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古今书生

观看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历史剧《大风歌》后，对编剧、导演、演员所付出的艰辛的精神劳动，我是一直感到很满足的。不过，由此也引起我经常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处于乱世之际，有一些书生，在政治上所可能起的作用问题。
刘邦生前，所以提出安刘问题，和所以把安刘的希望寄托在周勃的身上，这自有其自己的打算，不说它。但是历史的事变表明，吕氏篡夺阴谋所以没有得逞，据《大风歌》所本的史实，首先应当归功于书生陆贾。当其时，如果没有陆贾的深谋远虑，周密策划，作为举足轻重的功臣周勃、陈平，未必能当机立断，杯酒交欢，实现刘邦的“白马”之盟，挽狂澜于既倒。其结果，是吕氏的天下，是刘氏的天下，或者是其他姓氏的天下，就难以逆料了。
最初形成魏、蜀、吴三国之势的定策者，也是书生，就是荀彧谏曹操先定关中(兖州);鲁肃说孙权保守江东；诸葛亮讽刘备跨有荆、益。在此以前，据我看，在曹操、孙权、刘备的心目中，尚未有定见。待到赤壁一战，才算最后奠定了鼎足之势，才证明荀彧辈的见解是正确的。
朱元璋起兵，下徽州时，曾召隐居于石门的书生朱升问时务，朱升言简意赅，九个大字“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 朱元璋善之。其意在于首先要建立根据地，不能采取流寇的办法，不要过早地称王而成为众矢之的。朱元璋所以能成为群雄中的胜利者，这于朱升的建议有极大关系。
人们通常这么说，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其实乱世固然少不了文，治世也决定少不了武的。当然，乱世的有些书生，尽管具有逐鹿取胜的卓见，如果不遇到所谓英主如曹操辈的采纳、支持，固一筹莫展，无所作为，说不定还会交上“华盖运” 或不免隐遁以终，或不免还会大吃苦头。
而上述陆贾辈，又都是在戎马倥偬之际，尽忠王室的书生，而不是使用权术，取得主子宠信的阴谋家，所以颇为后人所称道。
可是在另一方面，在历史上也尽有制造世乱的书生。远的不去说它吧，就以现代的 “四人帮” 一伙来说，其中就有不少堪称之为书生的，而且还有诩之为 “权威” 的书生，真是浩浩荡荡。他们所以制造世乱，不管名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醉翁之意，全在于从所制造的世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已是人所共知。而他们所以敢于制造世乱，又是依附于当时握有军权的野心家林彪作为支柱的，单靠几个光棍书生，决不能成为气候，所谓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为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现在还有一些或明或暗的、嘁嘁嚓嚓的所谓书生，是当以此为戒的。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今之制造世乱的书生的丑恶形象， 继马士英、 阮大铖之后， 在舞台上出现。

(《当代杂文选粹·陶白之卷》)

赏析 “乱世用武，治世用文”,这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经验性总结。那么，生逢乱世，文人就无施展才能的机会了吗？ 非也！只要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 处于兵马纷争之际，武将固然可以叱咤风云，安邦定国，而文士也常常能够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文士所起的作用甚至会超过武将。因此，无论乱世还是治世，我们都不可小觑书生，对他们在政治上所可能起到的作用更不可等闲视之。《话说古今书生》提请读者注意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文章先从作者对历史剧《大风歌》的观感谈起。《大风歌》反映的是西汉初年统治集团内部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当时，书生陆贾曾劝说丞相陈平深结太尉周勃，合谋诛诸吕、立文帝，实现了刘邦的“白马之盟”。由《大风歌》,作者自然想到了对粉碎吕氏的篡权阴谋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陆贾，并由陆贾进而联想到为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而献策的荀彧、鲁肃和诸葛亮，以及向朱元璋建议“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朱升。这些书生，虽然生于乱世，却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赢得后世子孙的崇敬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并非所有生于乱世的书生都能象陆贾等人那样尽忠报国，乱中作乱、混水摸鱼者也屡见不鲜。接下来，文章就转入了对这种蓄意“制造世乱”的书生的抨击。作者特别以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为例，不仅揭露了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醉翁之意”,而且进一步指出：他们之所以敢于制造世乱，“又是依附于当时握有军权的野心家林彪作为支柱的”。指明这一点，对于我们认清“四人帮”的反动本质是有益的。正是由于他们文武勾结、狼狈为奸，才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灾难。有鉴于此，所以在文章的结尾，作者表示：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今之制造世乱的书生的丑恶形象，继马士英、阮大铖之后，在舞台上出现。”这不仅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清这伙跳梁小丑的丑恶嘴脸，而且可以提醒更多的人警惕这种现代马士英式的人物，防止他们“制造世乱”的阴谋得逞。
这篇文章采用的是说古道今的方法。杂文说古，不在唤起读者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以古证今，以古鉴今。这篇文章较好地掌握了其中的分寸，既放得开，也收得拢。文章的前半部分，作者一连用三个历史事实肯定了书生在安邦定国中的积极作用，这就与现代“四人帮”唯恐天下不乱的丑恶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更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四人帮”,指出他们就是现代的马士英、阮大铖。正是在这种正面与反面、历史与现实的反复比较和对照中，文章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