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袁宏道文《五泄》

散文·袁宏道文《五泄》

一

越人盛称五泄，然皆闻而知之，陶周望虽极言五泄之好，其实不曾亲见，与我等也。发郡城凡二日至诸暨县，县去五泄尚七十余里，次日始行，一路多顽山，无卷石可入目者。余私念：看山数百里外，敝舟羸马，艰辛万状，今诸山态貌若此，何以偿此路债？ 周望亦谓乃弟：“余辈夸张五泄太过，若尔，当奈中郎笑话何？”独静虚以为不然。顷之，至青口，两山夹天如线，山石玲珑峭削，若叠若镂。数里一壁，潭水滑滑流壁下。一壁上有古木一株，上人云是沉香树，一年一花，猿猱所不到。其他非奇壁，则皆秾花异草，幔山而生，红白青绿，灿烂如锦。映山红有高七八尺者，与他山绝异，因相顾大叫曰：“奇哉！ 得此足偿路债，不怕袁郎轻薄也。”王静虚曰：“未也，尔辈遇小小丘壑，便尔张皇如是，明日见五泄，当不狂死耶？”静虚曾习定五泄三年，以是知之极详。余与公望闻之，喜甚，皆跳吼沙石上。缓步十余里，始至五泄僧房。静虚曰：“牛羊下矣，五泄留供来日朝餐。”因散步前出，沿溪而行，两山一溪，比青口天尤狭，而奇峭率相类。山形或如炉、如钟鼓、如屏障剑戟，皆拔地而生，溪旁天竹成林。行数里，遇一白须人云： 前山有虎。同行者皆心动，寻旧路而归。

二

五泄水石俱奇绝，别后三日，梦中犹作飞涛声，但恨

无青莲之诗、子瞻之文，描写其高古濆薄之势为缺典耳。石壁青削似绿芙蕖，高百余仞，周回若城，石色如水浣净，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飞瀑从岩颠挂下，雷奔海立，声闻数里，大若十围之玉，宇宙间一大奇观也。因忆《会稽赋》有所谓“五泄争奇于雁荡”者，果尔，雁荡之奇，当复如何哉。暮归，各得一诗，余诗先成，石篑次之，静虚、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既奇，诗亦变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语。时夜已午，魈呼虎号之声如在床几间，彼此谛观，须眉毛发，种种皆竖，俱若鬼矣。

三

一二三四等泄，俱在山腰，五级而下，飞涛走雪与第五泄率相类。 山路甚险，余等从山颠下观之，时，新雨后，苔柔石滑，不堪置足，一手拽树枝，一手执杖，踏人肩作磴，半日始得那一步，艰苦万状。山僧云： 自此往富阳便是平地，不复下岭。五泄或作五雪，亦佳。

先说文章的组织。这一篇情况特殊，处理比较困难。前两篇的组织，《徐文长传》，我们说得体，《虎丘记》，我们说行云流水，都可以简单地说“好”。这一篇不行。原因不只一种。(1)这是一次游，可是写成游记，分为三篇，连而变为断，这有必要吗？好坏取决于对“散”的看法。好的散是行云流水，行云流水要藕断丝连，断到成为三篇，还能丝连吗？就是说，这样断，有人会说散得好，也有人会说散得太过，破坏文章的整体性，是不好的。(2)《五泄一》和《五泄二》(“泄”，瀑布)，也有初稿本(收入《解脱集》)和改定本的分别，这里选的是改定本。《五泄二》，两种本子差别比较大。初稿本开头是：“从山门右折，得石径，数步闻山雷声，心悸。山僧曰：‘此瀑声也’……”这显然是承接《五泄一》写的。改定本忽然来个“别后三日，梦中”云云，变继续游为回忆，就常情说，这是不应断而断。不应断而断，是改定后如此，可见是有意求奇，求变。对于这样的有意追求，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欣赏的可以引《庄子》行文的神出鬼没为证，说妙；不欣赏的就会说这是造作，破坏了平实自然的美。但疑点之下也不是不可以有优点。优点是由《五泄一》到《五泄二》，如渔人的入桃花源，步步变，愈变愈奇。《五泄三》是余韵，有百日之张，一日之弛的意味，也应该说是组织方面的优点。

其次是内容方面。总的说，优点是选材好，能做到境奇。往五泄的路上，到青口之后，所见山水花木，已经是奇境。但这只是序幕，次日到五泄，见“宇宙间一大奇观”，境更奇。写二三四泄是余韵，可是仍有奇境，是路险，“半日始得那一步”。这些，以照相为喻，都是景取得好，使读者读了，像是跟随作者也看到了这样的奇景。

