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

王宠惠下台，汪大燮登台，保派的组阁意愿并未实现，仍继续攻击汪阁成员与“罗案涉有重大嫌疑”,“继任阁员仍复先行派署，并未同时根据约法提交同意”,因此“亟应另行改组，从速解决罗案”^[1]。黎元洪曾有意请外交家顾维钧组阁，但顾认为，根据宪法规定，内阁阁员负共同责任，因此除非“罗案”得到澄清，他不可能担任政府职务。接着，吴景濂和王家襄亦登门请顾组阁，并表示了国会的支持，顾同样予以拒绝^[2]。与此同时，因为保派对汪阁大加攻击，致汪大燮不安于位，通电声明，“专为鲁案接收问题暂时担任，现决计辞职”^[3]。12月11日，汪大燮辞职，改由王正廷代总理，这已经是黎元洪复职不到半年时间里的第四位总理了。直到1923年1月4日，黎元洪任命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方使如走马灯般更替的内阁总理职务稍有稳定。
张绍曾是王宠惠内阁的陆军总长，早有意谋阁揆职位，以至吴佩孚曾告其“宜专一维持部务，不可蹈干政之嫌”,“热中阁揆，尚非其时，宜远嫌为要”。吴还致电曹锟，告以“唐绍仪组阁不成，各宵小乃欲组变相之唐阁，以张敬舆为傀儡。张不察利害，冒昧弹冠，帅宜于张未组阁之先，以痛切阻止。如张不听，即通电与之断绝关系，以免外人目为直系政府也” ^[4]。但因为张绍曾接近保派，与曹锟是把兄弟，又与吴佩孚是儿女亲家，可为洛派接受，且与吴景濂早有沟通，故一时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也成了黎元洪复职后经国会通过任命的唯一“合法”内阁总理。
张绍曾出任阁揆之初，自恃与曹锟、吴佩孚的关系不错，又经国会正式通过，故踌躇满志，提出实行“裁兵、理财、教育、实业诸大政”,但在这些方面，他都不可能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而其提出实现“和平统一”、先统一后选举、先制宪后选举的主张，既与曹锟急于当总统的想法不合，也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图谋相违。事实上，曹锟对张绍曾组阁“不甚赞成，亦不好明白反对”,而吴佩孚则“反对新阁”^[5],只是碍于种种因素，曹吴的犹豫和反对未公开表示而已，张绍曾不察，上台不久，即与直系保、洛两派均发生矛盾。
张绍曾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有黎元洪的影子，因为黎元洪知道曹锟急于当总统，为了延续自己在总统位置上的政治生命，只有抓住“和平统一”的旗帜，谋求各方的支持，抵制所谓“最高问题”的进行，而张绍曾企图在总理任上干出点名堂，实现“和平统一”可谓“捷径”之一。因此，黎、张双方互为依靠，实现“府院合作”,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主张与进行步骤。1923年1月9日，张绍曾首先致电南方各省，提出“愿努力促成国宪，对外则完成法律上之统一，对内则先谋事实上之协商”;提出“制宪大权，本属国会，一俟法典告成，自应共同遵守。至一切政局纠纷，则当推诚协议，力图改进”^[6]。为此，张绍曾派人“陆续南下，向各方疏通，以预备实行他的和平统一的计划”。为了表示其“诚意”和“善意”,张还下令“各军自守防地”,“援闽”直军暂停前进，“妥为协商办理善后”;派章士钊等赴沪，与孙中山接洽，表示“中央对于两广事项，决不过问并不援助何方”。至于实行“和平统一”的步骤，张绍曾主张召开“国事协商会”,“解决一切问题，并有请孙及所谓‘海内有力诸公’,到京去筹备，以便各项会议的组织召集和议案的起草，都可以预先商议”^[7]。
