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仙歌

仓陈五斗，价重珠千斛。陶令家贫苦无畜。倦折腰间里，弃印归来，门外柳，春至无言自绿。

山明水秀，二顷田园一生足。乐琴书雅意，无个事，卧看北窗松竹。忽清风、吹梦破鸿荒，爱满院秋香，数丛黄菊。

陶渊明是晋宋易代时最伟大的诗人。他为人坦率而真实，热爱自然，热爱自由，他曾作过彭泽县令，但那是为生计所迫，他并不以作官为荣，他在《归去来辞序》中说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自免去职。”这些话，没有半点虚伪，全是至情真性的流露，并不象某些假隐士那样口是心非，或故鸣清高。所以，《朱子语录》说到：“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刘秉忠也曾有过一段类似陶潜弃官而去的经历，《元史》本传载：“年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其志耳。’即弃去，隐武安山中。”正因为词人与陶潜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思想上发生共鸣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首词颂扬的即是离弃官场污浊，回归自然，怡情田园的隐居生活。全词以铺叙陶潜本事为外部结构线索，而词人自己退居田园、放情山水之愉悦感受寄托于内。

陶潜因“饥来驱我去”,不得不走向尘俗，而终于不甘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遂挂印去官，复归自然。词上片以此情节为中心展开，结构有一步三折之妙。“仓陈五斗”写俸禄之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帝王家宁可以粟喂马，乃至“肥死”,而仅以“五斗米”供给贤才。但就是这斗升之禄，仍然是“价重珠千斛”。至此一转。因为对于“瓶无储粟”之人，这五斗米也是“诚可贵”啊！另外，正象《朱子语录》所讲，虽是朝政混浊不堪，一般人还是要攀龙附凤，“个个要官做”,这“五斗米”也就“价更高”了。陶潜在《有会而作》中曾讲到：“弱年逢家乏，老至长更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不得不出山为稻粱而谋了。“倦折腰闾里，弃印归来”,这两句又是一层转折。对于热爱人格和自由者来说，果腹自然重要，清心就更加珍贵，心为身役终究比“饥冻之切”更加难以忍受，他已厌倦了官场上的折腰磬立，痛感出仕之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与人格尊严、心灵自由相比，县令之印与五斗之米自然是“两者皆可抛”了。他终于悬印归来了。那门外五柳，似与陶潜有着深深的默契，虽是无言，春来却泛出一片充满生机的新绿，这景色很美，美得自然，美得清淡，犹如陶潜其人。

记叙古人事迹，有案可稽，客观性较强，描摹古人心态，却主要靠心灵感应，更多地带有主观色彩，可从表现对象中反照出自我。词的上片到结尾时已渐渐叠印上了作者的影子，到词的下片，抒情性更强，词人与陶潜也就意象叠加、合二为一了，既可看作颂陶潜情操，也可看作明自我心迹。词人着力描写了隐居的潇洒情调与自在的意趣。远处有青山白水可以怡情；近处有自家田园可以养生，有一张琴，一壶酒，一卷书可以破闷释愁。夏日困卧北窗下，有阵阵清风，这种境界真如羲皇上人。这一觉可真是酣然长睡，似乎是从夏睡到秋了，直到清风送来阵阵菊香，吹破鸿荒之梦。醒来徐步庭院，又是满院秋香，大块文章，自然风光无一不是美的境界，美在何处？美在自由！

这首词结构上如行云流水，顺着陶潜事迹自然生发，但仔细推敲又可看出，自然流走之中又有精心安排。如，整首词的另一内在线索为时间推移过程，从春至柳绿到夏卧北窗，再到秋赏黄菊，在时间推移中展示了隐居者一年四季的清闲雅致生活。所以说，这首词表面上造语结撰之平淡是“绚烂而复归于平淡”,是一种高层次的平淡，淡而有味，可供读者细细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