再其次是表达或修辞方面。值得注意的主要是： 一是善于用欲扬先抑之法。五泄，奇，可是先写路上的不奇，竟至“无卷石可入目者”。到青口后是一变，到五泄后是再变，景物愈变愈奇。二是还用旁敲侧击法。那是看了五泄后的作诗，“亦变幻恍惚”，以至作诗的人“俱若鬼”。这虽然不是直接写五泄，可是通过这些，五泄之奇就更加明显。此外，描画景物，直写的都观察入微，比喻(文中用得很多)的都得其神似。有些地方还用了夸张的手法，如“两山夹天如线”，“半日始得那一步”之类，也能恰到好处。又，全文的末尾，引山僧语云“通富阳”、“五泄或作五雪”，似出于有意无意间，是着意写之后的行所无事，就散文的笔法说是同样值得推重的。

最后说说特点。全篇用浅易自然的笔墨抒写胸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有不少地方还随便到流于放，如“相顾大叫”，“跳吼沙石上”，“牛鬼蛇神”之类，是公安派作家经常有的生活情趣表现在文字上，也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我们谈了袁宏道的上述三篇散文，用意是兼介绍文学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流派，公安派。凡流派都有自己的风格。这风格，与其他流派相比，有的特点明显，表现差别很大，如选派和古文；有的特点不很明显，表现为差别不很大，如清朝的桐城派和阳湖派。公安派是特点明显的，因而与其他流派相比，就表现差别很大，譬如我们读这里选的三篇，只是凭印象也会感到，既不像先秦诸子，又不像唐宋八家，更不像六朝的骈体，甚至与修正它的竟陵派相比，也是各有各的面目。就散文说，由唐朝中期起，一直到清末，占统治地位的是古文，其特点是用秦汉的格调写合于孔孟之道的内容。这股洪流势力很大，可是中间忽然岔出一小股力量，主张用自己的话(当然还是文话)抒写性灵。这值得注意： 应该认清它的面目，最好还能够辨明它的源流、影响以及得失。

这要由我国传统思想的一种表现说起。这表现是，几乎一切方面都是古胜于今。《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道家更不用说，老子向往的社会是“小国寡民”;庄子更进一步，认为混沌比开窍好。韩非子是主张“世异则备变”的，可是就在宣扬这种思想的《五蠹》篇里也承认：“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刘邦代秦之后，由叔孙通起，儒家地位渐渐升高，到汉武帝时候登上超越百家的宝座，在学术思想方面，颂圣法圣就成为大家的准则。这种崇古的观点自然也要渗入文；于是乘隋唐以来反骈俪流弊之机，由韩愈、柳宗元等“揭竿而起”，欧阳修、曾巩等响应，为文应学秦汉也就成为定局。不少文学史家谈到这次的古文运动，说其成就是文的改邪归正。是不是这样？ 问题很复杂。一是骈俪的表达方法并不是一无是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二是文学秦汉，如何学，学成什么样子，并不是千篇一律。就学成什么样子说，显赫的是成为八家(严格说，八家也不尽同，如大苏的小文就没有韩柳的装腔弄势气);但也可以不成为八家，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马端临《文献通考》，顾炎武《日知录》之类，行文都平实而不追求腔调。三是八家式的古文，影响并不都可意，如千年来很多气盛而内容单薄的文章，尤其像宋的经义，明清的八股，我的看法，都是八家古文的直系或旁系的子孙。

八家的古文，由名称也可以看出是复古。公安派的兴起，所举旗帜是反复古。反，远的目标是八家；但主要是指向近的目标，比他们时代略前的前后七子。

先说说八家的复古，就其能救骈四俪六的流弊说，有优点。但复古不能躲开两个问题： 一是应该不应该，二是能不能。应该不应该？ 也难说。由秦汉确是有大量的佳文说，应该学。但学有不同的学法，上者学其精神，下者或只能学其形貌。公安派是反对学形貌的，理由留到反前后七子那部分说。再说能不能学。这很难，原因有属于时代风气的，有属于个人气质造诣的。专说唐宋八家的学秦汉，也是并没有学像。原因之一是内容单调，开口闭口圣贤之道，没有诸子那种乱说乱道的泼辣气；之二是格调拘谨，正襟危坐，没有《左传》和《国语》那种嘻笑怒骂的洒脱气。这结果就如马伏波所说，是画虎不成反类狗。类狗是降格了。这降格还表现在重视腔调上，声音求一唱三叹，本来也未可厚非，不过只在这上面用功夫，而忽略行其所当行的流利自然，那就成为舍本逐末了。如上所说，八家古文学秦汉，复古，也会产生流弊。但这流弊是夹在优点里的，优点是不再骈四俪六，很少风花雪月。到明朝，前后七子就不然，而是只有流弊，因为复古的喊声更高，而笔下则大多是生吞活剥。情况需要具体说说。

