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祝允明的书论

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曰： “成弘以来，姜立纲又师二沈(沈度、沈粲),取法愈下，格亦愈卑，世皆效之，称曰姜字，虽见珍于远人，固不能逃吏手之讥也。自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出，始由松雪上窥晋、唐，号为明书之中兴。三子皆吴人，一时有 ‘天下法书皆归吴中’之语。”祝允明与文征明为同里好友，其书学渊源相近，故论书主张也基本一致。总的说来，他们都强调学有师承，不失规矩绳墨，提倡取法晋唐，然又主张学古基础上的创新，力求自成一体。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南京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以举人授兴宁令，后迁应天府通判，未几乞归。能诗文，工书法，与徐祯卿、唐寅、文征明并称“吴中四子”。其书取法晋唐，博采众长，王世贞《艺苑巵言》曰： “京兆楷法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然他又能学古而不泥，用今而不俗，变化出入，自成面目。著有 《祝枝山全集》。
祝枝山的书论与其书法创作的倾向相契合，主张不失古人绳墨而又能有所变化创新，令书有逸趣。他不满否定前人，师心自用的论书主张，故作《奴书订》一篇，其中曰：
觚筦士有奴书之论，亦自昔兴，吾独不解。此艺家一道，庸讵缪执至是。人间事理至处有二乎哉？为圆不从规，拟方不按矩，得乎？自粗归精，既据妙地，少自翔异，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图，将不故之并亡，而第新也与。故尝谓自卯金当涂，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沿晋游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见永兴匀圆，率更劲瘠，郎邪雄沉，诚悬强毅，与会稽分镳，而不察其为祖宗本貌自粲如也。迩后皆然，未遐遑计，赵室四子，莆田恒守惟肖，襄阳不违其刑，眉、豫二豪，𫝯羁蹋靮，顾盼自得，观者昧其所宗；子瞻骨干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躯；鲁直自云得长沙三昧，诸师无常而具有，安得谓果非陪臣门舍耶？而后人泥习耳聆。未尝神访，无怪执其言而失其旨也。……啖必谷，舍谷而草曰“谷者奴餐”,可乎？学为贤人，必法渊、赐，晞圣者必师孔，违洙泗之邪曲而曰 “为孔颜者奴贤者”也，可乎？( 《祝枝山全集》) 卷十一)
祝允明这里批评了流行于当时的讥学古为 “奴书”的主张。据其《书述》一篇中曰：“太仆资力故高，乃特违众，既远群从(宋人),并去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己性，离立筋骨，别安眉目，盖其所发 ‘奴书’之论，乃其胸怀自熹者也。”( 《祝枝山全集》卷二十四)可知李应祯(太仆)即曾有“奴书”之说。应祯是祝枝山的岳父，枝山学书甚受其影响，文征明就说：“吾乡前辈书家称武功伯徐公，次为太仆少卿李公，李楷法师欧、颜，而徐公草书出于颠、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孙，太仆之壻也。早岁楷书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盖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公尝为余言，祝壻书笔严整而少姿态，盖不及见晚年之作耳。”(《珊瑚网》)据此可知枝山之楷书得力于李应祯者为多，然其旨趣也未尝全与此翁契合，李应祯极重书法的独创精神，曾说：“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跟，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故极称张融“不恨己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己法”之言 (见文征明《跋李少卿帖》引),故他与祝枝山主张精严有法的书法风尚不尽一致，病枝山之书为 “严整而少姿态”,因而祝枝山对他的“奴书”之说表示不满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所谓“奴书”,祝氏已明言“亦自昔兴”,如《宣和书谱》卷十七中评陈伯智书云：“雅意翰墨，无狗马之玩，作字劲举，而行草尤工，师其成心而自为家学，故名重一时。盖传习之陋，论者以谓屋下架屋，不免有奴书之诮。此伯智独能摆脱。”可见宋代之前就有 “奴书”之称，然李应祯之所以提出 “奴书”论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明初的文坛与书坛上都出现了一股以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为特点的台阁体，书法上即以松江二沈为代表，其末流格调更为卑下，故遭时人诋讥，“奴书”之说就是对此种风气所下的针砭，以为书法宜表现个性，绝去前人成法，由此而一反自元以来取法晋唐的主张而欲效宋人写意的书风，故祝枝山讥其为“并去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己性”,祝氏以为书法不可离于前代典型，虽然在精熟之后可以加以变化，然其根柢必须深植于自古以来的格法之中。他以为汉代以来之书虽面目不一，而其精神骨格是一脉相承的，晋、唐乃至于宋人之书，无不取法前人，不失规矩格法，即使时人所尊的宋四家之书，也都学有根基，非无本之木，故他声称不必诋学古为奴，从而肯定了学书中恪守前人之法的重要。他在《书述》中也阐发了同样的思想： “书理极乎张、王、钟、索，后人则而象之，小异肤泽，无复改变，知其至也；遹逮唐氏，遵执家彝，初焉微区尔我，已乃浸阔步趋；宋初能者尚秉昔榘，爰至中叶，大换面目，虽神骨少合晋度，九往一居，在其躬尚可尔，来徒靡从，澜倒风下，违宗戾祖，乃以大变千载典模，崇朝败之，何暇晒之，亦应太自流涕耳。暨夫海滨残赵，颠缪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于是不能已于痛哭矣。蒙古数子未足甲乙，吴兴独振国手，遍友历代，归宿晋、唐，良是独步，然亦不免奴书之眩，自列门阀，亦为尽善小累，固尽美矣。”可见他论历代之书以晋、唐为归，以为书法坏于宋人，而后人变本加厉，每况愈下，于宋之后他惟推赏赵孟頫一人而已，原因就在于赵氏能“遍友历代，归宿晋唐”,凡此，都说明祝氏标举古代典型，力求继承晋唐遗法的书论主张。
但祝枝山也并非主张一成不变地以古为尚，而要求在学古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不满馆阁体的代表者沈度那样为陈法所囿，以为“学士功力深笃，其所发越，十九在朝，乃薄有绳削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闲窗散笔，辄入妙品。”(《述书》)以为其在馆阁所书，“薄有绳削之拘”,可知祝氏也不斤斤于法。故他提倡学古而遗貌取神。他跋《米芾兰亭》云： “老米此本全不缚律，虽结体大小变不合契，盖彼以胸中气韵稍步骤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相为流通，吾笔试窥其同异之际，必有可言之者，此正轮垩妙处也，今欲拈出。噫！欲识柳下季，只看鲁男子。”又其跋 《山谷书李诗》云： “双井之学大抵以韵胜，文章诗书画皆然，姑论其书积功固深，所得固别，要之得晋人之韵，故形貌若悬而神爽冥会欤！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非有若据孔子比也，其故乃是与素同得晋韵然耳。”(《祝枝山全集》卷二十五)可见他主张学古贵在求其气韵神情，而不必规规于点画形似，米芾之临 《兰亭序》只求精神相通，黄庭坚学怀素而有夺胎之妙，都能于继承前人之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因而祝枝山主张作书须既有功力，又不乏个性。其 《论书帖》中说： “有功无性，神彩不生；有性无功，神彩不实。”书法贵在神彩，这是前人屡屡道及的，然祝氏以为要令神彩焕发，必须有学古的深厚功力与个性的充分发挥相结合，两者不可缺一，由此他力图矫正步趋古人与师心自用两种趋于极端的倾向。这两者的结合正是一切有成就的书家的必由之路。祝枝山的书法之所以能在明代卓然为大家，与他书法理论上的这种认识及其书法创作上对此的实践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