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真逸史

方汝浩撰，八集四十回，成于晚明。现存明原刊本，明末刊本，清初白下翼圣斋刊本。此外，还有乾嘉坊刻本、光绪丁酉(二十三年)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

本书写南北朝时，东魏镇南大将军林时茂秉性忠直，因逃避奸臣迫害，削发为僧，改名澹然，投奔梁国，一路为民除害，德高望重，被荐为妙相寺副住持。正住持钟守净贪鄙好色，林澹然好言相劝，钟于梁武帝前诬其通魏，于是惧祸潜逃。路过张太公庄，澹然为除妖，又得天书三卷，从此隐居张家修炼。收杜伏威、薛举和张太公孙善相为徒，传授兵法、武术、法术。三人后来与绿林好汉起兵，夺城陷府，势盛一时。等到齐篡位，便随齐都督大将军段韶投为臣，三人都封候，镇守西蜀，先后成婚。澹然也至蜀，在峨嵋山结茅。朝代几换，至唐灭隋，澹然年九十余，在山坐化。杜、薛、张在隋已经封王，这时就传位给他们的三个儿子，弃家访师，登上仙界。三个儿子归唐封候，唐高祖于西蜀南平府缙云山下建一“禅真宫”,状塑澹然与杜、薛、张四人神像，远近士女都来烧香拜祭。
本书《凡例》说： “旧本意晦词古不入里耳，兹演为四十回”,“洵为先朝名笔”,“此书旧本出自内府，多方重购始得，今编订……” 它可能根据旧本改写增编。利用旧本进行再创作，这是明以来文坛的一种风气。
“禅真”是佛道神仙的意思。“禅真逸史”指未经史书记载，世人很少知道的神人仙人的历史。贯穿此书始终的是“历代明君圣主皆以孝悌治天下”,“行仁政以复萌苍生”,“辅佐明主，以图大业，留名青史，此大丈夫之所为也”的儒家思想。甚至当酒店主李秀要除去淫人妻室的妙香寺住持钟守净时，林澹然也劝阻： “这厮乃圣上所宠，若杀了他即是欺君逆主，反为不忠。”受儒家这种忠君观念的驱使，故而他虽看到了“当今世上直道原是难容的”,却又宣扬逆来顺受、调和折衷的处世哲学： “俺出家人，生死听天，随缘度日；恩怨之间，宁人负俺，毋俺负人。”甚而导致善恶不分、美丑不辨，一律以德报怨，以为“一切众生，皆具佛性”,钟守净死后成虎，黎赛玉为猪，赵蜜嘴作犬，林澹然皆引导彼等“复归人道”,“一虎一犬一猪相随听讲”。这显然又受到小乘佛学“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的影响。作品让林澹然得到 《天枢》、《地衡》、《人权》三秘箓，能呼风唤雨、召神驱怪，俨然道师，最后坐化，他的三个徒弟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人成仙，“终成就澹然三子禅真一事”。从而说明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互为补充的思想倾向，这使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正象本书的序言所说： “粗定五戒，则去杀、盗、淫、妄言、饮酒，而大有与儒家仁、义、礼、智、信同精，……节烈豪雄，便是禅真真正面目。”作者借佛教的某些教义，披上道教的外衣，宣扬儒教的伦理，讽劝人们去欲存仁，顺应天命。
本书颇具现实的针对性，作者似乎有感于明万历以来厂卫横行，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世，渴望在动荡变乱的政局中出现神勇且具胆识的人物诛奸锄妖、拯世济民。作者对素材的择弃，反映着他的创作意图。这部小说反映自梁武帝大同八年 (542) 到唐高祖武德年间 (618——626),前后共八十多年的历史，但花费笔墨较多的，只有梁武帝和侧写的东魏孝静帝。这两个人，一个皈依佛教，舍身空门，以致朝政荒废，自己最后也被幽囚，饿死台城； 一个宠信高欢，以致大权旁落，成为傀儡，天下汹汹，国无宁日。与此相关，作者又写了钟守净等一批僧侣的丑恶的社会相，和高欢、高澄义子的劣迹。虽然这些人物着墨浓淡不一，但他们之所以成为作品的人物，是由于作者试图描绘出一幅明末政治的历史投影，以对时弊有所指陈，对君主有所讽谕。
读一读此书每回的开场诗，人们会感受到作者怀有一种愤激之情。这和作品所宣场的人生应仗义行侠，建功立业是统一的。而另一方面，作者又强调了“淡”,要淡泊功利，鼓吹功成身退，在人生的进取中要知天命，这同前者又有矛盾。这种矛盾统一的思想，正表现出明未一般士大夫的情绪。他们切齿痛恨专权的宦官和权奸，希望能有象林、杜、薛、张这样神武之人来加以清除； 他们对昏愦的君主持有尖锐的批评，却又幻想皇帝省悟，远小人，辨忠佞，励精图治； 他们希望兼济天下，大展抱负，却试图为自己的无可奈何，从佛道的哲理中找到解脱。这也正是本书思想内容的矛盾性复杂性。
