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易督和八省同盟的建立

与吴佩孚积极准备撤防的同时，发生了河南易督问题。它与直军撤防有密切关系，是直皖战争前两派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河南地处中原，居南北要冲，有京汉路纵贯其间，在军事上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1871—1933),字周人，河南汝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隶属于毅军，官至总兵。民国成立后，曾任河南护军使，因镇压白朗起义有功，1914年被袁世凯封为宏威将军，督理河南军务。袁死后，任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虽属北洋派，但不是安福系人，对直皖两系采取中立态度，对于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愿积极执行。段祺瑞、徐树铮衔恨在心，早有去赵之意。
还在1919年七八月间，段派为了排斥直系，就密谋策划河南易督。因吴佩孚谋任湖南督军，其最初计划，即拟以湘督给吴，将张敬尧调豫，赵倜则调热河。此节做到后，再设法进一步谋去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使南北要区，密布心腹，以力制西南，宰割天下^[1]。但因赵倜反对张敬尧，易督问题未得解决。稍后不久(11月),又提出以吴光新督豫。
吴光新(1886—1939),安徽合肥人，为段祺瑞的妻弟，皖系军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早就想谋得一个督军的位置，占有地盘。1917年8月6日，段政府于任命傅良佐督湘的同时，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让他率兵两混成旅由岳州入川。段原想以川军为驱逐滇、黔军的先锋，而用北洋军队在后面监视，然后以吴光新督川。不久，段祺瑞对湘用兵失败，傅良佐从长沙逃走。熊克武的川军也乘吴光新不备，把到达重庆的北军包围缴械。吴趁船逃走，重庆为熊克武所占领。段对川省方面的计划归于失败，吴的川督也就随之落空。
1919年11月间，靳云鹏组阁，吴光新为裁兵事回京见靳。靳为了想取得安福系对其组阁的支持，便向吴表示愿以陆军总长让出，请他担任。吴说他“志愿不在中央，如外地一省督军之任，尚可尽力”,并指明想当河南督军。靳未表示同意，说：“赵倜有兵三万余人，恐难收束。”吴答称他自己“有部下一万余人，可以全行携带前往。至豫军各将领，犹可以设法疏通”^[2]。吴一面向靳表白心意，一面即极力与段祺瑞、徐树铮商议谋取豫督。赵倜闻讯后，大起恐慌，即派其弟赵杰晋京运动。赵杰到京后，花了二十万元贿赂段祺瑞及其部下，段始答应暂不更动，但以裁兵为交换条件，故河南督军署于一月以内即全力从事裁兵。
不料裁兵刚刚就绪，尚未编定，段祺瑞又提出撤换赵倜。2月13日，皖派一些重要人物在段宅开会，决定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安福国会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为河南省长。随后，吴光新以平定河南匪患为名，率兵到信阳，大有走马上任之势。吴还密谋与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等河南内部的反赵军采取联合行动。与此同时，徐树铮南下到济南，与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密议，决定如赵倜反抗，则由马良带兵入河南，援吴攻赵。随后徐又到蚌埠，与皖督倪嗣冲会商，牵制苏督李纯，为吴光新后盾。段祺瑞之所以重视河南地盘，迫不及待地想易督，是因为当时吴佩孚在衡州正积极准备撤防，河南是直军撤防北返必由之路，由吴光新接替赵倜任河南督军，就能成功地阻止北返直军通过；同时可以打破曹锟与长江三督的联络，使之首尾不能相接。
易督消息传出以后，河南人心浮动，赵倜部下大哗，群以段祺瑞无信，要与之决一雌雄。河南省议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反对易督，要求吴光新部队撤出河南。赵倜怒不可遏地说：“二十万元只买得裁兵二字！”^[3]他不甘心被逐，当即一面以河南第一混成旅旅长成慎为第一路司令，豫东镇守使兼毅军统领宝德全为第二路司令，宏威军司令赵杰为第三路司令，分驻各处要隘，准备抵抗皖军进攻；一面派其亲信王杰到广东与西南联系，寻求援助，表示倾向西南，一致反皖。2月14日，赵倜给岑春煊的密电说：“时局纠纷，已达极点，非速解决，难救危亡。靳阁现正竭力图豫，计在统一北方，破坏长江，然后进取西南，贯彻主战初衷。刻北方军人多已解体，宜速拒绝和议，联合各省，以定时局。敝省商定，均愿执鞭，强随诸君后，机不可失，祈即图之。”^[4]王杰从广东返回河南后给岑春煊的电报中，进一步指明河南易督与西南的利害关系：“现在吴光新督豫之说，声浪日高，果成事实，则长江必危；长江危，则西南亦难支持。务恳速定大计，一面电商宁督设法阻止，阴电各军一致进行。”^[5]
