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变和国民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宣言

　　日本政府向华北派遣重兵，强行侵占北平和天津后，一面继续部署兵力，扩大对华北的侵略，同时又在上海点起战火。这是它在侵华战争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当时的上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政治上看，沪宁地区是国民政府政治活动中心，上海是首都南京的一道屏障。从对外关系上看，上海租界林立，西方国家各种驻华机构大都集中于此。从经济上看，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以及远东闻名的贸易港口。日本把上海作为新的入侵目标，是其侵华战争进一步走向扩大的明显标志。
日本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由日本海军一手挑起，这是日本陆海军联合侵华的开始。日本的陆军与海军，虽由于利益不均而时常发生矛盾，但在对外侵略方面却始终目标一致，互相配合。日本前外相重光葵曾指出：在对华侵略方面，“陆军的态势是北进，海军的态势是南进”,因此，进入30年代以后，“在北方由陆军之手挑起事端的话，在上海一定由海军之手挑起什么事来”^[1]。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陆军把苏联作为假想敌人，大力扩军备战，军费开支急遽膨胀；海军不甘落后，从日本退出裁军条约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建造军舰，以同陆军保持均势。陆、海军统帅部各有一套独立的机构，不受内阁管辖，连海外派遣机关也不例外。他们每年制定一套对假想敌国的作战计划，经天皇批准后即着手准备。早在1936年订立下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时，海军即要求将“出兵上海”列入陆军计划之内，理由是，“在日华冲突的情况下，仅仅出兵华北是不充分的，在上海也必须出兵”^[2]。陆军原先不同意这一意见，由于海军的坚持以及考虑到对华侵略必须得到海军的支持，于是答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陆军必须出兵”,并将两个战时编制的师团派往上海，以保护当地日本侨民^[3]。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海军中央部分析了各种形势，认为这次事件波及全中国的可能性很大，于是马上采取对应措施：首先命令在台湾进行陆、海军合作演习的第三舰队终止演习，返回原来的警备地区；接着又向全国海军部队发出备战电报；军令部亦很快决定了“用兵方针”。该方针是为可能发生全面战争而准备的，其中指出：“鉴于在中国一旦发生局部事件常会波及到全国之实态，作为海军，主要任务是预备在波及到全中国各地时，保护我们的权益和在华的侨民。”为此，作出三项用兵准备：一、配备承担保护运输的直接协助陆军之兵力；二、配备预防青岛方面事态恶化的兵力；三、配备在华中、华南事态恶化的兵力^[4]。在积极备战的同时，7月11日，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经过协商，签订了有关华北作战的《陆海军协定》和《陆海军航空协定》。两个协定虽为华北作战而制定，但具体内容包含了华中和华南方面。其中规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保护在青岛、上海附近的侨民”,“陆海军协调作战”。对于作战任务之分担与兵力配备，协定规定：对于华北作战，由陆军担当，海军在海上护送与配合；对华中与华南方面，主要由海军担任警戒，在情况恶化时为保护侨民，陆军向青岛及上海附近派兵，预定由国内调派二个师团，陆海军协同作战。在航空方面，以陆军为主力，消灭华北地区敌方航空势力，必要时由海军航空力量协助；华中、华南地区敌方航空势力以海军为主将其消灭，陆军为自卫而进行航空作战^[5]。海军方面主动与陆军签订上述协定，主要是为在中国南方发动战争做准备。
控制上海，是日本海军的既定目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它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上海。7月16日，驻上海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向海军军令部报告：“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因而提请政府在上海方面也发动战争^[6]。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寻找挑起事端的藉口。7月24日，驻屯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宣称，“队员宫崎贞雄在四川路与狄思威路口被中国人带走”,要求上海市政府及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同时又派陆战队士兵在闸北一带实施戒严。为防不测，中国驻守上海的保安队也加强了戒备^[7]。双方连续对峙了三天，上海的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正当双方冲突一触即发之际，7月27日，中国船民在距上海300公里之遥的镇江附近的长江里救起一名将要溺毙的外国人，后查明就是那个“被中国人带走”的日本兵。据宫崎自述：“因为违反军纪去娼寮游荡，过后恐怕要受处罚，就潜登日本轮船溯江而上，途中投水自尽，未能死成。”^[8]失去继续挑衅的藉口以后，日军的气焰才有所收敛。
当日本陆军在平津地区部署完毕，准备发动全面攻击时，日本海军也要在上海动手了。7月27日，日本陆军向海军通报，决定向平津两市发起攻击，海军军令部次长嶋田立即表示：“今后陆海两军统帅部应更密切地合作。”次日，在陆军参谋本部兼职的海军军令部高级参谋横井忠雄大佐，向上司提出一项建议，认为这次出兵华北，转变为对华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大，为消除日中邦交的癌症，猛烈促使中国政府反省，必须下决心给予一次痛击。“如果让战争缓慢转变，使战局延长的话，会产生各种内外困难，事态变得不容易收拾。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尽力在短期内使中国丧失战斗意志，迅速结束战争”。“根据目前情况，单凭武力作战要让中国屈服，尚需要相当时日。最好的办法是在行使武力的同时，造成中国的财政混乱”^[9]。横井的意见，当时代表了海军内部多数人的意见。很清楚，他们是要尽早对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发动攻击。
