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自治风潮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与治世标准。20年代初期盛极一时的联省自治风潮，是模仿美国联邦民主政治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作为一种改良主义思潮，“联省自治”渊源于清末民初以来的地方自治与联邦制思潮。梁启超曾在《卢梭学案》中希望中国采行联邦制，成就一个“为万国之师”的政体。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也曾提出共和政治与联邦政体为“建设新中国无上之宗旨”。辛亥革命期间，山东咨议局向清政府提出的八条政治要求中，有“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政体；外官制、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咨议局章程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定之；本省有练兵保卫之自由”等。江苏都督程德全等倡议各省公举代表集议上海之电，也明言以美国之制为中国他日之模范。民国初年，中国国民党为抵制袁世凯的专制，积极主张地方自治，宋教仁提出以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这些主张曾起过一定反对封建专制的作用。1914年8月，袁世凯查禁了主张联邦制度的人权急进社。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联邦论也有所影响。章士钊认为，一国政权之分配，不外邦联、联邦、单一三种，联邦由邦联或单一迤演而来，实行联邦，不必革命，所需者仅舆论之力，联邦制足奠民生于安利，拯国命以纷纭。张东荪发表《地方制度之终极观》、丁世峄的《民国国是论》,均主张采行地方分权的联邦论。
护法运动中南方政府的诞生，打破“北洋正统”局面，时局更趋动荡。熊希龄带头倡导联邦政治。他致函岑春煊主张派代表组织联邦会议，定宪法颁示天下。创刊于1916年，李剑农任编纂主任的《太平洋》杂志是一份鼓吹地方自治与联邦制的重要刊物。1917年冬，李剑农在《太平洋》第一卷第八、九期上撰文提出，中国地方势力的增长，已经到了一种联邦状态的时候。“地方势力已非中央政府所能控制，非采联邦制不能恢复中央政府的实力”。他先后发表《时局罪言》、《地方制之终极目的》,主张省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
20年代初，皖系军阀“武力统一”之梦在直皖战争中幻灭，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厌战情绪弥漫全国。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利用军阀倒军阀，结果反被军阀所利用，“护法统一”的旗帜也失却原有的色彩，“恢复法统”的号召再难唤起民气军心。这样，“联省自治”就成为超然于南北之上的第三种政治主张，一时间席卷全国二十多个省份，有思想、纲领，也有尝试、实践，成为军阀、官僚、政客趋之若鹜的一面旗帜，也成为一些学者、名人崇尚的济世良药。
省自治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第一阶段。联省自治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首先实行省自治，由各省自定宪法并依省宪组织省政府；二是由各自治省选派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使全中国成为统一的联邦制国家。
省自治运动肇始于湖南。湖南处于南北两政府的夹缝中，各省客军云集，人们备受兵灾。1920年7月，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打败了北京政府任命的督军张敬尧。湘省人民得喘息的机会，“湘人治湘”就成了强烈的愿望。22日，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宣布湖南自治宗旨。熊希龄还拟出湖南自治大纲寄给谭，催其实行自治。11月2日，谭延闿宣布“湘人自治，以树联省自立之基，不受何方之干涉，亦不侵略各方”①。同时表示坚持护法。11月28日，林支宇就任湖南省长，宣布湖南实行自治。
