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

李 白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
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起。次年(756),叛军攻入长安，玄宗奔蜀，太子亨即位于灵武(在今宁夏),为肃宗，改元至德。这年，李白由宣城(在今安徽)避难剡中(今浙江嵊县),途经湖州(今浙江)时作此诗。诗的内容是回答湖州迦叶(复姓，祖上为西域人)司马“白是何人”的提问。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白是何人”不是一般茫无所知的询问(因为迦叶司马不可能对李白一无所知),而是在推心置腹的深谈中以求更深刻了解对方的发问。而李白的回答，也不是自报家门式的自我介绍，而是向新结识的朋友敞开了心扉，互通款曲。
诗人先向迦叶司马说：“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青莲居士，是诗人自号；谪仙人，是天宝元年(742)诗人应诏赴京时贺知章对他的赞美，也是他颇引以为自豪的称号。二者自然而巧妙地连为一句，显得格外萧酒飘逸，给人以翩翩欲仙的感觉。李白饮酒是很闻名的，枉甫《饮中八仙歌》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又任侠学道，轻财好施，存交重义，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的侠士之风。李白在25岁时开始离蜀漫游各地，至此恰是30年。李白把这些内容都浓缩概括到“酒肆藏名三十春”一句中，又突出了自己好酒任侠的性格特点。
在诗的后两句，诗人进一步说：“迦叶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金粟如来，佛名，即维摩洁大士，他不出家而修行，据《维摩诘经》,维摩诘过着世俗的生活，但能经常保持超世俗的比出家人还要纯洁的精神状态，有比佛弟子更全面的宗教道德修养。“金粟如来是后身”,“是金粟如来后身”的倒装(为了诗韵节奏的需要),意即“我是金粟如来转世”。在这里，李白巧妙地把道教和佛教结合起来，把飘然超逸的“谪仙人”和端庄雅重的“金粟如来”统一到自己身上，令人拍案称奇，它集中体现了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
此诗虽寥寥28字。却寓意深邃，是研究李白思想，尤其是他宗教思想的重要作品。
李白尚道术，但其本意却不在于求仙得道，而是想以此为仕进的“终南捷径”,实现其 “申管晏 (管仲、晏婴) 之说，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理想，但他的理想却在现实面前碰了壁。天宝元年(742),李白应诏赴京，他闻讯极为兴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 《南陵别儿童入京》),以为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但事与愿违，因受权贵谗毁，他仅做了一年多的供奉翰林，便被玄宗 “赐金还山”,而他则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也乐得离开，重又开始了漫游生活。离开长安以后，他还请北海高天师授 《道箓》于齐州 (今济南) 紫极宫 (老子庙),在修道的路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一般说来，道教注重今生今世，炼丹修仙，为的是长生不老，是入世的； 佛教则讲究来生来世，吃斋行善，为的是死后升天或转世的幸福，是出世的； 而儒家强调建功立业，富于进取。李白思想的主流是外道而内儒，他较少释氏佛门思想。而他在这首诗里却把自己的道家行踪归入不出家修行的佛门，正是他看破“红尘”——“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古风》其二十四);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 其二)——的必然结果。他要从佛门寻求解脱，因此，便自认是维摩诘转世。但是，李白毕竟是李白而绝非陶渊明，他其实是不甘寂寞的。直到晚年，他还写诗说，“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其二),决心荡平安史叛军。正是基于这种雄心壮志，至德二载(757)他才应召入永王李璘幕府，并朗吟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永王东巡歌》其二、其十一) 他要为天子立功业，为黎庶除暴虐。同他的初衷相反，李璘因谋反罪被诛，他也因此获罪，长流夜郎。兄弟间的最高权力之争，给李白的暮年涂抹了更深重的悲剧色彩，他思想中的佛教成分，因此该更多一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