标志着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的宋元白话小说问世以来，在由民间 “说话” 向文人创作、由 “瓦子” 听讲向案头阅读的发展过程中，各种题材、体裁的小说如同长江大河浸灌而分出茫茫支派，变得更加精细、更加专门化。《禅真逸史》则是在明中叶后分门别类的小说创作的影响下的产物，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结合体，是英雄事，演义体，间杂以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的笔法。
这部以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小说，它的情节可腰斩为前后两部分。二十回前以南梁和东魏为背景，以林澹然为中心，串联各方人物、什色事件。二十回后叙三人历齐、周、隋之世，直至贞观年间。杜伏威成了贯穿后半部的主要人物，林澹然退居幕后当 “顾问”,铺设出举兵除暴的奇事异迹来，最后以“禅师坐化证菩提，三主云游成大道”作结，所谓“缕析条分，终成就澹然三子禅真一事”(凡例)即是。它的先以钟守净和林澹然两条线索并行，引出主要人物，再从林澹然第二次逃亡串联后半部主要人物，又由杜、薛、张活动引出其它人物，最后由林澹然收结，全书丝连绳引，关合细密，使小说的情节生动曲折，结构富于变化，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由于作者运笔有如散体，题材较为复杂，状彼伟器而近浮躁，弘其仙术堕入陈套，添枝加叶，以至弱干繁枝，有一般明清小说的通病，反映作者不善于剪裁，缺乏在构思中选择重要素材形成颖异主题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缺乏新鲜的感受与独到的理解。书中人物往往随事来俱起，事迄俱去，又缺乏带有特征的细节描写，理想人物虽赋予超人的力量，却不脱荒诞平直，因之性格不够鲜明。
本书的部分章节反映上自权豪仕宦，下及市井细民的生活。闲汉、酒徒、地棍、泼妇尽收笔下，特别是暴露了佛门道观的藏垢纳污，揭示出宗教的虚伪欺骗，令和尚、尼姑、道士无所遁形。“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晚清的夏曾佑从以往的创作实践中概括出“作小说有五难”,其中之二为“写小事易，写大事难。” (《小说原理》) 因为小说的作者贫士居多，他们对本朝从政、富贵生活乃至疆场征战、群众起义是不熟悉的，他们只好因袭仿造，不免人云亦云、陈词滥调； 而街谈巷语、城乡佚闻却颇熟悉，甚至亲自经历过，故随手拈来，即可“嘲尽人情，摹穷世态。” (凡例) 在这方面作者的动机与效果容易取得一致。本书也如此。写苗龙、韩回春在上半部以泼皮无赖的身份出现时则写得活龙活现，下半部改过自新成了起义首领顿觉苍白无力，即其一例。
本书的语言畅达俚洁，绘声绘影，铺事状物，比较自由活泼，和唐宋传奇使用的典雅的文言不同，表现出一种通俗生动、明快练达的风格，反映着宋元以来白话小说的某些特色。“话须通俗方传远”。这种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崭新的文学语言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故能在市井僻壤广泛传播，社会影响由之而扩大。于此可见，作品的语言对造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一方面讲，《禅真逸史》保留的方言俚语为我们研究明代文学语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试略加引述。
第四回积赌闲汉韩回春回答过街老鼠苗龙道：“不怕二哥笑话，小弟这等事应了两句俗言：‘卖酒的淹坏了溪边田，汤里来，水里去。’”说他一向惯于弄骰子，却被装局诈人的醉老虎诳了去。
又，苗龙撺掇盗窃妙香寺金银器皿，韩回春说新添副住持林澹然有万夫不当之勇，且皇城地面，若被巡城军卒追上，“怕你飞上天去”,“这叫做竹管煨鳅——直死！”这歇后语，王公大臣、文人雅士是讲不出来的，只能出于流氓地痞等下层人之口。
第五回赵尼一出场，作者这样介绍她：