正式提出“联省自治”的是一些名流、学者。据称，“联省自治”一词的发明者是张继、章太炎。谭延闿邀请章太炎去湖南襄助自治时，章提出结成川、湘“自治同盟”,并征求张继的意见。张继以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告之，并将“自治同盟”的口号改为“联省自治”。如何打破“割据的专制”呢，章太炎独创了一种“为各国所未有”的“联省制度”:“自今以后，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 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着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不仅巡阅使、联军总司令之类要取消，连中央政权也要虚设。在他看来，总统总理权重，酿成变乱，置国会也是以卵触石，“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②他甚至主张连外交大权都交付各省。显然，这的确是一种带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方案。之后，联省自治论者对其观点有所补充、修正，形成比较完整的政治主张。
赵恒惕赶走谭延闿，任湘军总司令后，仍继续鼓吹联省自治。他于12月25日通电称：“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相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为今之计，欲顺世界之新潮，解积年之纠纷，舍此几无他途可由。”③湘军将领还联合通电表示，北方统一之幻想，西南护法之精诚，皆不如自治之积极进行。
四川是宣布自治的第二个省，也是军阀混战的重灾区。川境内除派系林立的川军外，还有滇黔军。联合驱逐滇黔军出省后，1920年12月10日，川省各派系将领在重庆开会，议决实行自治，制定省自治法。1921年1月12日四川督军熊克武宣布拒绝就任北京政府任命的省长，称兴兵是“反对联军统治，保持自主资格，建设自治制度为职志”,对于护法与统一皆失望：“川人固始终护法，惟于有名无实之护法，未敢苟同。希望统一，惟于朝三暮四之统一，未敢盲附。且川人以为护法统一皆属抽象名词，不若根据事实自求解决方法……”④1月21日，川军将领刘湘、但懋辛、刘成勋等宣布否定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任命，“曩者以川人自力自救，今决以川人自力自治，不受何方之支配，不任外力之干涉，顺应潮流，尊崇民意。内以巩固地方之基础，外之促进国家之统一，必自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告成，乃能承认其命令之效力。”⑤
4月2日，贵州代总司令卢焘、省长任可澄通电宣布贵州自治，“迩来自治思潮弥满全国，武人政治已不适于生存，亟宜顺应潮流，由各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黔省改革，即以此为正鹄。”⑥当时，刘显世的另一部下袁祖铭，从北方获得军械、军饷，组织“定黔军”回省攻打卢焘，卢本人并非黔籍，原对自治口号很冷淡，但不得不在这个时候打出自治旗号抵制北京政府支持的袁祖铭。
6月4日，浙江督军卢永祥也发出“豪电”,宣布省自治：“先以省宪定自治基础，继以国宪谋统一之旧观。”⑦并提出各省派出全权代表，拟出妥善办法，再付诸国民公决。卢永祥是皖系的残部，不甘心被直奉两派排挤，地盘被瓜分，当时，北京政府已撤换另一名皖系督军陈树藩，卢借机自保。他还正式提出联省政府的主张，很快得到各省赵恒惕、卢焘、陈炯明、刘湘等的响应。云南顾品珍在驱逐唐继尧之后，也附和卢永祥的主张。他们纷纷派出代表，同卢永祥商量有关召集省治会议、研究省宪、筹备联防、共编联防军等问题。卢还下令搞了一个联省的纲要：“(1)联省制系依法则之结合，造成真正统一，不受第三者之牵制。关于中央政令，亦由联省商榷进行；(2)联省手续依省宪法案办理之。凡属非法之事，概行拒绝。彼此有互助协商义务，及应得各项权利；(3)联省法则与规约，以简单易于明了而与共和国之约法不相违背为宗旨……”⑧卢本是失意的皖系残余，也因倡联省自治身价倍增。
在粤军讨伐出兵广西讨伐桂系后，广西省议会于6月8日通电，称征得省长同意，实行自治：“(一)根据省之地位及价值，制定省法，以立民治基础；(二)发扬省之本能，求各个发达，蕲以行省自治为国家中坚；(三)于不害自治限度内，承认统一，以自治为统一之导源，以统一为自治之归宿，对于各省采互助主义，冀以各省实力之融和形成国家……”⑨
皖系陈树藩也试图以“自治”来挽回落败。1921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任命直系阎相文为陕西督军，调陈为祥威将军。陈要部下联名请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又派人联络西南，准备“联省自治”。6月20日，他通电响应卢永祥的主张。还授意陕西省议会组织省宪会议。但是，在直系与于右任的夹攻下，不得不逃往汉中，但仍自称“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
