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护

·孟棨·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氏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父老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惧，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选自《本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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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少女为她所钟情的人相思而死；而一旦有情人出现在身边时，她又死而复活。这是多么坚贞、深厚、可贵的感情。它表达了作者的爱情理想，强调男女双方精神情感上的契合与忠贞，把它看作是比肉体生命的存在更有价值的内容，赋予自由爱情以纯真、崇高的意义。
作品写作上的显著特色是用浪漫主义的方法，所谓浪漫主义，也就是理想主义。它要表达爱情的精神价值取向，表现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因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幽会密约，离合悲欢上，不能仅靠写实的描写。作品在结尾部分写道，崔护次年某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其父告之曰，其女“不幸而殒”,“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之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像这样的情节，它并不是前边情节的“现实”的发展的结果，并不是生活中实有的情形的艺术概括，而是根据表达作者的意愿、理想的需要，从作者的强烈的主体意识中想象出来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深化了题材的意义，它把前边那个一见钟情的爱情升华为超生死，忘物成的崇高精神主体，把爱情变成为一种“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东西。这种永恒不变的，超出肉体存在之上的爱情，才是作者创作的根本主旨。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超脱庸俗的脂粉气，而具有清新、纯真、雅洁的风格。
作品的心理刻画也非常生动，作品中的那位少女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主要得力于传神的心理描写。这种描写不是采取直接的，像西方小说中通常使用的办法；而是采取间接的，通过人物的外部动作、情态或者通过别人的反映，去表现内心活动的方法。它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玩味的余地。
崔护第一次与少女见面，是在这样的情形中开始的，崔护“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自门隙窥”,从门缝里偷看。这个动作表现出少女胆小、犹豫、警惕的心情。崔护“以姓氏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于是，“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这里一连写五个动作，简洁的语言，表明动作的明快，表现少女喜悦，热情，彬彬有礼的心态。“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少女不站在屋里，而是缓步走到花丛里，莫非是在回避？可是，却又斜倚一枝小桃，凝神伫立，面含微笑，“意属殊厚”。透过如此的姿态、神情、动作，人们不难理解情窦初开的少女此时此刻的心态，她既羞涩又欣喜，既想掩饰自己，而心头又时时泛起春潮。她那充满幸福的脸像桃花一样红，她久久伫立在那里，仿佛时间都已凝固。崔护“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表现出少女郑重，规矩的心态。她只以眉目传情，将无限情意蕴含在秋波之中，并不轻佻、任性、随便允诺。“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临别，依依不舍的心情，仍是借目光传送，她脉脉含情，但忧郁伤感，相聚的时光是那样的短暂，以后又待如何呢？
往后的故事，作者采取追叙的方法，通过少女父亲的表白，写出少女的死因。“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这节文字，也以心理刻画见长。用神色“恍惚”显现少女内心的烦闷，充满失落感，这是单相思者常有的心情。一年未见情人面，“人面不知何处去”,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呢？这不是十分令人痛苦的问题吗？后来她读到崔护写在门上的“人面桃花”诗，但依然不知情人在那里，这就更加重少女内心的痛苦。读诗，而生病，而绝食死去，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热烈、真挚而又痛苦的爱情。
小说《崔护》是一曲忠贞的纯洁的热烈的爱情颂歌。元人白仁甫、尚仲贤曾以此作品为题材写过杂剧《崔护谒浆》。现代戏剧家欧阳予倩也以此改写过戏剧《人面桃花》,足见其艺术价值及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