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抗战爆发之初，为了集聚力量抵御日本的武装入侵，国民党一度放松了对中间政治派别活动的限制，使得中间力量获得了至少是表面上的合法地位。待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国民党当局“极力统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一切活动，几乎使国民党外的人都不得自由。……这样使得广大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特别是青年，都失去了抗战初起时那兴奋活跃，而陷于抑郁消沉”。一些“历来奔走国是，为社会不断出面”的中间知识分子精英，“势不能瞠目而视，袖手不动了”^[1]。他们逐渐意识到单个党派力量的薄弱，难以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意识到应采取联合行动以加强力量，于是他们开始酝酿成立联合政治组织，在国、共两党之外扮演重要角色。
有鉴于此，1939年10月，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人数度聚会，就时政问题交换看法，进而提出了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联合组织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担心“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影响抗战前途甚大”,两党之外各小党派如果零零散散，就没有力量说话，没有力量调解，“只有各小党派先团结起来构成一个力量，才能牵制国共两党，不许他们打内战，而要团结合作，一致对敌”。二是看到抗战初期各抗日党派所争取到的一些民族权利受到限制或取消，国民党不仅反共，也打击各小党派，“甚至使手无寸铁的各党派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因此，各小党派应联合起来，“对付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2]。于是，与会者决定成立联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1939年11月制定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帜志”^[3]。“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形式上未表明是党派联合体，但实则国共两党以外的那些党派人物，差不多全在内。例如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等，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国社党的罗文幹、罗隆基、胡石青等，第三党的章伯钧等，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冷遹、江恒源等，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皆是。还有一些个人参加，如张澜等。当时订有《统一同志会信约》十二条，揭示他们的信念和主张，主要内容有：该会“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拥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反对国内暴力斗争及破坏行为；对外抗战，对内建设，要求更进一步之统一；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行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反对一切内战，等等^[4]。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确定后，为免致当局误会，托王世杰、张群将信约十二条转呈最高当局。1939年11月29日，梁漱溟受同人委托面见蒋介石，着重说明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要求蒋许可这一组织的成立。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的政党为条件，同意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该会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5]。
此后，统一建国同志会进行了一些活动，为调解国共关系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总的来说，活动成效不大。各中间党派感到，目前尽管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但各党派仍然是各自一摊，缺乏力量，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联合，成立一个统一的、更加有力的组织。1940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中，把原来便很少的国民党外人士更减少了几个，而增加了国民党人员。这引起了民主派人士对国民党的悲观和不满。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人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并提出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所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成立机关，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6]。嗣后皖南事变发生，中共的遭遇和国共之间的尖锐对峙，使得中间派别感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他们认为有必要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以便拓展生存空间和扩大社会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酝酿成立。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等13人。会议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等，并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其中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7]。后来救国会也正式加入到政团同盟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的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无党派人士也可入盟。10月，张澜出任中央常委会主席^[8]。
鉴于国民党反对成立新的政党，民盟是秘密成立的。为了实现由秘密组织向公开组织的转变，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采取了几个重要的步骤：首先，在香港创办机关报，向海外公开自己的组织以及纲领主张。由于国民党不允许民主人士以第三者面目出现，“故同盟势不能不于海外建其言论机关”^[9]。1941年9月18日，经过一番周折与努力，特别是在中共帮助下，《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该报创刊号上刊载了《出版公约五项》,提出：“民主精神为团结之本，其意甚近，并不在远，吾人以政治上实现民主为基本，而先以言论之民主精神自勉。”10月10日，《光明报》同时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其《宣言》中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次成立，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关于成立之原由，《宣言》指出：“国事好转诚在最近之四五年，而其间前后又有不同，大抵国际情势后胜于前，而国内情势则入后转不如初，此其事亦皆在人耳目，无烦缕指。要而言之，国际阵线方明朗有利，外援渐增，而在我则反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本末相衡，可忧实大。”“同人于此，曾本严正之态度，为宛转之尽力，而卒未有补。瞻望徘徊，深惧国不亡于暴敌，功不败于寡助，而顾由吾人自丧其前途，是真民族之不肖子孙，上无以对先民，下无以对后世。”“爰自为结合，以作团结全国之始，将以奉勉国人者，先互勉于彼此之间。以言结合动机，端要如是。”关于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包括十项，分别涉及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督促并协助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确立国家统一，军队属于国家，厉行法治，尊重思想学术自由，以及党治、政务应注意各点等^[10]。
其次，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说明自身组织与活动。如陈友仁、陈翰笙曾主持记者招待会，向外国记者就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问题做出说明与保证。还向欧美等记者散发宣传民盟文件的英文本。招待会结束后，各国记者纷纷向海外各地发布有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消息。再次，借助国民参政会这个平台公开自己的组织。如1941年10月9日，蒋介石设宴招待参政员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就国际国内时局交换意见。张等人则证实民盟确实存在。10月11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举行谈话会，张君劢、左舜生、张澜、李璜、罗隆基等都公开表示对民主同盟负责。民主政团同盟各党派还组织联合办事处，并驻处办公等^[11]。
最后，召开茶话会正式公开组织，并向国民参政会提呈议案。1941年11月16日，民盟主要负责人在重庆召开了正式公开组织的茶话会。茶话会由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和黄炎培召集，与会的其他党派有中共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以及国民党的王世杰、邵力子、张群等。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召开第二届二次会议，民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向会议提呈了根据民盟纲领拟定的《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该提案再次提出宪政要求，并拟具办法十条，要求“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为节省抗战时财政支出，减轻民众负担，并预防青年依赖心理，增加其对国体之主义或主张之纯洁信仰，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政府一切机关，应发挥天下为公之精神，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等之自由”;“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实行经济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12]。由于蒋介石的抵制，该案“未付讨论”。但这却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以政党的面貌在公开场合出现，实现了其由秘密组织向公开组织的转变。
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13]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除少数为无党派的个人盟员外，它主要的是由三党三派组成。即民主政团同盟有两种盟员，一种是有其他党派关系的盟员，一种是没有党派关系的盟员。凡是入盟的党派的成员都有两重党籍。既是民主政团同盟的盟员，又是另外一个独立政党的党员，他们不受盟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松懈的政治团体。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间势力政治力量发展的一件大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此出现了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影响和力量超过以往任何中间政党的新的政党，它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它有利于民主势力，而不利于国民党顽固派。因此，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