段祺瑞提出河南易督，以吴代赵，是想切断吴佩孚的归路，破坏直系的兵势连锁。他这一着关系到直系的兴亡盛衰，当时舆论就指出：“豫省为直皖两系生死存亡之关键，为两系必争之点，无论如何，不肯轻易放手。”^[6]因此，除了赵倜进行抵制和反抗外，直系各省督军也一致表示反对。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都发电阻止。2月下旬曹锟给靳云鹏的电报说，“去赵用吴，北洋解体，万不可办。”^[7]吴佩孚更是怒火中烧，对段派进行了较前更加猛烈的抨击。2月23日，他在一则通电中严词诘质说：“夫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共戴一天。而乃长恶不悛，鬼蜮百出，值兹全国蜩螗之秋，潜为位置私人之计，只知扩张党势，不顾牵动大局，如果一意孤行，势必酿成大乱。……吴光新既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万取千取，法纪荡然，排除异己，人人自危。政府比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赞许者则排击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威权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家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8]他要求徐世昌和靳云鹏“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以弭战祸，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
为了防止段派的阴谋实现，吴佩孚派代表赴河南与赵倜接洽，商议共同对付皖系办法，同时加速撤防的进程，决心以实力援赵。吴还与西南互通声气，希望采取一致态度。2月23日和24日，吴佩孚连续给岑春煊发出密电说：“中央决定以吴督豫，虽各方反对，悍然不顾，即牵动大局，亦所不惜，发表命令，即在目前。除由敝处通电全国力争，并派专员赴豫与赵接洽应付外，并希我公密电转达豫督，嘱其抗拒勿交，敝军立即撤防，以实力援助，决不令其蹈吉、鲁两督之故辙也。”他要求岑“联合西南各军全体，警告中央，以破阴谋而杜后患”^[9]。吴佩孚还介绍赵倜参加了救国同盟军，与西南联为一体^[10]。
河南易督如果成功，不惟予直系以沉重打击，而且显然对西南也是不利的。西南军阀从保存地盘和向外扩张的切身利害考虑，自然是支持赵倜和直系反对皖系，不同意易督的，况且他们还同吴佩孚签有同盟密约的关系。西南渴望乱中取胜，从北洋内部直皖两派的厮杀中坐收渔人之利，发展自己的力量。2月27日，岑春煊致西南军阀首领陆荣廷、谭浩明、唐继尧、刘显世、熊克武、谭延闿的密电中，把这—意图说得最为明白：“段派阴谋夺豫，藉以控制长江，情势已逼。子玉(吴佩孚)义愤慷慨，既决以实力援助，若能回军武汉，而中原发生剧变，则北部内乱，适予西南以绝好发展之机。此时应请速谋团结内部，预筹战备，迎机速起，以求最后之胜利。”^[11]滇军驻夔州(今重庆奉节县)总司令、襄郧镇守使黎天才认为战端发生，滇军“乘势东下，窥取荆、宜，互相策应，诚属千载一时之机”^[12]。蓝天蔚则说：“吴佩孚撤防不专为湘，亦含有救赵之意。此事与西南作战计划，颇有关系。……前方机会虽好，而施、夔无能战之兵，若能于赵、顾两军中，分一东下捣武汉，直意中事。且武汉谋响应者甚多，一经连络，胜券可操也。”^[13]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也在2月下旬致电徐世昌，以赵倜部下群怀义愤，准备抵抗，北洋因地位争持，牵动大局，将追悔莫及，主张暂不更易豫督^[14]。如前所述，张作霖原本是依附段祺瑞，在直皖两系关于和战问题的争执中是支持段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的。1918年2月间，徐树铮怂恿拉拢奉军在秦皇岛劫械，引奉军入关，胁迫冯国璋对南方护法军作战。随后，张作霖在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以徐树铮为奉军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并帮助段祺瑞、徐树铮组织安福国会。但不久，徐树铮未经张作霖之同意，随意调遣奉军，并以奉军副司令名义在天津擅杀直军将领陆建章，嗣后又挪用奉军军饷数百万元，张因之对徐产生恶感。同年9月，他解除了徐的奉军副司令职，撤回奉军总司令部，从此张、徐分离。