张绍曾提出“和平统一”主张：“吴佩孚系主张武力统一，当然冲突。其实军事实力完全握在吴手，张阁空洞，吴以为聆命令之人而已，并不重视。”^[8] “吴不仅干涉江浙问题及湖南问题，对川对闽亦然，他的巡阅使范围无形中扩大到全国。过去他采取‘舍己从人’的态度，恢复法统以求‘和平统一’。乃事与愿违，使他不知不觉地拾起了段的‘武力统一’政策”^[9]。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时，直系实力大长，控制着北京政权，吴佩孚踌躇满志，曾经自信地表示，“此次总统就职，国会恢复，名正言顺，统一不难，孙某(孙中山)一小部分当无甚关系。日内中央下停战令，张某(张作霖)若不服从，惟有讨之而已”^[10];“余敢保证一年以内，全国即能统一”^[11]。当时，吴佩孚正在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广东与福建策划新的“武力统一”行动。吴的计划是，“孙馨远(传芳)发表长江检阅使，以便调防武穴(湖北广济),再备后命(指进攻福建——作者注)”;“萧督军、孙馨远总司令到洛，陈报保定情况，并商酌援闽进行办法”;“张绍曾宣示，助陈竞存(炯明),放弃闽省。吴使大不赞同。余意孙陈之争，另一问题，定闽所以控浙”^[12]。对西南各省，吴佩孚“用以毒制毒之手段，即利用残兵败将，给以饷械，令其反攻。如袁祖铭之收黔(1923年5月),沈鸿英之取粤(1923年3月),林俊廷之督桂(1922年7月),杨森之攻川(1923年2月),无一非出自此种方针。候驱逐孙中山出粤，屈服唐继尧于滇，藉孙传芳入闽而使浙卢孤立，将东西南渐次收归肘下，扫除一切后顾之忧，然后竭全力讨伐奉张，以达其武力统一全国之野心”^[13]。为此，他在广东收买桂系军阀沈鸿英，作为攻粤的前锋，沈鸿英也同意脱离其他南北各方面的关系，军费由吴担负，军事行动听吴指挥。在福建，吴佩孚督导孙传芳率直军“援闽”,企图夺取福建地盘，北可以监视浙江，南可以对付广东。所以，吴佩孚极力要求张绍曾任命沈鸿英督粤，孙传芳督闽，以激励沈、孙两人积极行事。
吴佩孚积极的“武力统一”主张为张绍曾所拒绝，因张认为吴之做法太过“操切”,过于刺激南方，但吴佩孚坚持其要求，并警告张绍曾，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发表”,责难张之“统一”主张为“处无责任之地，好为有责任之言；居有责任之地，乃为无责任之论。其得名也以此，其误事也以此”^[14]。在事关直系团体利益的根本问题上，直系对外的态度是一致的。2月17日，曹锟、吴佩孚与鲁、豫、苏、皖、赣、鄂六省直督联名要求北京政府尽快发表沈、孙两人的任职令。直系和吴佩孚的态度给了张绍曾当头一棒，也使刚刚提出“和平统一”主张的张下不了台。“日来保洛连电紧催，并派人坐待，有不能不发表之势。但一经发表，则西南浙卢势必反对，与现阁之统一标榜又不合” ^[15]。张绍曾主持阁议，“经长时之讨论，无两全之策，遂提出全体总辞职”。并声称“五不干”:中山不取消大元帅不干；疆吏干政不干；国内自相残杀不干；国会不速制宪不干；不贯彻内阁精神不干^[16]。3月8日，张绍曾向黎元洪提出内阁总辞职，表示“受任之始，即宣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为指归，期以扫除已往之纠纷，企图未来之建设”;但“淹逾两月，心长力短，事与愿违。自维才不足以济变，诚不足以感人。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援立宪国之成例，全体引咎辞职”^[17]。黎元洪此时需要借助张阁抵挡曹党，故不允其辞，并责其“岂可因责言之来，遂令作洁身之计”,“敦促阁员，即日视事”^[18]。黎元洪的挽留不过是表面文章，张阁留任的关键仍在直系的态度。经过多次往还交涉，在吴佩孚的压力下，张绍曾最终屈服于直系的武力，同意发表沈鸿英、孙传芳的任职令。3月19日，张绍曾忝颜宣布内阁总复职，并通过以沈鸿英为广东督理，孙传芳为福建督理的内阁令，所谓“五不干”早被其置诸脑后了。从此以后，即便是张绍曾本人也羞于再谈什么“和平统一”,而其关于先制宪后选举的主张仍为正在策划由曹锟继任总统的直系保派所不容，保派又因此而掀起了新一轮更为剧烈的倒阁潮，北京政治又陷入动荡之中。
吴佩孚虽以强力推行其“武力统一”主张，但由于各地武人专政的现实，各拥地盘，各有实力，而吴佩孚的实力毕竟有限，难以扫平群雄，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然却有损于吴佩孚的形象。如著名报人胡霖所论：“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