先说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加上边贡、徐桢卿、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共七个人，活动时期主要是弘治、正德间(1488—1521)。他们的主张，可以举李梦阳为代表，是散文和古体诗要学秦汉，近体诗要学盛唐。他说：“今人摹临古帖，不嫌太似，反曰能书，诗文之道何独不然？”(《空同集》)这样重视临摹，他的诗文成就就可想而知，正如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中所评：“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

公安派的反复古，主要是针对后七子的，因为时间离得更近。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加上谢榛、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共七个人，活动时期主要是嘉靖年间(1522—1566)。他们的主张与前七子相同，也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如果一定要找些分别，那就是后者变本加厉，每下愈况。前七子是秦汉以后无文，唐盛以后无诗，后七子则进一步说：“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可是，他们的至洁之笔究竟能写出什么呢？很可怜，只是东施效颦，徒增其丑而已。举李攀龙的作品(见所著《李沧溟集》)为例：

尔为获鹿则良哉！ 将下车视事而百姓姁姁自昵乎？宁能闷闷俟去后思也？维此多士，从游甚欢，而亦谔谔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它县之令丞若簿，不一其才而一其衷乎？(《送赵处士还曹序》)

日出东南隅，照我西北楼。罗敷贵家子，足不逾门枢。性颇喜蚕作，采桑南陌头。上枝结笼系，下枝挂笼钩。堕髻何缭绕，颜色以敷愉。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拟陌上桑》)

显然，文是食古不化，诗是公然盗窃，无怪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古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杂文更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了。

这样的复古当然会引来鄙薄和反对。反对派有比较温和的，如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主张多学习唐宋(实际是宋多于唐)，人称为唐宋派。他们反对模仿剽窃，着重学欧阳修、曾巩等的醇真，而不多求亦步亦趋的貌似，所以成就远远超过复古派。但他们终归是学多于创，与复古派相比，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其中的茅坤还编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多至一百六十四卷，为后人留下一套或者可以称之为崇古的枷锁，其功过是颇难说的。反对的人还有未成派的单干户，如徐渭、汤显祖、于慎行等。他们看不起复古派的模仿剽窃，说那是“鸟之为人言”(徐渭)，“等赝文耳”(汤显祖)，“唐人所吐弃”(于慎行)。

大张旗鼓地反复古，并提出正面的主张，以纸笔力行的，是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三袁，大哥宗道，字伯修，号石浦，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传世著作有《白苏斋类集》等。二弟宏道，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传世著作有《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等，合为《袁中郎全集》。三弟中道，字小修，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传世著作有《袁小修集》等。三袁的活动时期主要是万历年间(1573—1620)。万历之前是隆庆，只有六年，其前就是嘉靖，后七子最活跃的时期。三袁的早年，情况仍是“王(世贞)李(攀龙)之学盛行”(《明史·文苑传》)，作者大多还是模仿剽窃，而舆情也以这样的文章为好。袁氏兄弟大不以为然。起因之一是，假古董，多看，会感到烦腻。起因之二是，他们弟兄都好道，都从李贽学禅。道家，以庄列为代表，主张远世俗，任自然，其精神是反正统的。禅，虽然目的也是解脱，成佛，办法却与一般的佛教宗派不同，而是大胆破一切，直到呵佛骂祖，以求明自己的心，见自己的性。起因之三是，他们钦仰的，时代略前的徐渭和李贽，是大力反对学古的，于是他们顺水推舟，就沿着这条路更往前走。总之，袁氏兄弟从这些源头学来一股创新的劲，并用这股劲拿笔，走与七子相反的路，想什么就说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

他们不只这样写，还宣扬所以要这样写的理论。如：“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 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袁宗道《论文上》)“左氏去古不远，然传中字句未尝肖《书》也。司马去左氏亦不远，然《史记》句字亦未尝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数前汉，不知几千年远矣，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同上)“大抵古人之文，专期于达，而今人之文专期于不达。以不达学达，是可谓学古者乎？”(同上)“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袁中道《花雪赋引》)与徐渭、汤显祖等的一枪一刀相比，袁氏弟兄是用重兵冲击了复古派的根据地。

