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保卫战和武汉失陷

武汉是中国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长江、汉水相望，恰成鼎足之势，又当平汉、粤汉铁路之要冲，其水陆交通十分发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从抗战全局看，武汉地区是联接华北、华东、华南战场的枢纽，亦是重要的后方基地，同时也是西南大后方之屏障。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更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行都。国民政府与军事有关的部门大部分迁入武汉，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卫生署及经济委员会等也都在武汉办公，国民政府的首脑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等均云集武汉。此外，武汉还是国共两党合作联络的所在地，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武汉^[1]。日本当局企图通过攻占武汉，摧毁中国的抗战中枢，迫使国民政府彻底屈服。
武汉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其地理位置却不适宜现代战争的战略防守。主要原因是，近郊无险可守，中间隔有大江，四周杂以湖泊沼泽，无法持久防御。为确保武汉不失，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认为，“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提出了“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略^[2]。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之际，军事委员会便确立了以保卫武汉为中心的第三期作战计划，明确提到：“国军以确保武汉为中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南、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具体计划是，把武汉周围的重要地区划分为南段、北段和中间三条决战地带，并在江南的九江附近和江北的鄂皖豫交界山区设前进阵地。决定增强湖口以西至武汉的各处要塞，由江防总司令统一指挥；调20个团守备武汉，并新设武汉卫戍总司令；交通方面，修筑武昌至长沙以及通往其他各省的公路；通信方面，为防止日机炸断武汉水线，预先架设联接南北的通信网；后勤方面，以粤汉路北段、平汉路南段为基本补给线，储备足敷三个月之用的弹药粮秣^[3]。当时蒋介石本人也对守卫武汉充满信心，1938年1月26日他对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发表谈话时特别强调指出：“长江方面作战军力虽经京沪之大损失，至本月底，整理补充约可恢复原来力量十分之七；晋方兵力经过近来两月来之整理补充，已恢复原来力量十分之八，再经过两月，均可完全恢复，武汉当可固守，如日方不能增加生力军至十师团之众，将无法夺取武汉。” ^[4]蒋介石还下令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以陈诚为总司令，并接连发出指令，限期构筑野战工事，随时报告进展情况。
日本军政当局也很清楚武汉的战略地位，因而早已把攻占武汉列入其侵华计划，但中国军民的奋勇抗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攻占南京后，日本国内可以调动的兵力和战争物资已接近极限，于是被迫考虑暂时休整。1938年1月20日，日本战争指导当局起草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中，准备在1939年下半年或1940年再开始攻击武汉。其作战方案是：沿平汉线及长江两岸，从三面向武汉分进合击，其用兵规模约20余个师团，相当于1937年的攻势^[5]。然而这一消极持久战计划不久即被现地日军所打破。华北方面军在台儿庄战役被中国军队击败后，日本战争指导当局决定立即实施徐州作战。夺取徐州打通津浦路，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整个侵华战略的重要一环，并与攻击武汉作战密切相关。因此，日本战争指导当局在策划徐州会战的时候，决定把攻击武汉也提上议事日程。
