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洛阳名园记》后》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渑之阻^①，当秦、陇之襟喉^②，而赵、魏之走集^③，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 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④也。

方唐贞观、开元^⑤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⑥，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馀处矣。予故尝曰： 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⑦，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注〕　① 挟： 挟恃，凭借。殽(yáo 摇)： 山名，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北，位于函谷关东端，地势险要。渑(miǎn 免)： 即渑池，在今河南省渑池县西，古代九塞之一。阻： 险阻。② 秦、陇： 今陕西、甘肃一带地区。襟喉： 衣襟与咽喉，比喻要冲之地。　③ 赵： 今河北南部、山西东部、河南北部一带。魏： 今山西西南部、河南北部一带。走集： 边境上的壁垒。　④ 候： 征兆、迹象。　⑤ 贞观、开元： 分别为唐太宗、唐玄宗年号。　⑥ 五季：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酷： 酷烈的战争。　⑦ 治忽： 治理与怠忽，指国家的安定与荒乱。

洛阳园林，在宋代号称“天下第一”(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语)。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就是一本记述洛阳名园的专著。其中共记名园十九处，如富弼的富郑公园、董氏的西园和东园、王开府的环溪园、安公的丛春园等等。这些园林，都属于僧寺或达官富豪，无论在规模和风景方面，均足令人赞叹。作者在记述这些园林之后，忽又发表了一通有关国家兴衰的“大道理”(即本篇)，这就使人“恍然大悟”： 原来作者之所以要为那些名园“立传”，其真正目的是要从中引出历史的教训并用以警戒后人。证之宋代古文家们“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和李格非本人“文不可以苟作”(见《宋史》本传)的写作态度，可知这篇《书后》，实是一篇借史鉴今的严肃的政论文。

文章的结构实很简单： 第一段提出“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第二段进一步提出“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故又在此基础上揭示“《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的“文不苟作”的写作目的；第三段则由古及今，批判当朝公卿大夫的享乐风气。全文行文简洁而推理严密，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与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不过，或许有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天下之治乱”，难道非由洛阳的盛衰才反映出来吗？而“洛阳之盛衰”，又为什么非要由其园林之兴废才表现出来呢？这就牵涉到本文“以小及大”、“见微知著”和“因典型而明全局”的论证角度与推理方法。

照理，天下大乱，受害之处必不止一处。然而作者却斩钉截铁地说：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这里，作者提出了两个有力的论据： 第一是洛阳的特殊地理环境(古人认为它地处“天下之中”)决定了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是一个关系到全局性军事形势的战略要冲；第二是洛阳的历史告诉人们： 从东周到五代，先后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免不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洛阳之战。提出这样两条强有力的论据，人们就不得不同意作者的结论： “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尽管人们也同时意识到， 除了洛阳也还有其他军事要地的情况与它相似。

其次，洛阳的盛衰也自有其多方面的表现，作者却紧紧抓住“园圃之废兴”来考察，这就是一种“因典型而明全局”的论证角度。他举出唐五代的例子作证： 当贞观、开元的所谓“盛世”时，洛阳的园林馆舍不止有千家之多，而等到唐末五代战乱纷起时，这些园圃却都化为灰烬。这就证明园圃之废兴与洛阳的盛衰乃至整个国家的治乱之间，存在着一种“见微而知著”的联系。至此，作者自然有理由得出又一个结论： “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

明乎上述论证角度与推理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名园记》之作决非“徒然”，而实有其现实的针对性：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这样就“卒章显志”，亮出了自己真正的写作意图： 借古鉴今，批判现实。其“警世”的语气是十分严厉和深沉的。

可惜的是，北宋后期的统治集团却正好重新走进了本文所指出的“唐之末路”，由享乐荒淫而导致覆国。对于他们在洛城所过的狂游生活，只消举出当时人朱敦儒的一首词就可知其一斑： “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按： 洛阳为北宋西都，故有‘上苑’)，走马长楸。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雨中花》上片)可是，就在他们“诗万首，酒千觞”，“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的“狂游”之际，金兵的铁骑却动地而来，终于一举攻陷了汴京和洛阳，使得北宋因之亡国。十年之后，“曾是洛阳花下客”的一位著名诗人陈与义，就用哀婉的笔调，写出了对于洛阳故都的深切悼念：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牡丹》)牡丹原是洛阳的“花王”和骄傲，李格非在《名园记》中就特别加以记述： “洛阳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凡园皆植牡丹……至花时张幄幕，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而至靖康之变以后，恐怕就如本篇所描绘的五代乱世那样，“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矣。这预言，竟不幸而被北宋亡国的惨痛历史所再次证实，人们对此也仅能重新发出本文所嗟叹的“呜呼”二字来表示其万千感慨！作者能在号称“太平盛世”的徽宗朝，尖锐地揭露掩盖于表面繁荣下的深刻社会危机，并预见到公卿大夫的享乐必将导致亡国，这就不能不使人惊叹其识见之深远和文笔之犀利。南宋初期流寓江南的洛阳人邵博在乱后重读《名园记》，就曾为之痛哭流涕，并在其《闻见后录》中特意重录了此记，由此亦可见出它的深刻预见性和现实针对性。本文作者除《名园记》外，著述俱已散佚，但仅从这篇《书后》来看，他已不愧是位关心国事的有识之士和笔力“陵轹直前”(《宋史》本传语)的古文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