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思兢

崔思兢，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汝无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须实状。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尔。”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宣家令访妾。思兢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雇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阍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云：“崔家雇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忧。思兢素重馆客，知不疑，密随之，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向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遣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则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获其妾， 宣乃得免。
《崔思兢》选自《大唐新语》,是我国较早出现的一篇公案小说。作者刘肃，中唐时代人。
唐代的国势，自安史之乱后，日渐衰微。到中唐时代，宦官擅权，藩镇割据，争权夺利，鱼肉人民，政治极端腐败。刘肃有感于此。所以在《大唐新语》自序中说他的写作目的是：“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这可见他的作品要与社会现实结合，要对政教有益。与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崔思兢》借武则天时代的遗事，一方面抒发了作者对制造冤假错案，草菅人命的愤懑，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法治社会的向往。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件诬告案，写得很简短，但却具公案小说的雏形。后来的公案小说，一般都有三个特点：一是疑、难；二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清官；三是好人得到昭雪，坏人受到惩罚。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读后确实使人感到法令严明，凛不可犯。之所以说这篇小说是雏形，第一是由于它结构比较完整。全篇有机地分为三个部分：崔宣被人诬告；御史张行岌抗颜直谏，坚持据实办案；最后由崔思兢设计侦破。从起因发展到结果，紧紧围绕住“办案”这一中心，这是在它以前的小说中所少见的。第二它还不成熟。因为它重在昭雪而没有惩凶，也因为它是官办案、民勘破，不具有以后成熟的公案小说《错斩崔宁》《龙图公案》等的那样的特色，但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冤狱，记之于文字的很多，如周厉王弭谤，孙膑刖足，李斯分尸、韩信授首，太史公腐刑等等。到武则天时代，为了巩固自已的统治，用来俊臣、周兴这些酷吏，严刑逼供、杀人累累。中唐时代，情况也并不比以前强多少。因为在封建社会，统冶者就是法。作者当过县主簿，对民间的疾苦良有体会。这篇小说，不仅指责酷吏，而且借对武则天纵吏为虐的指责，实际上也指责了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这是本篇小说最具光彩的地方。
在人物塑造上，虽着墨不多，却写得有血有肉。武则天严而不笨，厉而有节，并不是一个公式化的人物。张行岌是一个崇实的有气节的人，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两次顶住武则天的压力，抗颜力争，真有铮铮铁骨之风。但他到底也还是人，当武则天要他找出崔宣妾的时侯，他也很害怕，反过来逼令宣家访妾。思兢这个人物，却有点福尔摩斯的味道。先判断出家里有内奸，再设机谋找出“通敌”的馆客，再动之以利，临之以害，终使案情大白，非徒靠道德良心去解决问题的书呆子。
小说的语言凝练、铿锵有力，某些地方酷似太史公笔法。如“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垂按，行岌奏如初”,聊聊十七个字，不但写出了按的过程，还把则天的严酷，行岌的刚直生动地体现出来。
《崔思兢》也有不成熟之处，如情节粗放，关键人物御史张行岌在后半部就消失了，显得有头无尾。不过在一千多年以前，公案小说发展的初期，能做到故事比较完整，人物塑造准确生动，而且又能反映出人民盼望法治社会的心情，已诚属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