徐州战役发动后，日军于5月19日占领了徐州，但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全部转移，双方未发生正面的冲突。为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占据兰封、归德、永城一带，并准备以后的作战”,为此解除原设作战地界的限制^[6]。5月28日，又向第二军下达了进入开封东南地区的命令。东京方面看到日军在越过规定的作战区域后，仍没有中止行动的迹象，于29日作出决定：“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同时又划定了南北两军的作战界线。但华北方面军不顾日本大本营的决定，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拨给第二军，并下达向兰封以西追击的命令：“敌主力有开始向京汉线以西后退的模样”,“方面军决定首先向中牟、尉氏一线追击敌人”,“另外，令一部迅速挺进切断京汉线”^[7]。日军一路西进，于6月6日占领开封，次日攻占中牟，10日炸毁郑州南面的京汉铁路线。为阻止日军继续西进侵占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等人提议炸开黄河堤防抵抗日军，这一提议上报不到一小时就获得蒋介石的批准^[8]。6月11日，花园口、赵口的黄河大堤被完全炸开，洪水形成数千平方公里的黄泛区，中牟地区17个县成为泽国，140万灾民无家可归。受此影响，西进日军被围者甚众，日军海空军对被围部队实施全力救援。6月16日至24日之间，日本空军“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六十一吨半”^[9]。此外，已进至河南新郑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一个支队由于后路被洪水切断，全部被中方部队消灭^[10]。黄河的决堤，使日军第二军被迫放弃沿陇海路西进再沿平汉线南下的计划，转而南移至合肥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分沿大别山以北地区和长江两岸地区向西作并行攻击^[11]。
1938年6月3日，日军第二军以其第三、第十三两师团由蒙城南进，连陷凤台、寿县、正阳关等地，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由于寿县、正阳关一带黄泛水位逐日升高，日军于6月下旬转移至蚌埠、庐州，准备掩护其主力到达。长江方面，日军以停泊在大通江面之海军第三舰队，掩护其第十一军波田支队，于6月12日登陆安庆以东六百丈之长江下游附近。同日，日军第六师团由合肥西进。中方守军不敌，舒城、安庆先后失守。13日，日军占领桐城，17日又占领潜山，中方第二十七集团军被迫退守潜山西北猫儿岭至太湖一线，与日军展开对峙。
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后，又在其海军的配合下，于6月24日向中方的马当要塞发起进攻。为阻抑日军攻势，中国海军于6月4日开始，即在马当要塞前后及东流方面加布水雷，增强防御力量^[12]。陆路方面，防守马当要塞的中方部队不畏牺牲，在藏山矶与日军展开白刃搏斗，伤亡甚重，加之弹药用尽，渐形不支^[13]。26日，日军继续发动攻势，然而却屡攻屡败。情急之下，日军施放毒气，中国守军中毒者极多，日军乘机实施包围，马当要塞守军第二总队牺牲四分之三，各中队长、队副大部均壮烈殉国，第三总队第三大队牺牲三分之二，大队长、队副各一员，中队长、队副各二员为国捐躯，士兵伤亡甚重^[14]。当日，马当要塞陷敌，要塞司令王锡焘失踪^[15]。此后，日军波田支队在飞机、海军陆战队和骑兵的支援下继续西进，于29日攻占彭泽。7月3日，日军向湖口进攻，并于次日在湖口附近强行登陆，遂与中方第二十六军主力展开激战，湖口炮台多被轰毁，湖口也于7月5日陷敌。此后，中方第十八军及王东原所部两个师，虽曾向彭泽、湖口反攻，但因缺乏重武器支援，未能奏效。马当、湖口战斗期间，中国空军以汉口与南昌为基地，连日出动轰炸机或战斗机一架至十数架不等，攻击安庆至湖口间之日本军舰，予以重创^[16]。
日本内阁在徐州会战期间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5月26日，近卫文麿宣布改组内阁，更换了外务、陆军等四个大臣，同时又设立了五相会议制度。这次改组，主要是集中内阁的权力，协调军政之间的矛盾。6月18日，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17]。具体部署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于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向前占据前进阵地，准备以后之作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继续执行关于确保占据区域安定之现行任务。……为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应准备进行部分作战，牵制敌人于北方。”^[18]根据大本营陆军部要求，近卫新内阁集中力量研究实施武汉作战后的对华政策，以统一内部思想，力争在年内实现战争目标。7月份，五相会议连续举行，分别对确立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逐步转向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轨道，接受第三国调停等问题进行研究，制定了一批内容详尽的侵华方案。如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屈服，即制定了两套对策。当中国政府屈服时，将其作为一个政权，“使其合并于新兴中国中央政权之下”;如不屈服，“帝国须更集中国力，即以作战、内政、外交、经济、谋略、宣传等国家之全力，使现中国中央政府灭亡或屈服”^[19]。
