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万隆 老棒子酒馆——异乡异闻之三

作者简介 郑万隆于1944年出生在黑龙江瑷珲县五道沟。后来促使他拿起笔写小说应该说是那里留给他的和山林一样有生命的感觉。不幸的是，这种有生命的感觉，很快便融化在一统化的观念中了。八岁那年，母亲逝后他离开瑷珲到北京上学了。而且他从没把文学理想和他的人生希望联系在一起。初中毕业后他进了化工学校，又进了工厂。在工厂他当过工人也当过车间主任。为了试试自己的勇气和一点潜在的什么，他写了一首诗在报上发表了。这便是开始，一条弯弯的路。他停过几次笔，一停就是几年，有困难，也有众所周知的原因。1974年他到北京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有条件打开他的眼界了。但直到今天写作仍然是业余的。他不敢承认他是作家，只想唤醒在他记忆中那些有生命的感觉。它们在时空上离他太遥远了，但不在他的身后；在他的前头。他希望他更深层地意识到启蒙了他的山林中的一切。郑万隆是我国当代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之一。无论是写北疆山林的“异乡异闻”或是写北京的市井风情，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他的：《响水湾》(1976)、《郑万隆小说选》 (1982)、《同龄人》(1983)、《红叶，在山那边》(1983)、《当代青年三部曲》 (1984)、《明天行动》 (1985)、《生命的图腾》(1986)、《有人敲门》(1986)、《渴望》(与李晓明合著，1991)均为已经出版的作品。
内容概要 老棒子这老东西，为了省钱，又用生炭温酒。陈三脚的爬犁还没赶进酒馆的障子里，就闻到这种生烟味了。障子里拴着十几匹马，站满了人。有几个鄂伦春伙计。人多地上的雪都踏成了泥浆，表面又结一层薄冰，油一样黑亮黑亮的。陈三脚的爬犁一进来，这些人都像惊了枪的麂子一样都闪开了，眼珠子要弹出来似的瞪着他。他明白这些人惊的是什么。他还活着。他陈三脚咋还没死？他们看着他把一只短脸熊从爬犁上㨄下来。那家伙有三四百斤重，在泥里砸个坑。刀是从咽眼里扎进去，整个儿豁开，肠肚都流出来了，卵子也被打碎了。他把眼皮撩起来，扫了一下障子里的人，好像在看一群傻瓜。在林子里他看不见他们，而这些人也都靠林子活着。他的目光还是那么犀利，像刀尖一样。虽然他并不注重自己的名声，但他却是在这一带名声很大的人物。这里没有一个人或一条狗不认识他，不怕他，包括女人。他胆子特大，而且刀子使得特别好。他曾经三脚踢死过一头狼，把大拇脚趾踢折了。大家都背后叫他“黄毛陈三”。但大家谁都说不清楚，他多大年纪，是否有过家，爱过哪一个女人，是汉人还是达翰尔人。他从来不笑，至少没有人见过他笑，好像他这一辈子没有开心的事，包括喝酒的时候。陈三脚坐在酒馆靠窗的一张桌子上，把窗子打开了，让风往里灌，让烟往外流。老棒子在火旁的案板上切胡萝卜。陈三脚每次来都要吃一大盘他的糖拌胡萝卜丝。
“你可有三四个月没来了。”老棒子那双油灯捻儿似的眼睛，忽闪忽闪地打量着陈三脚。“差一点见不着你了。”陈三脚一丝儿一丝儿地撕着盘子里的牛肉。“我下雪那天在呼玛尔河口上的船，在饶珠遇上了大风，黑龙江那浪头比帆还高，把船扔起来，摔在岸上，连一块整齐木板都找不着。船老板死了，他一家人都死了。老婆孩子……他的船还是我帮他买的。我看他是条汉子，初来乍到这里……”糖拌胡萝卜丝上来了。陈三脚嚼得像牛吃草一样响，和着酒往下咽的时候，布满了红痧的喉结一下一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接着，他就开口骂酒里掺了水，胡萝卜丝不甜，也没有个咬劲儿。老棒子立在一旁点头哈腰地听着，一声不吭。但他那双油灯捻儿似的眼睛里冒出一股幽幽的蓝光，牙肌咬得紧紧的。他恨这个黄胡子。因为自打他在这儿开业那一天起，陈三脚来来往往十几年了，吃他喝他，从来没有给过钱。陈三脚虽然没抬头，但他能揣测出来正在看着他喝酒的老棒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在他眼里，老棒子不过是一头受了伤的狼，老棒子这个名是他叫开了的。这个绿豆眼从关里来到这里，还没站稳脚的时候，陈三脚就闻到他身上有股子腥味，警告他“你这老棒子，在这儿就放老实一点。要是把我惹急了，我就叫你脑袋和身子在两个地方，谁也见不着谁了。”这番话一直像石头一样压在老棒子的心上。老棒子要跟他在帐上找齐。帐可是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他没说出来。老棒子坐在陈三脚对面的凳子上，一刹那，他看见陈三脚半敞着的衣襟里围着被血染黑了的毛巾，一条很大的伤口从脖子上深到里面，他一呼气吸气，那刚刚凝住的伤口就往外渗血水。老棒子有点惊奇也有些惬意。不管是谁干的，这事干得真好。他想，这也是报应。他觉得陈三脚那张脸像烧焦了的破布，虽然浇上了高粱酒，但仍然是一幅生命即将消竭的模样。怪不得他把帽子拉得那么低，他想，他是不愿意让人看到他的伤口和脸。他想给认识他的人留下的是他过去的骄傲和光荣。老棒子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忘记那些帐，不该再恨他了。但他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酒馆里死一样寂静。原来在里面喝酒的几个人都走了，障子里的人也散了。