起兵攻击复古派，只讲道理不行，还要自己拿出货色来。在这方面，作品多，成就大，都是袁宏道占第一位。《明史·文苑传》介绍公安派和竟陵派，就是由袁宏道写起的。袁氏弟兄所作，以游记为最有名，如宗道和中道都有西山游记；宏道所游所记更多，除北京附近以外，还有苏杭等地。文章的风格，总的说是与复古派针锋相对，内容是写自己的所思所感，琐屑，不避；闲情流露，也不避。表达方法是用浅易的现前语言，不求古奥，或说是用意躲古奥，所以有时搀用口语。这样写，读者就会感到，意思真实恳切，趣味性强，没有道学气；行文是无拘无束，行云流水，涉笔成趣。这种风格的文章，就当时说，有清新气，理应受到欢迎，所以如《明史·文苑传》所说：“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这是说，有不小的号召力。但也可惜，这号召力是有限的，因为事实恐怕是，看着有些喜欢的人不少，至于照作，那就还是限于陶望龄、黄辉、江盈科等少数离庙堂较远的人。有些人喜爱而不肯照作，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文章是小品。小品一名来于六朝时期的译经，如《般若经》，全译是大品，摘译是小品，有聊以充数的意思。文的小品，以不衫不履的文字写身边琐事，心底闲情，当然要为近于庙堂的人所轻视；瞧不起，就不能跟着走。道不同不相为谋，少数跟着走的人却没有感到自愧，如稍后的王思任(著《文饭小品》)、陈继儒(著《晚香堂小品》)等，就坦然以小品的作者自居了。自称为小品，有愤世嫉俗的意味，你瞧不起，我偏偏这样。偏偏如何，要有魄力，要真喜爱，这只能要求少数人，多数人难于做到。总之，公安派有救时弊的大功，应该能够多攻城，多占地，却未能取得封疆立国的地位。

平心而论，这类小品文，或专说三袁的作品，也不是无懈可击。这也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因为抒写性灵，少说大道理，率易，浅俗，久而久之，也就难免过犹不及，尤其是一些无实学而凑热闹的人。加意刻画，最容易流于轻浮，甚至油滑。轻浮、油滑而出于有意，那就更坏。在这方面，三袁自己也不是没有感到，如中道评论宏道的诗文，说：“意在破人之执缚，故时有游戏语。……或快爽之极，浮而不沉，情景太真，近而不远。”(《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里也曾说：“然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何也？……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不过无论怎样说，矫枉过正总是有利亦有弊，正如钱谦益所评论：“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复大变。譬之有病于此，邪气结轖，不得不用大承汤下之；然输写(泻)太利，元气受伤，则别症生焉。北地(李梦阳)、济南(李攀龙)，结轖之邪气也；公安派下之，劫药也；竟陵传染之，别症也。余分闰气，其与几何？”(《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这样说，公安派的文章，就是用当时的眼光看，也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缺点会流为穷，穷则变。对应公安派率易俚俗的缺点，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等想以幽深救之，结果是化浅易为难解，化流利为生涩，至少用现在的眼光看，文应深入浅出，是走上病更严重的歧路。幸而这股风，除了明清之际继承公安派的张岱吸收一部分以外，到清朝就没有人还感兴趣，心摹手追。张岱之后，公安派的文风也还没有灭绝，而是零零碎碎在一些也是远离庙堂的文人的笔下出现。这些人是金圣叹、李笠翁、郑板桥、袁子才等。其时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古文，更讲求格调和义法，因而偶尔见到公安派风格的文字，就会有长期拘谨之后忽而轻松一下的感觉。后而又后，到不久前的三十年代及其前后，还曾有人推崇公安竟陵，大声疾呼为小品文争地位。不过现代的时势变化快，大多数人忙于迎新，连送旧的余裕也不再有，想来知道曾有此一举的人也不多了。

回到本题，我们现在谈公安派，读他们的文章，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那就是，以知为向导，取其大醇而舍其小疵。承认有大醇，是已经打破了旧传统。旧传统，其甚者是不承认公安派的所作还可以称为文，如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薛熙编《明文在》一百卷，都不见三袁的名字。我们呢？如果敢于摘掉古文的眼镜，那对公安派就应该以平等的眼光相看，甚至另眼看待，因为他们的文论，用浅易的语言写自己的所思所感，而没有任何框框，我们总当同意；还有他们的作品，能以平易自然之笔写出真情性，呈现一种清新放逸的美，也确是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