在日本政府看来，只有重庆国民政府停止抗战，侵华战争才能结束。因此，近卫内阁把汉口作战期间对重庆的谋略放到重要地位。7月26日，五相会议决定设立直属内阁的“对华特别委员会”^[20],专门负责对华谋略。为统一部署作战指导、对华谋略以及国内的军需动员，以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于7月31日制定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大纲的战略指导原则是：“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东作战的时间间隔”;“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黄河和长江中间的压制圈”;“广东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在政略指导方面，提出在攻击汉口前以及在攻击广州后，会捕捉到诱降停战的机会，“预料国民政府和某第三国会相继提出和议”^[21]。
与此同时，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开始调兵遣将，整备进攻武汉的兵力。7月4日，日本大本营变更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的战斗序列，将第二军划归华中派遣军指挥，以东久迩宫为司令官，下辖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同时又编成第十一军战斗序列，任命冈村宁次为司令官，下辖第六、第一○一、第一○六、第三师团和波田支队。此后，第九、第十八、第二十七、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一一六师团及航空兵团也陆续编入华中派遣军的战斗序列^[22]。经过调整，日本全国陆军共34个师团，除2个留在日本国内，9个安排在朝鲜、满洲地区对苏备战外，有23个师团部署在华北与华中，其中华中兵力更达14个师团之多^[23],日军攻击武汉的作战态势逐渐完备。对于汉口作战，日本陆军部早在4月初即派员着手研究。至5月底，方案已趋于成熟，其要点是：先占领安庆，建立机场及后勤补充基地；新编成的第十一军担任长江沿岸作战；第二军担任淮河流域作战。7月14日，编入华中派遣军各部先后进入预定地域，派遣军发出《中支作命甲第一号》,令各部于次日起进入临战状态，并给各军增配了野战炮兵、高射炮兵、工兵等机械化部队^[24]。
汉口作战是日本陆海军的联合作战，7月31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同日本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签署协同作战备忘录。双方约定：“华中派遣军以第十一军由扬子江方面，以第二军由大别山麓方面进行作战，在攻占武汉地方要地同时，尽可能大量消灭敌人。在此期间，航空兵团进行空中作战”;“中国方面舰队以第三舰队进行扬子江的溯江作战，在击败当面之敌的同时，占领水路，协同陆军攻占武汉；在此期间，航空部队进行空中作战”^[25]。根据这一协定，担任主攻的第十一军与海军第三舰队、陆海军航空部队间也互相协商，确定合作的细节。如陆军航空兵团与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在“作战协定”中规定：“航空兵团主要协助第十一军，以一部协助第二军作战，同时抓住良机摧毁敌人空军战斗力量，并攻击要地”;“第二联合航空队以消灭敌人航空兵力为第一义，经常、毫不松懈地压制敌人，同时积极协助陆海军溯江部队，以最大努力攻击敌要地，直接或间接协助和策应陆军作战”。航空兵团出动3个飞行团，侦察、战斗、轰炸机共223架；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各种飞机174架，另外还有36架水上飞机和30架远程轰炸机协助攻击^[26]。