1920年11月陈炯明驱逐桂系回师广东，任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他也热心省自治。1921年2月，在会见《字林西报》的记者时，陈炯明阐述了在广东实行自治的决心：“吾信吾广东如试行成功，则他省人民必纷纷效法，而此种运动，将遍于全中国，吾人倘能得一二省加入，即可与彼等联合，而遂渐推广至其余各省，最后使中国成为一大联省政府也。”⑩孙洪伊、汪精卫、吴稚晖等也曾支持这一主张。
制定省宪法是省自治运动的重要内容。湖南率先成立省宪筹备会，聘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等为省宪起草委员。各县选派审查委员，县选一人，大县两人。以省议会议长彭兆璜、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等主持筹备。1921年4月26日，制成湖南省宪法草案，共13章136条，宣布“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1922年元旦，湖南公布实施省宪法。这是全国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付诸实行的省宪法。对于这一“中国联省自治宪法的第一个骄子”、“联省自治空气中惟一的产儿”,有人批评说：“麓山名人制宪的结果，还只能产生出来一个中产阶级适用的宪法，不能给无产阶级的人们一线生机，实在是一个根本的缺点。不能算全人民的权利书。”(11)在浙江，卢永祥组织人马搞了个“九九宪法”,后省议会以宪法未经全省公民投票，决定由省民自行提出宪法草案，形成红、黄、白三种，名曰“三色宪法草案”。广东省议会推出宪法起草委员，起草省宪法，并讨论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135条。其他四川、云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也纷纷筹备起草省宪。各省的宪法草案多以湖南的为蓝本。这些宪法草案的条文后多不了了之。
省自治运动中的广东、湖南还试行民主选举。广东省是省自治的“模范省”。1921年8月，陈炯明在广东尝试了县长民选。至11月，选出85位县长。湖南省还实行省长民选。赵恒惕于1922年10月1日当选为所谓全国第一个“民选省长”。
省自治运动也在社会各界中引起反响。1920年11月6日，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甘肃、江西、四川、福建、广东、安徽、山西、广西等省，举代表在北京江西会馆召开自治联合大会，宣告成立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以后，北京还成立了一个各省区民治运动联合会。除此，各地还有自治运动同志会、 自治促进会、自治筹备会等。各省一些旅京、旅沪同乡会组织也踊跃参预其中。这些鼓吹自治的组织有相当的能量，常常使北京政府的人事任命落了空，不得已改派当地人担任省长一职。
对于这股自治的声浪，北京政府欲以国民导师自任，于1920年11月17日宣布筹备地方自治。1921年4月15日，下令施行《地方行政会议组织规则》。5月4日，正式召开地方行政会议，以章宗祥为会长，各省43名代表出席。会议举行了一个多月，议决县自治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省参事会条例、市自治制、乡自治制等五案。当时即有人指出：北京政府以县、市自治来敷衍省自治、联省自治，是“此为和缓潮流之政策”、“政府敷衍之手段”⑫。6月18日颁布《县自治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等。以后又规定了一系列地方自治的条文如《省参事会条例》、《市自治实施细则》等。
各省纷纷搞起“省自治”后，还有人想搞第二步，即召开联省会议，组织联省政府，选举联省总统，实现联省自治。
最先试图实行联省自治的是湖南赵恒惕。1921年春，湖北发起了驱逐王占元的运动。蒋作宾等到湖南请求赵恒惕出兵援鄂，支持湖北自治。他们成立了临时自治政府，以蒋作宾为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自治军司令，宣布驱逐王占元后两省共同促成联省自治。赵恒惕联合川军组织援鄂军赶走了王占元，并于8月11日通电各省，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讨论“联省自治”,取消南北政府，组织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在这之前，他得到粤、滇、川、黔的赞同。但吴佩孚调兵遣将，大军压境，很快就打败了湘、川援鄂军，重新控制了湖北，并攻占湖南岳阳。双方谋和时，吴佩孚坚决拒绝了赵恒惕的主张，要求湖南取消自治。湘军援鄂失败，对军阀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一个重大打击。赵恒惕军事失利，“联省自治”政府之议一度落空。