8月初，日本政府下令，将长江沿岸城市的日本侨民向上海撤退。8月6日，海军又下令在上海的日侨全部撤退至日本租界。撤退在华侨民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这直接关系到日本海军的面子。这次海军主动采取这一措施，说明其内部早有安排，这是即将要在上海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信号。同一天，军令部向海军省提出：“为保护青岛及上海侨民的生命财产，请内阁尽快批准，立即派遣所需的陆军兵力。”^[10]
正当日本海军中央部迫不及待要求向上海增派陆军兵力之际，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开始向中国方面挑衅。8月9日，最后一批日侨撤退到上海，日本海军的后顾之忧已告解除。当晚5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与一等水兵斋藤驾驶汽车，强闯上海西郊的虹桥飞机场，并开枪打死一名劝阻的保安队员。中国保安队当即开枪还击，将两人击毙。这就是“虹桥机场事件”。事发后，上海市政府于当晚通知日方，共同派员去现场勘验，并由日方运回尸骸。对此事件，中国方面由上海市长俞鸿钧通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约定通过外交方式予以处理。但日本以“大山事件”为藉口，蓄意扩大事态。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声称，所以发生事件，“是因为中国方面的战备超出了必要的程度，要求首先立即撤退保安队以及撤除停战协定地区内的军事设施，并暂时保留提出正式的解决条件”^[11]。同时立即进行作战部署，从长江到黄浦江排列战舰30余艘，又从日本佐世保等地调来海军陆战队士兵3000余人。冈本总领事亦向俞鸿钧市长提出：“撤退保安队”与“所有保安队之防御工事应拆除”二项为解决事件的先决条件。俞鸿钧答复称：中方“已自动令饬保安队步哨之贴近日侨居住区域者一律离开”,但冈本继而要求双方派员决定保安队撤退之距离。俞鸿钧驳称，上海系中国土地，“无所谓撤退，更无所谓距离”^[12]。自《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来，上海市内已不驻扎中国的正规军队，仅有保安团、警察总队等少数维持社会治安的武装力量。为维持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稳定，当然不能再撤走治安人员而使上海处于无警察的状态，所以俞鸿钧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
日本海军中央部接到有关报告，一面要求陆军立即出兵上海，一面指示驻沪海军继续向中方提出要求事项。并特别提醒，在外交交涉时要谨慎从事，因为“事态之解决，终究只能依靠武力，然而陆军派兵需要相当时日”,在陆军派兵的情况下，必须在动员后的20天才能发动攻击，所以目前要回避开战^[13]。这样，日本海军开始演出上海版的卢沟桥事变。
8月10日，日本内阁确认了就地保护上海侨民的方针，并批准了准备派遣陆军部队的提案。海军内部不像陆军那样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因而对华强硬论就成为制定各种侵略方案的基础。他们把处理这个事件提到与日本前途相关的高度，耸人听闻地宣称：如稍有迟缓，“失去对策机宜，就会使我国作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有名无实，帝国的国威国权只能白白委之泥土”^[14]。翌日，海军军令部举行首脑会议，确定了事件处理方针，认为“大山事件发生之原因，是由于上海附近保安队军事力量之增强”,“如果采取中国方面能够容忍的温和解决的话，必留下祸根，贻误将来，维护上海侨民的权益，将越来越困难。限于不从上海全面退却，在近期里再次行使我们的实力，必须促其反省的时机到来了”。“且目下进行的外交交涉，前途遥远，徒费时日，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必后悔莫及”^[15]。在这些激进主张的推动下，海军省部首脑经过会商，认为目前已到派遣陆军的时机，决定立即提交内阁讨论。
日本陆军也支持出兵上海的提案。8月12日，陆军参谋本部拟出派兵纲要，决定立即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组成一个军；8月15日开始动员。陆军省军事课又对上述纲要作了补充，要求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和军事元老会议，从全局出发，确定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同时要使陆、海两军不仅在战役范围内协作，还必须站在处理事变的全局上互相配合。陆军的支持，进一步助长了海军的气焰。应米内海相的请求，日本内阁于当晚召开四相会议，通过了陆军的派兵方案，决定交第二天上午的内阁会议正式决定^[16]。陆海军统帅部则连夜会商，研究出兵上海的具体问题。陆军方面明确表示：“最初海军是持援助陆军大陆政策的态度，时至今日，陆军也好，海军也好，必须站在同一立场上考虑问题”;对中国之膺惩，必须用尽各种手段，包括“彻底轰炸城市，使用化学武器”;为能够自由运用上述各种手段，需要正式宣战^[17]。在日本军政最高当局层面，充斥着军国主义的嚣张狂妄。
实际上，日本陆军对侵略上海也早有准备，他们事先派遣间谍刺探上海与南京等地的军事、经济情报，编撰了《上海及南京附近军用地志概要》、《上海市资源调查》等资料，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侵略上海的作战预案。其方针是：“以一个精锐的兵团在浏河镇一带登陆，派主力在吴淞方面登陆，击破阻击之敌后，占领上海及该地北方的重要阵线。”具体要点是：主力在浏河、吴淞登陆，歼灭上海周围之敌，并希望得到海军陆战队的掩护；如有需要，攻击黄浦江上游，切断沪杭铁路；击破正面敌人后，占领上海及其北侧重要阵地，掩护租界；以一部兵力在租界内登陆，增援海军陆战队。登陆后，迅速占领上海附近的机场，并加以扩充^[18]。这些方案，在日本陆军决定出兵上海后，被参谋本部列为必读的参考资料。