按照日本大本营的统一部署，参与汉口作战的各路日军于7月中旬开始逐步向预定地点集合，分头向武汉方向攻击前进。第二军的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四个师团集结在安徽的庐州附近；第十一军的第六、第一○一、第一○六等师团则溯江西上，向黄梅、九江攻击，并于7月26日攻占九江。此时，日本关东军在张鼓峰与苏联红军发生冲突，引起日本大本营的高度重视，汉口作战一度被推迟。8月中旬日、苏双方各自妥协，事态逐步平息后，日本大本营于8月22日正式发出向武汉进攻的命令：“华中派遣军应协同海军攻陷并占据汉口附近的要地，在此期间务须大量击败敌人”;“华北方面军应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努力牵制敌人”^[27]。海军方面也令有关舰队协同陆军攻占武汉。至此，日本的汉口作战开始全面发动。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为保卫武汉，在军事上也做出了积极部署。据王世杰记载，还在6月初武汉保卫战刚拉开序幕时，蒋介石便在6月3日的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军事前途，今后(第三期抗战)之决战地域将在平汉路以西，大别山脉以北(豫南皖北),至于开封、郑州等地，以在大平原中将不固守，免受无益之牺牲。蒋先生并谓武汉可固守。”^[28]当时军事委员会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编为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辖薛岳第一兵团和张发奎第二兵团，共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作战。第五战区负责江北方面作战，以孙连仲的第三兵团、李品仙的第四兵团为基干，辖23个军。长江以北的田家镇要塞部分及武汉卫戍司令部，仍归第九战区指挥。徐州弃守后，李宗仁令孙连仲兵团集结在商城侧击向西进攻的日军，令淮南兵团集结在桐城、霍山、六安等地阻击敌人西进，并指出：无论情况如何变化，须固守大别山根据地。军委会对江南战区亦发出训令，令第九战区以主力在广济、平靖关一线占领阵地，置重点于武胜关、麻城、广济，待机转移攻势，并派一部于信阳、宿松等要点，协助第五战区制敌西进。另在江防、湘赣边区等处都一一派兵防守^[29]。
6月8日，军委会颁发武汉保卫战的总体计划，首先确定这次战役的方针是：“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具体要领是：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在广济和豫南两个方面调派主力，构筑阵地，阻敌西进，再派遣部队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袭扰敌人。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在南浔路星子方面、瑞武公路两侧、阳新河以南、通山附近设置重兵，阻敌前进。武汉卫戍部队“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用于第五战区及第九战区，与敌决战。第一、二、三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日军向武汉转用兵力^[30]。
从6月下旬到7月初，日军接连攻占了马当、彭泽、湖口。中国在军事上也进行了应对部署。7月11日，军委会颁布作战指导方针，决定将国军主力集中于武汉外围地区，尤其是将兵力重点置于长江南北之第五、第九战区，希望通过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地障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泊施行战略持久战，“消耗敌人，以换取至少四个月之时间”^[31]。当日，军委会正式颁发了新的国军战斗序列。其中，第五战区的作战地域为豫南、鄂北、皖北及苏北地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白崇禧代);第九战区作战地域为湖南、鄂南及南浔路以西地区，司令长官为陈诚^[32]。由于九江失守，军委会于8月1日又将赣北南浔路方面的作战统一交由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同时重新划定第一、第二兵团的作战地境线，为鸡公岭、车轮中间山之线。此后，张发奎第二兵团仅负责九江-瑞昌之线的作战任务^[33]。
从8月开始，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部队沿瑞昌至武宁公路西进，妄图切断粤汉铁路，迂回武昌之南。其长江北岸之第六师团则由太湖趋宿松，直逼广济。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军主力则沿淮河以南、大别山北麓，由六安、霍山之线，经潢川、罗山向信阳进军，迂回汉口以北。其一部则经商城、麻城进军汉口，日军舰也携海军陆战队溯江而上。针对日军行动，中方逐次转用50个军，共122个师的兵力，广布以武汉为中心，北自信阳、潢川、固始、六安、霍山、大别山东南麓，南迄德安以北及星子在内，怀抱大别山、庐山的长达500公里的弧形阵地线^[34]。同时，中方在田家镇长江两岸构筑江防要塞阻击敌军，并集中空军主力对东流、九江间的日军舰船、沿江机场实施昼夜轰炸，破坏日军的增援与补给。