1922年5月，直系在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欲借口恢复旧国会、临时约法而取消南方护法。黎元洪在“法统重光”中重新登台后，为取得南方的支持，对联省自治派有所妥协。主张联省自治的各军阀则对黎称“大总统”,以图通过对法统的承认换得对联省自治的承认。7月1日，黎元洪下令称尊重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能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13)联省自治的呼声再度高涨。
再次推动联省自治的是实力派军阀唐继尧、陈炯明、赵恒惕等。唐继尧纠集旧部，回师云南成功后，成了联省自治的积极鼓吹者。1922年6月29日，他致电黎元洪表示拥戴，旋发表对时局的通电，指出：“恢复国会及总统复职，固为护法各省所主张，惟根本解决之方，则在速集南北各省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解决以前纠纷。”在他看来，解决时局纠纷在政治不在武力，“此时仍惟有实行联省自治为救国不二法门。果能由自治而联合各省，即由联省而组织政府，使地方政治有自由发展之机。再统一国家，亦得免分崩之患。”(14)对于唐继尧的主张，时人称之为“云南之门罗主义”。此后，唐改组省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市、县、村的自治条例，实行“民治”。
赵恒惕也重申其联省自治的决心不可动摇。7月1日，他致电曹锟称：“观察现时之潮流，与人心之趋向，非实行联省自治主义不足以解纠纷而维国是。并宜本此主义以制国宪。至于湘省，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誓必抱此宗旨，积极厉行，决不为外界人所摇动。”(15)赵恒惕还发表《与曹吴论国是书》,陈述实施联邦制度之必要。
陈炯明一直醉心于把广东变成中国的普鲁士，把中国建设成德意志式的联邦。“自治”广东后，他进而鼓吹联省自治。1922年5月，陈组织人马精心制作《联省自治运动》一文，指出，民国政治分崩离析，在于政治组织之不适，刷新政治一在于地方分权，一在于军、民分治。他在致曹、吴的电报中说：“此后国家之安宁，中国领土广大，民俗各异，仍应仿照美国，建立联省制度。”⑯
7月2日，川、湘、粤、黔各省派出四十多名代表在云南举行“西南会议”,讨论建立新的联盟、联省自治等问题。他们决议“挂出联省自治招牌，以成一种新式之联盟，并以此联络北方各省，促成统一局面。对于广州之孙文，几有无形脱离之势”⑰。7月14日，浙江善后督办卢永祥致电唐继尧赞同各省联席会议，“确为时局妥协必须之手段，永祥极表赞同，尚望毅力主持，以期一致。”此后，他们还筹划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
连东北王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被北京政府免职后，也“联省自治”了。1922年5月28日，他联名东北将领，宣布东三省自治，与西南及长江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回到奉天后，他自行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搞军民分治、民选省长，完成东三省的“联省自治”。
一些社会团体，也纷纷筹划联省自治。1922年3月15日，上海商界、教育界及农、工、银行、律师、报界、省议会等八团体，召开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主张各省自制省宪，各省联合制定国宪。稍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公布了一个联邦分权的国宪大纲。7月22日，章太炎、曹亚伯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南方数省多派代表参加。在北京，也有人成立“修正宪法草案请愿团”,要求制定联邦制宪法。在江西，北军蔡成勋入赣后，以武力政策拒绝谢远涵任省长，被江西人斥为“民治蟊贼”。1922年9月8日，旅京江西人发起“江西自治促进会”,宣言推倒军阀，促进赣省自治：“非驱逐蔡成勋，不足以谋江西之民治及挽救现时赣局之危机。”“非促进江西之自治，不足以谋统一之发展，为将来地方分权之保障。”⑱并提出不仅是赣人治赣，要进一步“赣贤治赣”。南昌、九江等地还相继罢学、罢市。
