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讳辩》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官宫妾，则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增参者耶！

这是一篇论辨文。元和五年(810)，少年才子李贺听从当时任河南令的韩愈的劝导，到河南府参加乡贡进士的考试，中举。韩愈以地方长官身份宴请了包括李贺在内的中举秀才，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再参加全国的进士考试。孰料却因李贺父名晋肃，晋、进同音，妒忌排挤他的人便以避父讳为由，阻挠他“应进士之举”。时人为了表示自己恪守礼法，也大都附和这种说法。当时任工部郎中的皇甫湜认为，对这个问题如不申辩清楚，李贺与韩愈都将背上一个犯讳的罪名。于是韩愈就写了这篇关于避讳问题的申辩。

封建礼法极其严格而繁琐，规定，在言谈或书写时，要避免使用君主或尊长的名字，以示尊敬，这称之为“避讳”。对孔子及帝王之后，众所共讳，称为公讳；人子避祖、父之名，称为家讳。避讳的办法，一般或是用同义、同音字代替本字，或是把字的笔画加以省简。如汉武帝名彻，遂改彻侯为通侯，蒯彻为蒯通；苏轼祖父名序，轼作序时常改“序”为“叙”或“引”;范晔父名泰，晔撰《后汉书》有郭泰传，“泰”皆省作“太”;孔子名丘，清雍正后定作“邱”或“𠀉”。

“避讳”是适应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需要而形成的一种礼法，它要求人们在言谈之中、书写之时，时刻牢记君臣父子的尊卑名份，不能逾越半分。《唐律·名例律》列“大不敬”为“十恶”之一，“十恶”均为杀头之罪。犯讳即属于“大不敬”。封建统治阶级以此来维护森严的等级秩序，防止犯上作乱。久而久之，避讳成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事实上避讳已不限于成文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其花样繁多，离奇可笑，又成为压制人才、制造文字狱的一种杀手锏。

韩愈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他不可能全盘否定避讳法，事实上他也遵守着这种礼法，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曰：“君讳适，姓王氏。”但他反对把避讳引申到荒谬的地步，特别是借避讳来排挤人才，更使他感到愤慨不平。他便不惜冒“大不敬”之险，公开予以批驳。他驳斥的中心论点是“父名晋肃，子不得为进士。”采用的驳斥方法是：引经据典，以法律为依据。即“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于国家之典。”这种方法的妙处在于，对那些以恪守礼法为标榜的正人君子，恰恰用礼法来对照他们的言行，就直截了当地揭露了他们自相矛盾、言不符行的嘴脸。

全文共分四段。第一段交代作此文的缘由。韩愈曾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此文是为李贺不得举进士抱不平，又是在不仅“争名者毁之”，而且听者“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的情况下所作，实乃不得已而后言，因而是师出有名，光明正大，语气也是理智冷静的。

第二段引用律令中关于避讳的规矩和解释的例证。“二名不偏讳”，意为尊长如为双名，不必两个字同时都避讳；“不讳嫌名”，意为不必避讳与尊长名字发音相近的字。这两句话均出自《礼记》。引用法律根据后，作者立刻诘问道： 李贺父名晋肃，他就不得举进士，这究竟是触犯了二名律还是触犯了嫌名律呢？ 结论不言自明。紧接着又巧借“仁”、“人”同音，顺势提出“如果父名仁，子就不得为人吗”的反问，一针见血地点破了这种避讳在逻辑上的荒谬性。末尾一连三问，作者的激愤之情开始溢于言表。

第三段考察避讳的历史，引用前人和圣人避讳的例证，进一步说明偏讳二名、讳嫌名，是于史无据，于圣人之行不闻的。如周文王名昌，武王名发，而周公却克昌厥后”、“骏尔发私”这样的诗句； 孔子在《论语》 中讲“宋不是也”、“在陋巷”，不同时避讳母名中所有的字。曾参之父名皙，他却说过“昔者吾友”、“裼裘而吊”的话，也不避同音字。即使在当今，朝臣奏章和上诏书也不避讳“浒” (唐太祖李虎)、“势” (唐太宗李世民)、“秉” (唐世祖李昺)、“机” (唐玄宗李隆基) 这样的同音字。只有那些太监宫妾才谨小慎微，不敢说“谕” (唐代宗李豫) 和“机”，唯恐犯了圣讳。列举了一连串的事例，将圣人与太监宫妾作了比较之后，作者义正辞严地问道： 有节操有学问的人的言行，应当遵守什么规章呢？按照经书律令，前代制度、先例，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是可以呢？ 还是不可以呢？ 答案也是再显然不过了。此段接续前段末尾的语气，又一连穿插八个问句，一气贯之，步步紧逼，气势情绪达到沸点。

最后一段归纳上面的分析，一连抛出四个判断，逻辑力量很强。并于冷静的行文中寓含深刻的讥讽，指出当世的一些人，不努力按照圣人的准则行事，却在避讳上试图超过圣人，超过圣人反倒以太监宫妾为类，那么难道是太监宫妾的孝行还要胜于圣人吗！ 这里作者采用反证手法，先假设可以“胜周公、孔子、曾参”这一命题成立，那么，既然太监宫妾在避讳上大大地引申了圣人的做法，由此便推出太监宫妾胜于圣人的错误结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论题的荒谬。此段与前段的单刀直入、笔无藏锋不同，显得稳重含蓄，留有余地。好似飞流直下三千尺，最后流人曲折的峡谷。文章读罢，思考仍未停止，令人思索再三，体味无穷。

此文在艺术手法上很有特色。一是气盛。气是指文章的气势，文章要具有内在的气势，而不是虚张的气势，取决于理直。此文中没有一句谩骂和恐吓，也毫无某些先秦文章中的诡辩之术，却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关键就在于说理透辟，“发言真率，无所畏避” 象剥笋壳，层层剥皮，直至体无完肤。

二是情切。一般驳论需要理智的分析判断，但此文还包含充沛的感情，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动人。在据理力争的字里行间，作者最大限度地抒发了自己对压制人才的谴责，对宦官的蔑视，对世俗的讥刺，乃至对整个人间不平的愤慨之情，更增加了文章凛然正气。

三是言宜。韩愈说：“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有了旺盛的气势和充沛的情感，作者又善于适应气盛情切的表达之需要，巧妙地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此文有陈述句、判断句、感叹句和疑问句之不同，疑问句中又有诘问、设问、反问之不同。句式和语气上便显得变化多端、奇峭生动。从第二段末尾至第三段，共穿插了十一个问句，每一问句都是一层波澜；全文先叙事，中间考据，最后评论，情绪从冷静——激动——冷静，又是三处大的起伏。有开有合，张弛相宜，整个文章紧扣中心不断掀起起伏之波澜，于分明的层次中极尽变化之能事，充分体现了韩愈论辨文的“回转曲折、变化奇诡”的风格。

当时宦官权势熏天，避讳成为顽固的传统观念，韩愈能够写出这样泼辣犀利、观点鲜明、傲世独立的文章，表现了相当的勇气和卓见。他自己出身庶族，没有攀援之势，科名不利，仕途坎坷，因而深知人间不平，也酷爱打抱不平。他认为物不平则鸣是一种客观规律，这同时也可看作他为人处世行文的一种自我要求。尽管李贺最终仍屈服于社会舆论，接受了终身无权参加进士考试的命运，27岁抱恨郁郁而终，尽管韩愈在此文中并未从根本上否定避讳制度，但这篇文章仍起到了为被压制的人才呐喊，冲击封建礼法制度的进步作用。清曾国藩说“此种文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韩公上乘文字。”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此文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