长江北岸方面，日军第十一军第六师团一部在海军的掩护下，于黄梅以南的小池口登陆，此后又与其沿江北西进的部队对中方实施两路夹击。中方李品仙第四兵团一部奋力拒敌。鉴于广济、黄梅情势危急，李品仙命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向潜(山)太(湖)展开全线攻击。8月1日拂晓，第二十六军第一九九师开始行动，一举占领潜山西侧之黄山头，毙日军大队长奥田新九郎与中队长金子以下百余人。该师另一部亦占领潜山以北之余家铺，双方激战四小时，日军联队长长谷川幸造以下官兵百余人被歼灭^[35]。8月3日，黄梅落入敌手。8月下旬，中方部队发起全线反攻，一举规复太湖、潜山等地，日军被迫将后方连络线移至小池口方面，并向广济以东中方阵地猛攻。中国守军伤亡惨重，阵地被敌突破。为牵制日军的行动，蒋介石于8月28日发出电令：要敌后各部队加紧出击，“各尽最大之努力，督饬所属各游击部队，积极游击，其在北部队，特应向津浦南段不断袭击，策应第五、九战区之作战为要”^[36]。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广济最终于9月6日陷敌，中方部队退守界岭第二线阵地及田家镇要塞。田家镇要塞位于广济上游十余公里，它与南岸的富池口要塞隔江对峙，扼控长江航道，“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37]。日军占领广济后，迅即转而南犯田家镇。同时，沿江北西进之日军亦于17日攻陷武穴后，向田家镇进攻。李品仙第四兵团集中三个军兵力，阻击由广济南进之敌，以策应田家镇要塞之作战。由于日军海空火力过猛，加之毒气危害，中方部队苦战旬日，伤亡过重，被迫于9月28日弃守田家镇，重新部署后退至界岭之线继续抗敌。10月初，日军第六师团获得增援，遂兵分二路沿长江向西、向北进犯，并在蕲春、兰溪、黄冈、茅山铺等地登陆，连陷浠水、上巴河、新洲等地，直逼黄陂。黄陂乃汉口东北之门户，为此，蒋介石特于10月24日致电李宗仁，令其指派第五路军最精良部队负责布防，必须尽力固守黄陂^[38]。然而由于日军攻势强大，黄陂于次日失守，汉口告急。
长江南岸方面，日军第九师团丸山支队于8月21日抵达九江后，即沿长江南岸西进，并在飞机掩护和毒气配合之下，向中方守军第二十二师马家垅、周家垅、蜈蚣山阵地发起猛攻。蜈蚣山一役中，日军施放深蓝色催泪性毒气，中方伤亡惨重，第八十一师守兵两营中毒，口鼻出血，除三人逃出外，其余均壮烈牺牲^[39]。24日，瑞昌陷敌。此时，第一○六师团开始沿南浔路长驱南下，第一○一师团则由星子登陆，直接威胁南浔路中国守军后方。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利用庐山据点及两侧有利地形予以日军顽强阻击，双方激战至26日，日军大队长石田道一以下官兵200余人被歼，中方部队亦伤亡重大^[40],星子最终陷敌。此后，第一○一师团继续沿星子德安公路西进，途中与中方第一兵团第二十九军及第六十六军第一六○师遭遇。中方守军在隘口街之线建立抵抗阵地，与南浔路正面之乌石门阵地彼此衔接。日军一再强攻，频频施放毒气，均未奏效。9月27日，日军再次猛攻第一六○师阵地，中方以预备队协同夹击，最终击毙敌板塚联队长、长川少佐以次千余人，生俘十余人^[41]。
9月间，由九江西北登陆之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及波田支队沿瑞昌阳新公路西进。7日，第九师团向中方守军第二师正面发起强攻，双方激战至下午，日军仍无所进展。于是，日军开始施放毒气，兼用火攻袭击，中方守军被焚毙及中毒者甚多。同时，日舰40余艘向长江南岸之码头镇、富池口要塞发起猛攻，中方第二兵团沉着应战，数度将敌击退，日军乃施放大量毒气。14日，码头镇失陷。24日，富池口亦告不守。此时，沿瑞昌武宁公路进犯的第十一军主力在白水街一带被中方部队击溃。10月上旬，日军不断增兵，沿长江南岸及阳新、辛潭铺、龙港等处并进。中方部队则在龙港、木石港、三溪口、大冶、鄂城、金牛等地截击，予以日军重创。中方第一兵团以主力向德安以北出击，将日军第一○六及一○一师团两部共约四个联队包围于万家岭附近地区，双方激战两昼夜，日军负隅顽抗，不愿缴械投降，遂尽遭歼灭，仅有数百人向西北突围逃窜^[42]。中方取得万家岭大捷。10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第一○一师团突破中方隘口街之线阵地，并于24日与沿南浔路南进之第一○六师团会合。此后，长江南岸的中方部队逐次向武宁、通城、岳阳附近之线转移。25日，日军逼近武昌。
