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粤桂战争与广西平定

桂系军阀兵败退出广东回到广西后，并不甘于就此蛰伏广西，对他们而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供养自己属下的部队。与富庶的广东相比，广西是贫瘠之地，每年的岁入不过二百余万元，军费支出却占到收入的近半，这还不包括在广东的部队。当广东的桂军退回广西后，军费开支远远超过广西每年的岁入总额，向外扩张实为桂系军阀不得不为之举。何况当经历了广东相对富裕的生活之后，桂军上下对被迫退回广西亦多抱怨连连。所以，桂系在退回广西后无日不在谋划重回广东，并为此而力图得到北洋系的支持。
对于南方阵营内部的分化以及桂系的动向，北洋系自然是乐观其成。从大总统徐世昌到国务总理靳云鹏再到他们背后的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等，都对孙中山在广东重组政府与北方抗衡非常不满，力图打消，而桂系为自身利益而通款北方，当然为他们所喜，正可借此支持桂系反攻广东，推倒孙中山政府，实现南北“统一”。1920年10月30日，北京政府致电曹锟、张作霖及各省督军，表示“西林(岑春煊)引退，军府收束，并经分电西南各省取消自主，由中央分别接管，是军府已将西南统治之权归还中央，统一时机完全成熟，亟应及时妥筹办理，以资收束”^[1]。12月29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粤桂边防督办，1921年1月9日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5月任命陈炳焜为梧州护军使，摆出了支持桂系与孙中山对抗的姿态。此后，桂系与北洋系信使往还，联络密切，北洋系允诺给桂系以实际的财政和军械支持，从而也对刚刚在广东重新开府的孙中山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促使孙中山下决心对广西采取军事行动。
1921年5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讨桂而后北伐，掌握对北洋系斗争的主动权。北京政府则企图利用粤桂矛盾，挑动桂系攻粤，坐收“统一”之利。桂系在败退广西后颇思回粤，又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自然对攻粤颇为积极。6月13日，陆荣廷下达攻粤令，以林虎、沈鸿英、马济、陈炳焜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司令，由广西出动，分路进攻广东南路、北江、钦廉、肇庆，总兵力有六七万之众。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西南阵营各省为自身利益计，对讨桂态度趋向一致，孙中山得以大总统名义号令各军，展开讨桂战争。他以陈炯明为讨桂军总司令，率许崇智第一路、魏邦平第二路、叶举第三路会攻梧州；翁式亮第四路、黄志恒第五路、何国亮第六路出击钦廉；李烈钧率滇、赣军自湖南攻桂林，谷正伦率黔军自贵州攻柳州，形成合击桂军的态势^[2]。与孙中山有隙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对此次出师亦态度积极，发表通电称：“桂贼无状，先开兵衅”,“炯明将率三军，保障乡土。……歼除桂贼，以拯救粤人。”^[3]
6月20日，粤桂两军在桂东南的粤桂门户——梧州一线展开战斗，粤军士气高涨，连获胜利，对梧州形成包围之势，除了海军之外，粤军还出动了当时少见的空军助战。梧州防卫司令卓伟民、桂军游击司令刘震寰战前即与广东方面有所接洽，此时决定倒戈。25日，陈炳焜见事无可为，放弃梧州，次日粤军进占梧州，打开了入桂的东南大门。与此同时，李烈钧指挥滇军与赣军自湖南出兵桂北，于7月13日占领桂林，打开了入桂的东北大门。驻贺县的桂军沈鸿英亦发表通电称：“自治为近日潮流所趋，联省即将来统一之计”,“鸿英勉循军民之请，即于7月10日就救桂军总司令之职，脱离陆氏命令，与粤军一致行动，并从省议会诸君之后，厉行自治，而与西南各省联合一气，共奠国基。”^[4]
桂系自广东退回广西后，陆荣廷的威望受到严重影响，首领地位已经动摇，上下失和，将相猜疑，内部矛盾渐起，影响到桂系内部的军心和团结。在这种情况下，陆荣廷不仅不能有效地整合内部关系，反而轻率决定发动对粤战争，而实际上桂军的作战意愿并不强，统兵将领为保存实力亦不愿力战，当战事初步失利后，桂军不能坚持，显出分崩离析之势，粤军则乘胜而击，扩大战果，各地民军纷起响应，使战争很快呈现出一边倒的势头。桂军先后失守梧州、桂林后，各部纷纷自谋出路，脱离桂系，粤军兵锋直指南宁。陆荣廷于无可奈何之下，7月22日与谭浩明发表通电，称“因年老病衰，久思息影，……倾接总司令沈鸿英等通电，主张自治，荣廷夙持爱民主义，乐于赞同，当即电饬该总司令等维持本省治安，勉负完全责任”;自身“解除兵柄，引退林泉，一切军民各政，概不与闻”^[5]。此后，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及追随他们的桂军残部退居桂南龙州。23日，粤军不战而入南宁。9月下旬，粤军各部进逼龙州，桂军无力抵抗，30日粤军克龙州，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逃往越南^[6]。
孙中山发动的讨桂战争(第二次粤桂战争)为时三个月，虽然粤军兵力并不较桂系为优，但却进展顺利，平定了广西，实现了两广统一，扩大了广州政府的势力范围与影响力，并使孙中山得以集中力量筹划北伐统一事业，但讨桂战争也使陈炯明的实力大为增长，对孙中山的离心倾向日渐发展。8月8日，陈炯明进入南宁后，即利用他“全权办理桂省军事善后事宜”的有利地位，成立广西全省善后督办处，除了在广西的粤、滇、黔、赣诸军均归陈节制外，他还收容散落桂军，扩大自身实力，军事力量渐趋其顶峰时期。陈炯明还在南宁召集广西省议会和各县代表会议，讨论“广西和平秩序及改造方法”,并在8月18日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支持他“先定省宪，以树民治之期，进制国宪，以图统一之效”;“拟请各省区代表集沪开议，协立大法，付诸国民公意”的主张，请卢“领衔通电全国，定期在沪开会。届期当派代表出席，敬随诸公之后”^[7]。陈炯明的如此主张与孙中山企望通过北伐实现统一全国的宏图显有距离，孙中山仍然面临着整合己方阵营内部关系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