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时》

《夏时》是夏代的重要文献，春秋末，孔子由杞国得到它。《礼运》说：“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这个《夏时》的重要性如何？在上述引文结尾，曾说到：“《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这就是说根据这一作品，可以观夏道。
郑玄注《夏时》说：“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论语·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孔子首先告以“行夏之时”。《国语·周语中》单襄公述古制曾引夏令。今《大戴礼记》中有《夏小政》。与《夏小政》同一类型的作品，又有《月令》,于《逸周书》(已逸)、《吕氏春秋》、《小戴礼记》中均有记录。《淮南子·时则训》篇也是月令一类。总之，关于《夏时》的性质、形制和用途，于古文献里都不难考见。
《夏时》从本质说是科学的实用的东西。它是应用当时天文历算的知识以指导农业、畜牧业生产并支配其他有关的工作。但是，在当时它兼具政治意义并具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
《夏时》与后世所谓“朔政”,是一种东西。《春秋·文公六年》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公羊传》:“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何休注：“礼，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庙，每月朔朝庙，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时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于庙者，孝子归美先君，不敢自专也。”又《春秋》于《文公十六年》记“公四不视朔”。《论语·八佾》记：“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由上述材料证明告朔之制，确曾实行于古代，不过，到春秋时，此制不但已不复行，即痕迹亦难保存。
《大戴礼记·用兵》篇说：“夏桀、商纣羸暴于天下……历失制，摄提失方，邹大无纪，不告朔于诸侯……”《虞戴德》:“天子告朔于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证明夏商有告朔之制。大概这个制度应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论语·尧曰》篇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尚书·尧典》述尧事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述舜事有“在璿璣玉衡，以齐七政”^①。是其证。至周幽厉而后，朔政已不实行。《礼运》:“孔子曰：‘于呼哀哉！ 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史记·历书》说：“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是其事。《周礼·春官·大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左传·桓公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又《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以上都是朔政遗制之可考者。从知后世言明堂、月令者，实非无据。《月令》之文，虽杂见于《吕氏春秋》、《尚书》及《小戴礼记》等，然所述实非当时之制亦非出于虚构，定系采获古制而成的。欲知《夏时》,固舍此莫由。《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个说法是对的。后世阴阳家正继承这个传统，特别是继承并发展了糟粕的一面。汉儒如贾谊、董仲舒等都言“改正朔”。^①改正朔从汉代来说，自是拘墟之见，无裨实用。但是，在夏商周三代却有实际意义。因此，我们只能说贾、董诸人是食古不化而不能说他们托古售欺。
总之，《夏时》是告朔之书，后世《月令》实其遗象。当时天子郊天、颁朔，一方面他披着宗教外衣，这样做能更增加其神秘气氛；一方面他是真实的统治者，借此以行使其政权；另一方面，这个办法在当时确有实际意义，是农业生产所最需要的东西。所以，它是宗教的、政治的，同时也是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