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散文篇名。选自《孟子·滕文公上》。以首句名篇。汉赵岐《孟子章句》说：“劳心，君也；劳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养其上，天下通义所常行者也。”宋朱熹《孟子集注》说：“治于人者，见治于人也。食人者，出赋税以给公上也。食于人者，见食于人也。此四句皆古语，而孟子引之也。君子无小人则饥，小人无君子则乱。以此相易，正犹农夫陶冶以粟与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济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岂必耕且为哉？”明李贽《四书评》说：“许行之言，高于孟子十倍，见之实事，不如孟子亦十倍不止也。所以孔孟之道，只是个中行，不为过高难行之事也。学者于此须辨之。不然，便害天下事不小。”清康有为《孟子微》说：“战国时，诸子自为改制，多托古人，故诸子多称黄帝。而许行称神农，盖以神农创农，而许行主并耕，故托为神农之言也。《韩非子·显学篇》曰：‘孔子、墨子皆称尧舜，而是非不同。尧舜不可复生，谁使定孔墨之真乎？’以此知孔子、墨子之称尧舜，亦托古也。许行并耕同贾，亲为捆履织席，盖主平等苦行之说者，与墨子略同，特欲别创教名而自立耳。夫并耕之说，以警嬴政、杨广之劳尽民力以纵欲自养者，固自为胜。然行之据乱世已非其时，且即太平之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为民主，尚必有禄以养之，此乃天理之至，人情之自然，而不能再为高论者也。且即平民谋生，亦不能兼业，文明愈甚，则分业愈多，野蛮之地，乃多兼业。盖一人兼业，则业必不精，分业愈多，则业精愈甚，此固资生学所发之公理也。故机器既昌，一针一线之微工，分百数十业，而一人所成物无数，其精亦无数，况一衣乎？又况治天下国家乎？孟子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实为至义也。自为而后用，则野番自居，原人之始，未有通商易工之时或有之，此与文明世最相反者也。至同价之谬，昧乎物理，尤不待言。孟子言物不齐为物之情，无可比同物理之至言也。自澹台灭明度江之后，孔教大行于楚，陈良疑其后学也，盖为楚产之孔门大儒。陈相好异尚奇，惑于高异之说，背师弃教而从许行，故孟子严斥之。夷夏之分，即文明野蛮之别。《春秋》之义，夷狄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其许楚庄入郑是也；中国而为夷狄之行，则夷狄之，卫伐凡伯、晋伐鲜虞是也。惟德是辅，故董子曰：‘中国、夷狄无恒，随变而移。’由文明而野蛮，下乔木而入幽谷也；由野蛮而文明，出幽谷而迁乔木也。滕文公行仁政，而各国志士负耒受廛，可知民心之归仁，今欧洲各国之人，多迁于美国，德英欲极禁之而不可得。亦可见滕文公得民之盛矣。”近人林纾《左孟庄骚精华录》说：“孟子此章，洒洒千余言，把定指南针，一杪不曾走失。势若冈峦起伏，绵亘千里，然脉胳照应极灵。惟其有脉络，故虽隔不断；惟其有照应，故虽挺不突。气聚神完，不止道高千古，即论文字，亦非诸子所及。”此篇内容写孟子竭力反对许行、陈相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的主张，并提出了他对于社会分工问题的观点。农家许行等人提出的这种要求人人劳动的主张，体现了当时劳动群众反对剥削的朴质愿望，但也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的弱点。孟子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全盘否定许行的学说之后，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主张，以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论证剥削制度的合理性，致使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几千年来一直被封建统治奉为金科玉律；但是，作为思想家的孟子，能在社会分工规律的研究中认真探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性质和作用上的差别，能在萌芽状态的商品经济中发现等价交换规律，提出了商品价格决定于商品质量的理论，却是难能可贵的。此篇充分体现了孟子善辩的才能和技巧。为了驳倒“君臣并耕”、“饔飧而治”的主张，欲擒故纵，从日常生活事实出发，层层诱引，步步诘问，最后使对方陷于自我矛盾的境地；论述社会分工的原则，援引事实和经典，充分阐发，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词准确而富于变化，句式多样，长短骈散，错落有致，时而循循善诱，时而咄咄逼人，或反诘，或排比，势如江河流水，或蜿蜒曲折，或汹涌澎湃，表现了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