直系吴佩孚坚持武力统一，坚决反对联省自治。7月7日，他致电唐继尧：“愚意但求自治之实，不必求联省自治之名。……今若另开联省会议，非徒有蔑视国会之嫌，正恐枝节横生，纷纠益集，且亦非护法诸公所宜出也。”⑲17日，曹锟、吴佩孚电赵恒惕称：“我国本属单一国家，数千年来因袭已久，”“然果由合而强趋于分之势，恐遂邦家于割据，酌情度势，要在扩充自治之精神，不宜采取联邦制之形势。”但表示“将来国会制宪，地方制度一章，必能斟酌损益，期于至善”。
8月1日，吴佩孚以长文致电国会，警告国会不要“同流合污，取悦多口”。他说：“若以一时之政象，特殊之幻状，遂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施之，豆剖瓜分则可，若以列强环视之国家供冥想之试验，则期期不敢赞同”,“宜民自治，不宜军自治，宜全民政治之自治，不宜少数阶级冒名自治，宜集权于国，分权于民，不宜于削除中央，变相酋长皇帝之后，而复演无量之小酋长小皇帝，以荼毒吾民。”⑳他尤其强调，省长必须由中央任命，民选只能添乱，军权必须集中于国，以省军代国军是亡国之道。8月27日，沈鸿英通电指摘联省自治形同割据，反对于国会外另开会议解决联省自治，吴佩孚的部下萧耀南、冯玉祥等通电附和。章太炎据理反驳，称：统一之权应属中央，“而非强藩悍将所能假冒”,而吴佩孚“遥制朝权”、“擅自征讨”,“对于中央是否视若弁髦，对于地方是否实行割据”(21)。
军阀们搞联省自治，有为其割据寻求法理上的合理性的一面，也有被舆论、民心所迫的一面。有人形象地揭露了他们倡行或反对联省自治的各种心态：“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22)8月19日，国会宪法审议会通过“省之事权取概括主义，中央事权取列举主义”,26日，通过“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地方制度章内应规定关于省宪各原则”两项议案。联省自治达于最高潮，总算在法律上留下些许影子。
联省自治风潮所致，使更多的学者热衷于此，《东方杂志》、《改造》等也成为学者们鼓吹联省自治的重要阵地，理论探讨也逐步深入，并与现实政治问题如废督裁兵、制定宪法等联系起来。李剑农指出：“欲废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统一；欲统一必先确定联邦制。”(23)杨端六提出联省自治有助于提高政治参与，“联省自治之精神，在于省长民选，使中央政府无直接干涉地方行政之权，诚如是，则地方人民对于本地政治，必渐引起参与之趣味。”(24)章士钊鼓吹了一段联邦制后感到，在中国不但联邦办不到，邦联也还太早，故提出“造邦”说，“由造邦而邦联”,“由邦联而联邦”,“由联邦而统一”(25)。有人还提出直接将各省改为联邦：“宜明文赋予各省以广大之自治权，使含有联邦之性质。……我国当制定宪法时首宜研究及之者，即为各地方自治权问题。或径改为联邦，固亦无不可也。”(26)宁协万在北京宪法讲演会上从国际法、国法学的角度演说联邦制的好处，认为应该把中国分成二三十个受中央统治权支配的“准国家”,“中央的权限不如从前那样多，各省的权限不如从前那样少，创成一种虚国联省制”,通过人人的富强，达到家、省、国的富强(27)。
《努力周报》是胡适鼓吹联省自治的阵地。9月3日，他在《这一周》里讲： “只有 ‘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时局。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究必失败的武力统一。”9月10日，胡适更进一步提出：“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这是省自治的意义，这是联邦运动的作用。”(28)他还在《努力周报》发表《假使我们做了国务总理》,“马上召集联省会议，议决裁兵、财政、国宪的制定和各省自治的进行计划”。
一些外国学者也对中国的联省自治给予充分的注意。罗素曾经认为：“我想中国政治的改革如其要变成可能，那非采用联邦制不可，非让每省都有大部分的自治权不可。把这块大地方分成各省的事情，由来已久，所以省区的感情是非常强盛的。”“像我所晓得的大部分的进步的中国人，除了军备、外交及关税委托中央政府之外，现在都赞成联邦制的宪法。”(29)
联省自治甚嚣尘上的时候，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1922年6月10日，在加利福利亚大学的康白情提出“自治的统一与统一的自治”,认为中国无邦可联，章士钊“造邦”一说是削足适履，“中国的纷扰，不在国家统治权过盛，也不在个人自由过盛，而实在这两种都一样的薄弱，不足以制裁少数过盛的官阀、军阀”(30)。董修甲对比联邦与委员制之优劣，认为联邦制不适应于中国：“我国为单一制之国家，若仿联邦制改为联省制，势必先解散中央政府及国会，由各省自由草订宪法，组织各省新政府，始能产出新联邦政府。如斯举动，国家先陷于无政府地位，险象环生，吁可畏矣！”(31)
