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

1924年9月14日，奉军第二军首先在热河方向向驻守朝阳县的直军发起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幕由此拉开。战争的基本进程表现为，“直军主守，奉军主攻”,战场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正面京奉路沿线和侧翼热河方向。由于吴佩孚的预先部署，直军在京奉路沿线高度设防，奉军在开战之初未能占到便宜，两军形成对峙局面。而在热河方向，奉军的攻势却屡屡得手，使得原本是偏师侧翼的热河战线，在开战之初反成为直奉两军交战的主要战场。
担任热河战线作战任务的直奉两军，番号都是第二军。奉军第二军由李景林指挥，他毕业于保定军校，受过新式军事教育，其后一直在黑龙江军中任职，1917年随许兰洲投奉军，参加过第一次直奉战争，是奉军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直军第二军由王怀庆指挥，他比李景林大十岁，行伍出身，前清时期已经做到协统、总兵职，1918年帮办直隶军务，1920年任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是直军中的老资格将领，但他缺少实战经验，军才平庸，又长期住在北京养尊处优，对战事并无准备。及至战争爆发，王怀庆方才在9月19日仓促出京奔前线，作为热河方向的最高指挥官，他对如何作战心中无数，甚而连像样的司令部都没有组织，随身只带着少数参谋及幕僚，以仪仗队开路，摆谱乘轿，大摇大摆，缓缓行进。所辖部队平日缺乏训练，装备陈旧，开拔时各项军需饷械都未领到，官兵士气低落，纪律松弛。“自出发到作战，王怀庆始终没有对官兵宣布为什么要打仗，开向什么地方去打，打的对象是谁”,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开上了前线^[1]。以如此老朽无能的将领指挥直军作战，可见直军准备不足，吴佩孚对侧翼战线重视不够，未及有更周密的筹划。
王怀庆领命担任热河方向的作战任务时，曾经大言不惭地拟订分兵五路攻奉的计划：“一路进攻新立屯，截断新民；一路急取九关台，进攻义州；一路经女儿河，进据锦州；一路出梨树沟门，截断榆关后路；一路令林西、赤峰毅军速行东开，为开鲁、绥阜后援。并令地方团警，保卫沿边，策应各路。”而在实际上，这些都是说给外人听的大话，他实则将后续战事全寄希望于外援，出发前即电告吴佩孚称，“度德量力，兵弹两缺”,“一旦猛攻，朝发夕至，即使拼命鏖战，子弹能支数日，而后方援军，非十数日决难赶到。全军存亡，在所不计，贻误全军，悔恨何及。战机紧迫，不得不报”。“除电饬热河沿边各军，严加戒备，暂取守势外，昨经呈明大总统，预备分路应援。查现在热河防务万急，所有援军出发，应行筹备一切事宜，不容稍缓，尚乞我公统筹全局，速示方略，至深祷盼”^[2]。王怀庆的保守迟缓，正给奉军以战机。王的对手李景林认为，“敝军进攻之日，正热河电令调动军警团甲之时，倘再晚攻三日，不易为计矣。弟力持急进猛攻之意，即预防敌人有此谋也”^[3]。
奉军在热河战线的作战重点是热东重镇朝阳。第二军下属的第三旅张宗昌部、第二十三旅李爽垲部、第二十四旅邢士廉部，二万余人分兵三路会攻朝阳，而直军只有刘富有的第二十六旅和张林的热河第一混成旅及朝阳镇守使龚汉治的巡防营防守，兵力不及奉军之半，且准备不周，疏于防备，致奉军并未用大力，即于9月16日占阜新，19日又占北票，随后开始合攻朝阳。直军巡防营系属老旧部队，作战不力，拖累大局，刘富有和张林部见此情形，亦无心力抗，主动撤退，奉军遂于22日占朝阳，热河门户洞开。此战直军因“军队复杂，人各一心”,热河军队“向不守纪律，只除一意奔逃，不可制止”^[4]。据奉方观察，“观吴之意，似仍其故智，以为一扑即下，故不注意于热河，而以全力注山海关。我但坚持，使彼三扑两扑，终攻不开。彼计穷，必悔其放弃热河之失计，自然意乱智穷矣”。“现在朝阳已下，热河东部险要，足为我军屏障。……倘能一鼓而下，进据喜峰口，则敌军左翼一失，榆关不攻而自破矣”^[5]。