大别山北麓方面，日军第二军由于淮河泛滥而行动有所延误。8月10日，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急调第七十一、第五十一军向大别山北麓增援，以补充六安、霍山方面的兵力。27日，日军第二军遵照华中派遣军之命，以其第十、第十三师团分由合肥、舒城向六安、霍山攻击前进，中日双方当即展开激战。28日，六安失守。次日，霍山陷敌。中方守军退至淠河西岸之线。9月初，日军渡过淠河，进犯中方叶家集、富金山阵地，遭第七十一军阻击，被歼甚众。由六安西进之日军第二军一部于9月7日占领固始，威胁叶家集第七十一军侧背。11日，第七十一军被迫放弃叶家集阵地。17日，日军攻陷商城。此后，日军进逼潢川，遭中方第五十九军迎头痛击，双方激战近一周，日军以密集炮火及毒气猛攻潢川南北两城，致使中方部队伤亡重大，潢川亦于19日失守^[43]。20日，日军继而攻陷罗山。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及时赶到，在信阳以东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不久，日军援军抵达，并猛烈反攻，胡宗南部被迫退守信阳附近。10月12日，信阳弃守。7月至10月间，第五战区左翼、中央、右翼三个兵团共毙伤日军32226名^[44]。其中信阳一役，日军被击毙者达550人，受伤者达1560人^[45]。
日军占领信阳后，其以钳形之势围攻武汉之既定目标大体实现。10月24日，长江南岸日军波田支队之先头部队已经越过巴铺，逼近武昌以东约二十公里的临葛店。25日，长江北岸日军第六师团在占领汉口以北之黄陂后，随即联合陆、海、空兵力，并在战车及重炮的配合下，向汉口外围发起猛攻。当日，日军战机在长江汉口以上、城陵矶以下全港道更番搜索，轰炸几无停息，中山、楚谦、楚同、勇胜、湖隼五舰在不同时间、地点与敌机发生遭遇战。战斗过程中，中山舰受伤沉没于金口江滨，该舰舰长萨师俊中弹牺牲^[46]。陆路方面，第六师团一部进至汉口以北约四公里之戴家山对岸。入夜后，其佐野支队一部又突入汉口市区一角^[47]。是时，武昌外围之中方部队均已开赴金牛前线。武昌城内之守备部队，仅有第一八五师之第五四五旅及警卫团，高射炮大队之第三连、宪警一部。由于中方兵力单薄，日军波田支队得以轻易突入武昌。
9月初，即武汉保卫战进行了三个月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主张坚守武汉的，强调中国军队坚守武汉具有战局本身之外的重要意义：“我军固守武汉之作用，重在第三国之调停与国际之变化也。如能固守核心三月，则我南北野战军整补就绪，又可在武汉与敌持久抗战也。”为此，他甚至考虑到了在武汉地区与日军进行“最后决战兵力与武器之准备”^[48]。还一度认为“转守为攻之时机已到。决心全力加强武汉核心工事，搜集一切材料为要”^[49]。甚至到10月3日，蒋介石还亲自“检阅汉口核心工事”, 认为“工事坚强，更觉保卫有把握也”^[50]。但是，到了10月13日即日军登陆广东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决定应当收缩武汉附近的防线：“倭在粤登陆，我军在武汉附近之战线应重新部署。与其南北两岸并守，不如单守南岸，与之持久，一面准备大别山脉之游击部署。”^[51]他认为：“广州既失，武汉已无保守价值，而且敌得广州，更陷于被动，不能不更向我求和也，武汉之得失固无足重轻也。”^[52]蒋介石还权衡了继续固守与弃守武汉的利弊得失：“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53]也正是从这一判断出发，从10月中旬起，国民政府各级机关开始逐步从武汉撤退，至10月25日已全部撤出武汉。同日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鉴于局势无法挽回，遂下令各部转移，自动放弃武汉^[54]。26日，日军占领汉口、武昌。27日，汉阳失陷。
此后，第五战区各兵团向平汉路西侧地区转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张发奎部则沿粤汉路南移。10月31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声明政府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并号召全国同胞抱定“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争取国家与民族的彻底解放^[55]。
武汉保卫战虽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而告结束，但在安庆失守以后的四个多月时间里，中国政府以江淮流域的鄂、豫、皖、赣四省的广大地域为战场，采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56],投入120多个师的兵力，步步阻击日军西犯，给日军以有力打击。日军为实施这次会战，共投入12个师团，总兵力达40万，并造成重大伤亡。据日军自己公布的数字，在武汉会战中共死伤21380人，其中军官698人。此后，侵华日军已经没有力量再组织大规模的攻击战，被迫转入持久战的态势。而中国政府在这四个多月时间里，得以把沿江地区的重要工业设施迁往四川和西南各地，为进行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武汉会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