五四运动后，张作霖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完全失去了人心，而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经营外蒙，又有碍奉系势力的扩张，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同时直系利用张作霖同徐树铮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联奉制皖”的策略，吴佩孚曾派人对张作霖说，徐树铮谋夺关外利权，劝张勿为徐所利用，以致不利于己^[15]。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张遂转而倾向直系方面，从而在河南易督问题上，与直系持相同的态度。
1920年2月26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在安福系的操纵挟持下，通过吴光新任河南都督，王印川任省长。会后，靳云鹏即将两议案送徐世昌盖印发表。徐不同意更动河南督军，只在任命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命令上签了字。徐之所以不肯撤换赵倜，是因为一方面他早就不满意安福系的专横，不甘心做段祺瑞的政治傀儡；另一方面徐和赵倜素有往来，关系比较密切，且赵之所部豫军，属于姜桂题的旧淮军，对徐素表忠诚，故人早视河南为徐的势力范围。加上曹锟当时有密电致徐，说先前湖南战后，段祺瑞即以湘督给了张敬尧，致使湖南风潮至今未息，今又为其亲戚谋地盘，使秩序完好之河南濒于战争危险，宁能服天下之心。如吴、赵果有争执，则他将助赵^[16]。徐世昌害怕河南发生战乱，便坚不肯易督，曾对人说：“即不说我是总统，而我以河南巨绅之资格，亦决不能任河南地方发生扰乱，故罢赵用吴，激起反动，我决不为。”^[17]
由于赵倜的坚决抗拒，曹锟、张作霖、长江三省以及吴佩孚的声援，加之徐世昌也不同意易督，段派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被迫让步，表示暂时可以不撤换赵倜，但必须立即将移动的豫军一律撤回原防。3月初，曹锟致电北京政府替赵倜的军事调动辩解，提出将吴光新的部队撤离河南境内，作为豫军回防的先决条件。电文说：“豫省此次震动，实因吴军抵境所致，如吴军能即日开离豫省，则豫军亦即日各回原防。”^[18]随后又补发一电：“吴光新之奉调到豫，原为剿办土匪，现豫省并无匪迹，则吴军自应迅为撤去，以免发生误会。”^[19]赵倜也致电北京政府，声称河南并无匪患发生，“境内弭平，堪纾廑念”^[20]。“豫军回防原无不可，但必俟吴光新军队退出豫境之后，方能遵令办理”^[21]。
安福系易督阴谋未能得逞，于心不甘。3月下旬，赵倜因南阳镇守使吴庆桐有叛迹，拒绝让他回任，其时又有驻郑州第八旅旅长靳云鹗(靳云鹏之弟)所部在荥泽县发生兵变。安福系以吴庆桐系中央命官，不得由本省大吏任意进退，今赵拒绝其回任，是大损中央威信，兵变一事，更说明赵无统治能力，再次向靳云鹏提出将赵倜撤换，并拟由安福国会对赵提出弹劾。靳云鹏因与徐树铮的关系早已形同水火(详后),而同赵倜感情颇好，在易督问题上，表面上采取骑墙态度，实际上是支持赵的。因此不同意撤换赵倜^[22]。
河南问题发生后，使1919年秋冬间形成的直奉同盟日趋成熟。原来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孟恩远七省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现在又加上豫督赵倜，形成以直系为核心的反对皖系的八省同盟。
4月8日，曹锟在保定发起阵亡将士追悼会，各省区均派代表参加。次日，八省同盟代表，加上吴佩孚的代表共九人，在另一地点开了秘密会议，商讨对付皖系的方策。由于安福系罪恶昭彰，声名狼藉，成为全国人民众矢之的，所以八省在反皖特别是反对安福系的立场上基本取得一致。但参加八省同盟各方的见解不尽相同，因此会议只决定铲除安福系，而避开了段祺瑞这个皖系头目，认为搞垮了安福系，段便不攻自倒。会议当场通过三条：一、拥护靳内阁，但不反对段祺瑞；二、前线各省防军一律撤回，但须保证南军不进攻；三、宣布安福系罪状，通电政府，请求解散^[23]。
段派为了破坏八省同盟，3月间曾策划进行选举副总统活动，并内定选举曹锟。他们以为举曹则其余七省必将以为曹与段祺瑞订有密约，由于暂时利益关系结合起来的八省同盟，必因之解体。曹锟在安福国会成立时曾受过一次骗，吃了苦头，这次当然不会轻易再上当了，他拒绝了这种诱骗。参加八省同盟的军阀也指使本籍国会议员不得出席副总统选举会。两次会议均因不够法定人数而流产，因而段派的计谋无法实现。
中止河南易督，是直皖斗争中直系的一大胜利。因八省同盟的建立，直系的声势更增大了，皖系处在直奉南北夹击之中，直皖两派间的斗争因之也更尖锐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