孙中山等部分国民党人对联省自治持反对态度。1920年12月湖南省长林支宇致函孙中山，请设联省政府，促成各省制宪。孙中山批示道：“以分县自治为立国基础，联省只能成官治，不能达自治。”(32)1921年4月，邵力子在《民国日报》指出：“现在讲联省自治的人，上足以妨碍国家底统一，下足以阻遏民权底发展”, “只是督军或总司令之 ‘联’,只是藩镇或封建式之‘治’。”(33)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赴上海途中专门同随员谈到联省自治的危害。他说：“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乃在各省藉名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崩之兆耳。故联省自治制之所以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也。至言真正民治，则当实行分县自治。……至如今之所称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34)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联省自治派仅仅“欲藉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中央政府之权能”,“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 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明确反对联省自治。1922年8、9月间，陈独秀接连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等，予以揭露，“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如按联省自治论者的办法，“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拿联省自治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35)蔡和森提出了与胡适截然不同的“打倒军阀的第一步”: “民主的革命”。他认为，中国内乱的根源是“阶级斗争”,“新旧支配阶级同时并存”,故政治问题不是通过创法改制可以解决，必须以革命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强有力的革命党；不是武力的统一，但是革命的统一。”用“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36)。
“联省自治”一度压倒“武力统一”、“护法统一”,表明其一定程度地表达了人们反对封建军阀制度的要求。一战后，世界民族自决的浪潮极大地鼓动着民心、民气，民众对“自治”、“民主”等向往之至。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加重，更使人们容易把美国视为榜样，以为联邦制是富国之道。加上中国人历来的籍贯乡土观念，都使联省自治具有一定群众心理基础。尽管不少主张联省自治的人们怀着救国济世的善良愿望，终究也有免不了被军阀利用，成为其拥兵自重、维护割据而把玩的骗局。此外，原云集在护法旗帜下的西南各省热中于自治，使护法北伐大生阻隔。这也是孙中山寻求新的道路、思想实现新飞跃的契机。联邦自治政治在中国的扭曲与变形，表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的排拒性。到1924年、1925年以后，进步力量聚集在“国民革命”的口号下，联省自治的影响就低微了。1925年1月，得知胡适列名善后会议之名单，赵恒惕还专门写信给胡适，表白自己“饱经风雨，坚守省宪，始终弗渝”,希望胡适在善后会议上提倡联省自治：“公倡联治，为世所宗，此次招聘列议会席，知道必乃此良机发挥主张，以弘建树，临风怀想，预卜成功。”(37)但是，这鼓吹“联省自治”的文武干将的最后“合轨之望”,也因胡适退出善后会议而破灭。此后，鼓吹联省自治的军阀如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等自身也相继被其他军事力量击破，联省自治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