奉军攻下朝阳，“一着争先，全盘得势”^[6],遂乘势一路进击，扩大战果，29日攻占建平(叶柏寿),30日攻占凌源。直军节节败退，全无战斗力，王怀庆虽亲率部队往援，但亦未能挽回局面，只能退守待援。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认为，第二军“恐前缩后，涣散已极，影响本军士气甚大。民意军心，情现于此，拟请转请资深望重，素抱热诚之大员，予以大权，赶赴凌源，维持军纪，督催作战”。“第二军既退守凌源，倘再不设法维持，大局实不堪设想，惟有恳请转饬第二军王总司令，赶速前进，以便督饬各部，相机攻守”^[7]。吴佩孚眼见王怀庆难当大任，遂改变指挥系统，免去作战不力的第二军前敌司令刘富有、副司令龚汉治职，在热河首府承德设前线司令部，由“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全权负责，将第二军、第三军全部交由王承斌指挥，并调第一军第九师董政国部增援热河，令王承斌发动反攻，扭转热河战局。然而第三军冯玉祥部却在离开北京后，以交通困难、行进不便为由，徘徊于热河后方不前，并表示除非他部增援及猛攻当面之敌，“否则，敌众我寡，胜负之数，实不可知”^[8]。由于第二军并未倾力参战，热河方向的直军面对奉军的攻势仍然不占优势。
奉军攻下凌源后，直奉两军在凌源附近接续有战斗，尽管王怀庆亲临前线督战，董政国师前往增援，但直军士气低落，不能持久，防线一退再退。王怀庆见不能抵挡奉军的攻势，无心恋战，索性退往平泉驻守，由此而致热河北境的赤峰态势孤立，面对奉军第六军许兰洲、吴光新部进攻的压力。10月初，直奉两军在赤峰周边及城下激战，死伤甚众，直军董政国第九师及毅军等部，难以抵挡奉军的攻势，最终弃城而退，10月9日奉军占赤峰(14日直军寻隙重占赤峰)。此时直军第三军冯玉祥等已暗中通款奉方，为了拉拢冯部，热河奉军未再向平泉进击，而将兵锋直指长城各口，直接威胁到山海关正面的直军后路，战局重心由热河向山海关方向移动。
位于长城东端尽头的山海关，依山面海，地理形势重要，内有京奉铁路经过，外有天然良港秦皇岛，是连通关内外的咽喉要点。直、奉两方以此为界，各据关内外，平时相安无事，战时则为必争之地。奉军希望突破山海关要隘，长驱直进关内，直取北京，逐鹿中原；直军则希望在山海关正面坚守，辅以热河和海岸两翼包抄，歼灭奉军主力，奠定胜局。因此，直奉双方都在山海关战线投入重兵，战局发展左右战争的进程，对直奉双方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战之初，吴佩孚就特别关注山海关战线，令直军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着重在山海关沿线布防，成功地阻止了奉军企图以突袭而致守军措手不及从而轻取山海关的企图。因为直军的严密布防，使得奉军不能不改取强攻战术，这就注定了山海关战役的激烈程度。
直军在山海关的布防阵地自北面山地逶迤而至南面海滨，部署了三个旅的兵力，奉军则由第一军和第三军组成的联军担任主攻，其中第一军姜登选、韩麟春部攻直军左翼北线，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攻直军右翼南线。自9月中旬起，直奉两军已不断有火力接触，10月初直奉两军开始交火，7日奉军对直军发动全线总攻，“山海关战线有猛烈之炮火，历二十小时之久”,双方指挥官均亲临前线督战^[9]。奉军利用炮火为掩护，猛攻正面直军阵地，直军亦利用炮火覆盖前沿，予奉军重大杀伤，奉军历数次冲锋，终未能突破直军防线。因为直军对山海关正面防线较为重视，事先已有周密防备，“防御工事，或依山势深挖洞，或修盖板壕沟，掩体工事做得极其坚固，特别是机枪掩体不仅坚固，而且遍布全线”^[10]。而在战线北侧外围的九门口一线，山峦重叠，不及山海关正面地势平坦，本对守方直军有利，但担任防守任务的直军第十三混成旅非直军嫡系，旅长冯玉荣又非将才，“自到九门未至前线视察一次”。奉军利用山势，避开直军炮火，分进合击，取得突破，九门口告急。冯玉荣急电彭寿莘，“乞就近派队援助，乞今日赶到”。彭急调部队驰援，但等增援部队赶到九门口时，“即见大部队伍纷纷退却”,“且山上所设之炮完全弃去”,冯部全军正在溃败中，局势已难以挽回。9日，九门口失守，冯玉荣服毒自杀。其后，奉军继续扩大战果，驻守九门口至义院口一线的直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葛树屏亦向彭寿莘告急：“敌突进长城以内，致将职旅右翼及侧背包围，万分危急，请速派员抵御。”^[11]奉军的进展势将威胁山海关正面的直军安危，彭又急调陕军第二师张治公部往援。10日，奉军突入石门寨直军阵地，“势甚危急”,直军经苦战“始将原有阵地完全恢复”^[12]。
