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曹丕 ·煌煌京洛行 |
释义 | 曹丕 ·煌煌京洛行京洛,即洛阳,原是东汉的国都,因董卓之祸毁于兵乱。曹丕感于 “煌煌京洛,忽灭无遗”,写下了这首四言诗,评点历史,总结教训,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人生理想。 全诗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夭夭园桃”八句)概括“煌煌京洛,忽灭无遗”的历史教训;第二部分( “大愤不收”十六句)评点对造成汉末“兵连祸结”负有责任的几个人物;第三部分 ( “嗟彼郭生”八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人生理想。 诗的前八句,通过比喻和引用典故,回顾了汉末灵帝时京洛腐朽的政治现实,概括了汉王朝走向衰败的原因。 这一部分可分成两个层次。 “夭夭园桃,无子空长。虚美难假,偏轮不行。”夭夭,茂盛状。园中的桃树桃花盛开,但却不结果实。作者以华而不实的园桃比喻汉灵帝时京洛的政治现实。灵帝时政治十分腐败,卖官鬻爵,宦官专权,并以 “党锢”来压制反对阉党的士大夫。许多颇有声望的士大夫因受迫害而离开洛阳,一时几乎出现了 “京洛无人”的局面。京洛的繁华依旧,但已成为一座空虚的统治中心。虚假的美丽难以凭借,偏轮的车子无法行驶。作者再使用比喻,说明人才对于维护君王统治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后来黄巾起义爆发时,汉王朝就因缺少能臣良将而惊慌失措,只是由于地方武装和豪强的帮助才镇压了黄巾军,暂时维持了汉朝统治,但最终还是被几个“智小谋大”的重臣毁掉了江山社稷。 “淮阴五刑,鸟尽弓藏; 保身全名,独有子房。”淮阴,即楚汉相争时刘邦的军事统帅、汉初封为淮阴侯的韩信。五刑,指汉初五种极其残酷的刑罚。韩信是刘邦所有部将中战功最显赫的一位,汉王朝首屈一指的开国功臣。但汉朝建立后,他受到刘邦的猜忌,被削去兵权,从齐王一直贬为淮阴侯。韩信愤而谋反,因事机泄露被骗杀。韩信曾慨叹:“果若人言: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子房是刘邦手下最重要的谋士张良的字。没有张良“运筹帷幄”,刘邦也是不能夺得天下的。张良于汉建立后被封为留侯,但极具远见的张良却辞去官爵,隐游修道去了。作者引用汉初的这两个典故,一方面指出猜忌和迫害功臣是自古有之,并影射灵帝时对卢植、皇甫嵩等镇压黄巾起义的功臣的猜忌和迫害;另一方面,以韩信贪图功名,竟至身败名裂和张良功成身退而得以 “保身全名”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相对照,告诫为人臣者功成身退,不要贪图功名富贵。 诗的中间十六句,借用战国时的几个典故,批判地评点了对“煌煌京洛,忽灭无遗”负有责任的何进、袁绍等人,指出他们的 “智小谋大”是造成“兵连祸结”的重要原因。 这一部分可分四个层次。 “大愤不收,褒衣无带; 多言寡诚,祗令事败。”这四句是对何进、袁绍的评价。褒,指衣服的前后片,靠带连成衣。作者用无带不成衣比喻何进、袁绍等人在处置阉党时“大愤不收”,意气用事,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何进是灵帝的外戚。灵帝死后,何进欲翦除阉党。曹操力谏只诛首恶十常侍,“一狱吏足矣”,不必兴师动众。但何进不接受这种正确的主张,召外兵进京,“必欲尽诛之”。结果事机泄露,何进被十常侍骗进宫中杀害。何进被杀后,他的部下袁绍带兵 “捕诸宦官”,不问青红皂白,“无长幼皆杀之”,以致连侍侯皇帝的宦官都没有了。应何进召带兵进京的封疆大吏董卓趁乱控制了朝政,后竟行废立事。“诚”疑为“成”。何进、袁绍在当时都有很高的声望。尽诛宦官,召外兵进京,都是袁绍为何进出的主意。两人 “固多大言”,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苏秦之说,六国以亡; 倾侧卖主,车裂固当。”战国时,苏秦游说六国 “合纵”,结果六国封相。六国联合西向,秦军不敢出函谷关。但后来苏秦竟在齐国为燕做内奸,败露后被 “车裂于市。”六国 “合纵”破裂,逐一为秦所灭。