日本内阁四相会议的派兵决定以及陆军全力支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上海，正同中国保安队紧张对峙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顿时感到有了依靠，于是不待陆军援兵到达，即于13日上午向中国军队挑衅，制造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来的第二次上海事变。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就派兵问题作出了决定，会后由内阁官房长官以谈话形式发表一项声明，宣称：“今日内阁会议就适应一旦有所变化的当前紧急事态采取之措施，进行了种种协商。该方面形势之恶化，责任完全在于中国方面。在此情况下，政府为在该方面使中国方面放弃挑战态度、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除对中国政府进行严厉交涉外，已对保护侨民问题采取万全措施。”^[19]次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继续在上海市区同中国驻军展开激烈战斗，中日双方都出动飞机协助攻击。中国空军轰炸了侵入黄浦江的日本军舰。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飞机则分别从“加贺”号航空母舰以及长崎、台北基地出发，轰炸了南京、南昌、杭州、广德等中国空军的机场。当天下午，日本海军发表声明，称“此前帝国海军曾一忍再忍，今则不得不采取必要而有效的一切手段”。当天傍晚，又向在上海的第三舰队下令：“除原任务外，要与派遣军协同，确保必要地区，消灭该方面的敌陆军及在华中的敌航空兵力；同时要控制必要的海面，必要时应击灭敌舰艇。”^[20]
8月14日晚上，日本政府再次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审议由陆军提出的表示政府决心的声明草案。阁员们因不了解军队的意图，提出了各种意见。陆军大臣杉山元代表军方作了回答。对于已决定向上海派兵，最后如不需要时该怎么办的提问，杉山回答：“在目前危急的情况下，不作那样的考虑。如果不需要援兵，希望转用到华北，华北是决不会安定的。”对于战争继续扩大，是否算全面战争，战争的目的何在，是否要推翻南京政府，是否要改变事变名称等重大问题，杉山虽表示继续坚持不扩大方针，但已作了明确的暗示：“把战争目的定为改变南京政府(原注：打倒南京政府之意)是个重大问题。没有考虑事变向全面战争转化。尤其是把作战目标定在什么地方，这是统帅上的问题”;“对于更改事变的称呼，必须意见一致”^[21]。其意思十分明显，军方对于推翻中国政府之事，正在考虑之中，只要内阁的意见一致，马上可以成为政府的决策。
第二天，日本政府为表明出兵上海的态度，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除开颠倒近几年中日关系的事实，重弹卢沟桥事变以来各项声明中的老调之外，明确宣称，这次采取断然措施，“膺惩中国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之目的，是“根绝在中国的抗日排外活动，铲除如发生今次事变那样不祥事件之根源，并举日、满、华三国融和提携之实”^[22]。卢沟桥事变刚发生时，日本政府在7月11日的声明宣称：“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23]。至7月27日，仍在声明中宣称：“切望今天依然由于中国的反省，把局面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看到迅速地、圆满地解决”^[24]。那两次声明都没有放弃“不扩大”,“现地解决”之口号。而这次《声明》只字不提“不扩大”,并把全面地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作为出兵上海的基本目标。这表明，日本政府把战火延烧到上海之后，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
正当南京国民政府抓紧部署全面抗战之际，上海日军于8月13日向中国驻军发起了攻击。蒋介石于当天深夜向淞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下达发动总攻击的命令，要求“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25]。次日即8月14日上午，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霞谷寺抗敌及革命阵亡将士墓堂前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报告了战事情形，会议作出如下决定：“外侮虽告急迫，政府仍应在首都不必迁移”;“此次对日抗战，不采宣战绝交等方式，并由外交部斟酌情形，向国联提请予侵略者以经济制裁”^[26]。同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声明书》一开头即表明：“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接着，历数日本的侵略事实，中国政府为和平所作之种种努力。在揭露日本言行不一、横生衅端，一再扩大战域，妄图“实施其传统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的阴谋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27]这份声明虽然没有明言“宣战”,但却是7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对卢沟桥事变的基本立场以来，国民政府对于实施抗战最清楚的昭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此后，中国出现了全面抗战的局面。