原来这老尼姑姓赵，绰号叫做蜜嘴，早年没了丈夫，在家出家。真是俐齿伶牙，专一做媒作保。好做的是佛头，穿庵入寺，聚众敛财，挑人是非，察人幽隐。中年拜一游方僧为师，法名妙本。街坊上好事君子，撰成一出无腔曲儿，教闲耍儿童念熟了，每见赵尼姑过时，互相拍手歌唱，以成一笑。曲云：
“妙、妙、妙，老来卖着三般俏； 眼儿垂，腰儿驼，脚儿趣。见人拍掌呵呵笑，龙钟巧扮娇容貌。无言神手暗思量，两行珠泪腮边落：斋僧漫目追年少，如今谁把前情道？ 本、本、本，眉描青黛颜铺粉。嘴儿尖，舌儿快，心儿狠。捕风捉影机关紧，点头解尾天资敏。烟花队里神帮衬，迷魂寨内雌光棍。争钱撒赖老狸精，就地翻身一个滚。

对这一人物的身份行径描摹得简练明白，把她的本质特征点拨得鲜明突兀，并暗示她在以下情节中的作用。配合着下文的精彩贴切的对话，愈显其形。这是本书写得较活的人物之一。第二十四回描述那 “教唆挑哄人兴词告状”的帮闲管呵脬利口便舌，也是形象生动，但管呵脬的巧口利舌与赵蜜嘴的嘴尖舌快又毫不雷同，显示了作者独有的生活阅历与高度的语言技巧。我们拿它和粗犷质朴的早期白话小说相比，不难看出它的词汇的丰富多彩，造语的刚柔相济，文势的淋漓酣畅，由此可见明中叶以后白话小说的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加成熟，在叙说事理、塑造形象上达到了应声见人、维妙维肖的地步。本书又配合每回的情节融入了大量诗、词、曲、赋，灵动多变，每见功夫。它雅俗各具，易于上口，便作品增色不少。这不仅表现了作者多方面的文学素养，而且标志着明中叶以来我国小说的多姿多彩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唐诗、宋词、元曲繁荣对小说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说明一个小说作者只有广采博取，融会贯通，才能在艺术上标新领异，别具一格。作者撷取新鲜活泼的“魔曲新声”(凡例),或介绍人物，或表达情意，或渲染气氛，其中以对人物作画龙点睛式的勾勒为主，在富有情趣的新调时曲中对人物作夸张突兀的描叙，收到了图貌传神的特殊效果，令人过目难忘，并从中获得一种艺术享受。当然其中亦夹着流露士绅、市民习气的等而下之的劣品，但是光彩是在那些生活气息浓厚的杂曲小调上。除了赵尼出场的那首笑曲以外，第二十五回叙杜应元叔侄 “正说话间，只见门首走入两个人来。你道是谁？ 原来是府里公差。有【挂枝儿】为证：

着青衣，进门来，大呼小叫： “两小弟，奉公差，那怕势豪？ 不通名，单单的称个表号。有话凭吩咐，登门只这遭。明早里拘齐也，便要去点卯。” 吃罢茶，就开科，道其来意： “有某人，为某事，单告着伊。莫轻看，他是个有钱的豪贵。摸出官牌看，一字不曾虚，急急的商量也，莫要耽误你。” 吃酒饭，假做个，斯文模样： “我在下，极愚直，无甚智障。他告伊没来由，真正冤枉。说便这等说，还须靠白镪。不信我的良言也，请伊自去想。” 酒饭毕，不起身，声声落地： “这牌生，限得紧，岂容误期？有银钱，快拿出，何须做势。若要周全你，包儿放厚些，天大的官司也，我也过得水！”接银包，才道声： “适间多谢。” 忙扯封，估银水：“如何这些？ 我两人，不比那穷酸饿鬼。轻则轻了已，不送也由伊，明日里到公庭，包你烂只腿！”

装腔作势、威逼恐吓的口吻，乘人之危、敲诈勒索的嘴脸！ 封建衙门蠹役的形象活跳纸上。本书所作这支【挂枝儿】显然为他本所未收，弥足珍贵。《禅真逸史》竟然制作了与数量较多的恋歌不同的、暴露封建专制主义黑暗的、堪称长套的【挂枝儿】,雄辩地证实这种作为民间新型歌唱形式的俗曲，盛行于城市都邑的歌楼妓院和街坊闾巷，因而，文人都投入了这种新歌创作的行列，拿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卓人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 ‘吴歌’、【挂枝儿】 、【罗江怨】 、【打枣竿】 、【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 ( 《古今词统序》) 确说得很对。
第五回写钟守净观灯，夜已深沉，与行童抄路往后墙小巷走回寺庙，“却好转得弯时，远远的听得一个小厮在月下唱吴歌，唱道：

好无宵，齐把花灯放。捱肩擦臂呀，许多人游玩的忙。猛然间走出一个腊梨王，摇摇摆摆装出乔模样： 头儿秃又光，鼻涕尺二长，虱花儿攒聚在眉尖上。干头糯米，动子个籴粜行，把铜钱捉住了就缠帐。何期又遇着家主郎，揪耳朵，剥衣裳，一打打了三千棒。苦呵，活冤家，跌脚泪汪汪。明年灯夜呵，再不去街头荡！”

这首带有嘲谑意味的吴歌无疑有着起兴作用。
它不仅渲染了灯节的气氛，点缀着作品的环境，而且烘托了下文出身于富户的黎赛玉因夫家败落，在 “别人家热热烘烘开筵设宴，张灯酌酒，庆赏灯夜” 的对比中，那种冷冷清清、寂寂寞寞的心情，显得别具魅力，是别的表达方式所难以代替的。这些“魔曲新声”给本书增添了不少风采，是小说史上值得注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