烂命》一篇，邵彬儒再也压抑不住好发议论的强烈愿望，洋洋千言，通篇议论，不仅是给他讲台下穷苦潦倒、命运多舛的村夫村妇或市井平民提供了生活指南，也为我们了解这本说教故事集的核心提供了指南：“今人遇着抑郁事，愁苦事，开口就怨自己唔好命，总之系前世唔修。此话也是有理。人之富贵贫贱，妻财子禄，一好一丑，皆由前世带来，命中注定，前世或善或恶，所以今世有吉有凶……前世唔修，今世怨前世； 今世唔修，后世又怨今世……不做一个变换法，怨终无了期，或曰今世去修，后世受益，于今世无补。答曰若真心实力去修半世或十年八年，毫无果报，然后话得无功。”
这段话里提到“变换法”,指的是以积善修行来改变苦命烂命，但是常人的“变换法”却是付诸实践的，在一个财势、权势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改变就不可能不借助于暴力。对于这种威胁封建统治的思路，邵彬儒当然要竭力反对，无论是 《种福儿郎》 中的童馆先生杨宗谏，还是 《好秀才》 中的亚悌，不管是面对户大丁多的族中强房的暴虐，还是族中热火朝天、血腥残酷的械斗，他们都反对以暴抗暴，虔诚地期待着老天爷的公正审判。终于，毒打杨宗谏的族中强房几个儿子暴死，而 《好秀才》 中的械斗酿成惨祸后，众人才发现远远躲开的秀才亚悌才是家族的“良心”,于是将他请了回来，众人“分开男妇，各行尊卑跪拜之礼，喜色融融”,并且“晚晚在厅堂，男妇齐集，听亚悌讲家庭世事，及古来忠孝贤良，抵掌而谈，生气勃勃。讲到悲欢离合之处，各令听者，眼泪都来。方知天地鬼神，其祸福消息之机，原来如此。又听到古今来，有咁多好人物，想起从前大小，原是不成人也。讲了半月，男妇之心，变了八九，其恶气消了八九，于是出见外人，自觉羞颜矣，不觉低头矣，久之而生和气矣，又久之而有喜气矣。幼知敬长，而父知教子矣。”
好一个封建家族的“欢乐颂”!又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团圆结局！中国古代小说戏曲通常不由自主地要向这一归宿靠拢，但邵彬儒的这次重复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倒是耐人寻味的。他所描绘的这一大家庭精诚团结、和睦相处的情景与他所在的同治时期“中兴”的幻景太相像了。邵彬儒在此时引起轰动并由此发迹，不是他有心献媚，投其所好，就是其气质个性，思想观念，无意之中得遇 “明主”,派上了用场。
所谓“同治中兴”,指的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以后，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咄咄攻势，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为维护封建秩序，在向西方学习一些先进技术的同时，强调了中国本位文化的重要，并借助广大士绅的支持，宗族组织的力量，重整了封建的纲常伦纪，一时间社会风气“好转”,社会秩序稳定，呈现出“兴旺”的景象，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的话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的情景：“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 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邵彬儒的资历，他当然做不了“启其绪”的“倡者”,但他的《俗话倾谈》一书作为“支河沟浍”,一同加入同治中兴的大合唱还是有资格的，因为他传圣道，讲福音，教化愚民，使其一归于正，为同治一朝的秩序井然作出了贡献。而且，《俗话倾谈》虽远没有《曾子家书》那么多的读者，邵彬儒在曾国藩的鼎鼎大名前也只配瑟瑟发抖，但是从上面引的那段曾国藩的话里，却发现其用心乃至遣词造句都与邵彬儒十分近似，只不过一个对上等人说性理，另一个为下等人说因果，从而分出了高低。他们发家的根基都在宗族。曾国藩利用以血缘亲族为基础的宗族中的人们的紧密关系及“仁义忠孝勇” 的观念，组成了 “万众一心、万众一志” 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 邵彬儒则利用宗族祠堂这一讲坛，宣讲因果报应，劝善惩恶，消泯人们的不满反抗之心。当然，如果细致入微地分析，曾国藩对封建统治的维护可谓披肝沥胆，鞠躬尽瘁；邵彬儒的卖力，却含有个人身世的原因。《俗话倾谈》中的“好秀才”亚悌等，都可视为邵彬儒夸大了的自画像，其处境的困窘，以及结局的美好，是这一类处于下层的穷困文人的心境的显现，无怪乎他们迷信因果报应这种含有狠毒的报复心理的观念，无怪乎他们要欣逢盛世一般把握 “同治中兴”这样一个让他们登台表演的机会。总之，无论是倡导者，还是附和者、跟随者，是在上摇扇子的，还是在下摇唇鼓舌的，是《曾子家书》,还是《俗话倾谈》,今天看来，相似之处远过于不同之处——只除了在那个朝代重新获得确定的“分位”、“等级”。因此，对他们中某个人的评价也几乎适用于另一个人。中心价值观念的陈腐落后、漏洞百出，作为社会组织基础的宗族的愚昧僵化，这一切都粉碎了 “中兴”的幻象，那只不过是一代大大小小的宣传家们苦心营造的最后的一场梦景而已。但是，《俗话倾谈》这么一部陈腐不堪的书如果早早被人遗忘，应属正常，可它却奇迹般地在初版三十多年后又予再版，肯定是某个封建遗老看中了它卫道有方，又让“须发斑白” 的邵彬儒登台一次。以后它似乎再没有重版的记录，可邵彬儒这样的人，我相信，却是在不停地重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