为了承担起领导抗战的重任，谋求战略与战术之密切配合，国民政府于8月20日设立大本营，以作为对日作战之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以大元帅的身份于当天连续发出多项训令，颁布战争指导、作战指导计划等方案，开始指导全国的抗战。其中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是一个总体指导纲要，该方案第一条首先明确了大元帅的职权：“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之付托，统率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之领土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28]同时拟定了大本营组织系统表：大本营设参谋总长、副参谋长各一员。参谋总长指挥大本营各部，辅助大元帅策划全局；副参谋总长襄助参谋总长指挥幕僚，达成全任务。大本营内设立总机要室及第一至第六部，分别执掌军令、政略、财政金融、经济、宣传、训练等六方面事务，另外还有后方勤务部、管理部及训练总监部等机构^[29]。
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公布大本营组织条例，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决议当常务委员会不能按期举行会议时，应提会之案件，由常务委员三人先行批行，报告常会追认。中央政治委员会应提会各案，先由政治委员会主席批行，再报告政治委员会追认^[30]。起初，还曾考虑在大本营之下设六个部(分司作战、政略、财政金融、经济、宣传、国民指导)^[31]。据蒋介石日记，在8月下旬已经进一步讨论了大本营组织要领及其发布和地点，“如迁都则应在重庆，大本营则在洛阳，行政院则在衡阳”^[32]。
大本营为在作战指挥上的方便，根据战略需要设置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部直属大本营，司令长官承大元帅之命，统辖战区内一切军事、政治、党务事宜。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组织系统由大本营统一确定：在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之下，设参谋长、政治部、军法执行部及军政部军需处^[33]。因每个战区所辖部队较多，所以在司令长官部之下，又设数量不等的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承司令长官之命，仅负作战指挥之职。集团军总司令部设正副总司令及参谋长，下辖军二至五个，独立师一至三个^[34]。
根据中日两国的军事态势，大本营随即颁布《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根据作战地域设立五个战区：第一战区辖河北及山东北部地区，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辖晋察绥地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第三战区辖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司令长官为冯玉祥，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辖闽、粤两省，司令长官为何应钦，余汉谋任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辖苏北(长江以北)及山东，司令长官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韩复榘任副司令长官。在五个战区之外的地区，再设立四个预备军。第一预备军由李宗仁、白崇禧任正副司令长官；第二预备军由刘湘、邓锡侯任正副司令长官；第三预备军由龙云、薛岳任正副司令长官；第四预备军由何成濬、徐源泉任正副司令长官。至于海军和空军各部队，则分别归海空军总司令部管辖，以协助陆军作战。海空军总司令亦直属大元帅指挥。当天任命陈绍宽为海军司令；空军司令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另任命周至柔为前敌总指挥^[35]。
大本营在划分作战地域、设置组织系统的时候，同时也给各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直接与华北日军对峙的第一战区，“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富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第二战区“为华北惟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第三战区“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第四战区，“对敌海陆军之骚乱，完全战备”。第五战区，主要为应付日军强行登陆作战，根本打破日军登陆之企图。各预备军“除命令所示者外，各依指定之地区，迅速集中完毕后，根据各战区前方会战之经验，各自实施(必要时可与中央各军事学校连络)适当战时之教育，并保有随时应命之机动性”。海军在参与淞沪会战的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止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空军“应集中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以敌舰及炮兵为主要目标),尔后任务另规定”。其他直属各部队，任务与预备军相同^[36]。从以上安排来看，国民政府已决定动员全国的军队和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以投入这场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
但是很快国民党最高决策者意识到，在军事委员会之外另设实体性的战时军事最高指挥机构并无其必要，最可行的便是“以军委会代大本营” ^[37]。于是，在9月1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在报告中提出，此前对大本营的组织过重形式，且现时仍以在表面上避免战争之名为宜，因之决定暂时搁置把大本营实体化，而是把军事委员会适当改组，将拟设置各部置于军事委员会之内^[38]。旋即明确军事委员会设八部及负责人：黄绍竑(作战)、朱绍良(管理)、俞飞鹏(后方勤务)、熊式辉(政略)、吴鼎昌(经济)、陈公博(宣传)、陈立夫(国民指导)、翁文灏(国防工业),以及张群(秘书长)^[39]。此后一直到抗战结束，军事委员会发挥了国民党战时最高军事统帅机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