倾倒,指反复无常。作者引用这个典故意在影射抨击袁绍。董卓废杀了汉少帝后,各州郡联合起兵讨伐董卓,袁绍为盟主。但在董卓被迫挟献帝逃离洛阳后,袁绍等各路兵马置献帝于不顾,不去追击董卓,反而自相吞噬,劫掠京城,致使繁华的京城洛阳遭到很大破坏。之后,袁绍回到驻地,用兵作战以争夺地盘,扩大势力。故而曹丕斥责袁绍 “倾侧卖主”。 “贤矣陈轸,忠而有谋; 楚怀不从,祸卒不救。”战国时,张仪为秦国游说楚怀王,言以秦六百里土地换取楚与齐国绝交。群臣都向楚怀王祝贺,只有陈轸坚决反对,但怀王不听从陈轸的意见。结果楚齐绝交后,楚国非但没有得到六百里土地,反而在秦国和齐国的联合进攻下战败失地。曹丕引用这个典故,意在批评何进刚愎自用,不纳忠言。何进谋除阉党时,曹操、陈琳曾向何进进言:行动应当机立断。如召外兵进城,强者为雄,必将造成兵乱。但何进却听不进正确意见,一意孤行,不但招来杀身之祸,还使这次诛杀宦官成了后来 “兵连祸结” 的导火索。 “祸夫吴起,智小谋大,西河何健! 伏尸何劣!”战国时,吴起先为魏西河守,颇有政绩,声名很高,后因受陷害逃去楚国,又受到楚悼王重用。悼王死后,嫉恨吴起的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伏在悼王尸体上被射死。曹丕认为,吴起之所以招来杀身之祸,是因为他“智小谋大”。作者引用这个典故,是对评点何进、袁绍的总结,“智小谋大”也是对何进、袁绍的概括评价。何进死于非命,袁绍也因败于曹操呕血而死。作者运用排比句式,加强了批判的声势。 诗的后八句,由前面的讽刺批判,转为歌颂德才兼备的贤臣高士和重视人才的明君,从而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人生理想。 这一部分可以分成两个层次。 “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史记燕昭公世家:“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巾以招贤者。郭隗曰: ‘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诗人引用战国时的这个典故,借对燕昭王和郭隗的称颂,来称颂自己的父亲。曹操是一位在重视人才上绝不逊于燕昭王的政治家,他之所以称雄于天下,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拘一格地延揽和使用人才。燕昭王和曹操的“得臣”同一些皇帝的迫害功臣,他们的“智”同何进、袁绍的“智小谋大”,均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从而表达了诗人 “得人才者得天下” 的政治观点。 “峨峨仲连,齐之高士。北辞千金,东蹈沧海。”鲁仲连是战国时齐人,赵平原君曾赠其千金,他不受而辞去,“终身不复见”。二十余年后,鲁仲连助齐将田单攻下聊城,田单想封给他爵位,鲁仲连仍不接受,逃隐于海上。如果说,诗的前面对张良的“保身全各”是颂其“功成身退”的明智,诗的结尾则以气魄雄伟的诗句,赞颂了鲁仲连不慕功名利禄的高尚情操,所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理想。 诗的最后一部分,通过引用战国时代的两个典故,分别点明了诗人“得人才者得天下”的政治观点和“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首尾呼应,完成了全诗的主题。 曹丕作为一位诗人,其创作成就不及他的父亲曹操和弟弟曹植,但他的创作有很明显的特点,在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曹丕是诗人,也是政论家。这首诗以论入诗,评说古今人事,褒贬分明,言简意赅,既是诗,也是论。借论抒怀,慷慨激昂。全诗大量用典,但用典贴切,语言通俗明白。在同时代诗人中,能够如此以诗论事,善于用典的极为少见,故这首诗在建安诗歌中应有一席之地。与后世辛弃疾词作对照起来,这首诗在诗史上也确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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