直军在山海关前线表现不佳，而直军统帅吴佩孚却因为筹款问题在北京迟迟不能启程往前线，直到勒逼款项稍有眉目，又接到山海关前线的告急电，吴佩孚方才在10月10日晚离开北京，11日到达山海关前线，同时还带来了直军嫡系精锐部队第三师。吴佩孚到达山海关后，在列车上设立大本营，指挥作战，又在彭寿莘等陪同下视察前线，决定对九门口奉军发动反攻。然而，奉军的攻势步步紧逼，一点不给吴佩孚面子。13日，陕军张治公部原非劲旅，在石门寨难以支持，被迫后退，14日石门寨失守，奉军距秦皇岛不过咫尺之遥，京奉路有被奉军切断的危险，直军后路受到严重威胁。彭寿莘与其参谋长李藻麟认为：“奉军由沙河寨南行经安民寨，可直攻秦皇岛；如沿高山(塔山)西麓山沟经刺儿沟、魏家沟转东，出二郎庙西方山口，可以直捣山海关之背后，对战局影响极大。”^[13]
吴佩孚原先的作战方案是在山海关正面吸住奉军主力，以冯玉祥部出击奉军侧后，威胁其后方锦州，然后以直军精锐主力海运在奉军后方葫芦岛登陆，三面合围奉军。“直军之目的，本欲以海陆军相连之势，一鼓而下绥中，聚军舰于葫芦岛，则朝阳奉军顾虑后路，当不战而退。今奉既为先发制人之策，愈引起直军之奋斗，遂以后方所有之实力，悉加援于此，此山海关战事之所由剧烈也”^[14]。战局的发展迫使吴佩孚改变原定的反攻方案，首先部署稳定山海关前线的直军防线。10月15日，直军第三师到达前线，加入战斗，遏阻了奉军的攻势。其后，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展开反复的拉锯战，战事之激烈创北洋时期内战之最。吴佩孚“每日必亲赴前线督饬作战，往往直达火线之下”^[15]。奉军将领韩麟春、郭松龄等也亲临前线指挥。前线炮火连天，两军死伤惨重^[16],阵地反复易手，但都未获突破，战事发展进入胶着状态。为了维持攻势，张作霖决定将奉军总预备队投入山海关前线作战，而吴佩孚则命令还在热河的第二军等部，“火速前进，以资牵制”^[17]。19日直军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部反攻九门口，20日直军攻占刺山，21日奉军反攻夺回刺山，直军第十四师旅长王乔阵亡。“直军屡失前进时机，皆因军费不畅，接济不匀所致。”^[18]
直、奉两军胶着于山海关前线，奉军第一军在山海关北线略占优势，而在山海关南线正面的奉军第三军，因攻击地域地形的限制，仍“处于不易发展地位”。杨宇霆根据“日人探报”,向第一军军长姜登选提议：“敌军拟以有力部队，攻击榆关内北方高地，使石门寨处于孤立地位，故不若合我军关内外之有力部队，先行夹击榆关，俾三军得进关内，与贵军联为一气，声势既大，敌即为之气馁。且榆关能否陷落，极为各方所注视，一旦归我占领，敌方内部之变化，即必随之而起，不但战略上可占胜利，且较稳妥。”^[19]随后奉军决定从第三军抽调一部，由副军长郭松龄率领与第一军会合，集中突破北线直军防线，然而第一军副军长韩麟春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郭松龄在山海关正面毫无进展，现在改由九门口出击有邀功之嫌。郭闻言大怒，拂袖而去，并将部队撤回，致奉军的进攻计划延搁^[20]。恰于此时，张作霖在10月22日接到段祺瑞的密电，称冯玉祥、胡景翼等直军将领，“明早入都……主持正论，并派人进据军粮城”,“合肥已告胡(景翼)部在唐山邀截”,吴佩孚“出重赏，反攻无进步，力已竭”^[21]。未待奉军反攻，直军内部已发生重大变化，战局遂进至转折点。如时人所论：“当吴佩孚未出京以前，群以吴氏一至山海关，必能大破奉军。及吴氏既至，直军亦仅能固守阵地，使奉军不再进步。盖直军昔以十三旅守九门口，一战而为奉军所夺，遂致山海关形势完全动摇。此实为最初失败之点。其后陕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功，在石门寨督战，失守阵地，又给直军以重大之打击。此一师一旅之失败，吴氏虽欲挽救阵势，逐奉军于关外，实力已有所不能。迨冯、胡返旆，停战令下，而山海关之直军，益岌岌乎其危矣。”^[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