陈三脚又坐下，把壶里的酒都倒进碗里，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吃过喝过玩过乐过，也不欠谁的什么。今儿的酒钱你也记上，到时候会有人还你。”“不不，我没这个意思！”老棒子觉得从脚底往上冒凉气，全身抖得上牙咬不住下牙。陈三脚从手上退下那个金戒指。这戒指是他托人到哈尔滨打的，盘上有一条狗，据说这条狗跟了他半辈子，让人偷走打死，吃了狗肉。他又怨又愤，扎了自己嗓子眼一刀，亏得发现得早。陈三脚把戒指递到老棒子的手上说：“记清了，到磨棱找刘三泰，把这个戒指给他，跟他要酒钱，他一个子也少不了你的。”陈三脚进磨棱山到小苏沟去了。他从那个金矿来的，他还要回到那儿去。陈三脚好像把老棒子心里的什么东西也带走了。陈三脚这一辈子呀，有人说他是条硬汉子，是个英雄，也有人说他是个“魔鬼”,是个“胡子”。可他走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想看他的。老棒子找到刘三泰，竟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让老棒子好好活着，先用那个戒指做保，到时候用酒钱赎回戒指。老棒子心里一热，他冲那孩子的背影喊起来：“我老棒子的酒钱不用你还啦！”他还在那儿站着，呆呆地凝视着戒指盘石上的狗，老泪盈满了眼睛。那戒指和那泪水在淡远的阳光下一起闪亮。
作品鉴赏 《老棒子酒馆》是郑万隆六篇“异乡异闻”系列小说中的其中之一。在这些小说中，作者一变以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富有个性的审美感觉和叙述语言，描绘了一个神秘、僻远、蛮荒、险峻的山林世界，以及在这种远离现代文明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人们的“生与死，人性与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爱与仇，痛苦与期望以及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挖掘出人“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老棒子酒馆》写了一个既是土匪又是英雄的人，一个让人恨又让人“念想”的人，一个不平与正义的代表，却又不时杂以土匪的无赖与占山为王的豪强。小说仅仅选择了陈三脚“退隐”前在酒馆里的最后镜头。身带四十三处伤，最后的一处致命刀伤还在往外渗着血，但他却不愿让人知道，不愿给那些高兴他死的人磨牙的机会。这片山林险恶的自然环境与同样险恶的社会环境，麋集着像“老棒子”“一只眼”等法外之民，充满了争斗、仇杀、欺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里无疑需要强悍的生存意志与能力。陈三脚在这条生活规律上畅然自如， “他胆子特大， 而且刀子使得特别好”, “三脚踢死一头狼”的强力使他足以蔑视众人。他“恶”得邪门儿，在老棒子酒馆里吃吃喝喝，十几年了从没给过钱，但老棒子却一声不敢吭，然而以恶抗恶，以恶来达到善，这可能是一切充满罪错与丑恶的世界中唯一可行的生存规则。在他身上，判断的价值发生了混乱。“有人说他是条硬汉子，是个英雄，也有人说他是‘魔鬼’,是个 ‘胡子’。可他走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想看他的。”这说明生活本身的复杂与丰富。他威胁的是身上多少带有腥味而发了财的老棒子这样的人，是他的打抱不平使“恶有恶报”的理想得以施行。他使这块血腥如铁的土地上最终也回荡着一股细密而实在的人类爱与扶助的漩流。这种正气最终使老棒子、一只眼这样对他又恨又怕的人也怀念起他来。陈三脚身上有着汉文化的传统：仗义行侠。他让我们想到诸如张飞、李逵这样的血性汉子，而他身上多出来的邪性与放浪又分明可感边地山林那种诡异化外的异质文明因子。陈三脚这种以强力征服世界的人格，他对险恶人生的既适应又超然其实是人对千百年来自身的期许吧。陈三脚的那种活法和死法是千百万追求自由的心灵想望的。最后刘三泰的出场是神来之笔，在人们为陈三脚的消失而怅然叹息时，在他所表征的一种“精神”失落后的感喟与失衡中，刘三泰依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人活着的那点“精气神儿”而出现，使陈三脚带来的某种东西又“在淡远的阳光下闪亮”了。《老棒子酒馆》展示了在一种险恶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环境中，人的超常的生命力，人的适应性与人的征服力。人最终能达到的境界，人怎样创造了一个“自我”。作者找到了一种语言，一种与犷悍的生活方式，与蛮荒山林与强悍人们同在的语言。这是作者在他至今还鲜活的对那片土地的记忆与感觉中，在忘我的融入中找到的一种与作品中的人物与环境共同生活的感觉。郑万隆作品的独特性也正在于此。“异乡异闻”的六篇系列小说《老马》、《老棒子酒馆》、《黄烟》、《空山》、《野店》、《峡谷》都是这种具有独特地理环境和独特文化氛围的语言。山林硬汉陈三脚“把一只短脸熊从爬犁上㨄下来……在泥地上砸个坑”“他把眼皮撩起来，扫了一下障子里的人”“在林子里他看不见他们，而这些人也都靠林子活着。他的目光还是那么犀利，像刀尖一样。虽然他并不注重自己的名声，但他却是这一带名声很大的人物。这里没有一个人或一条狗不认识他，不怕他，包括女人。他胆子特大，而且刀子使得特别好。他曾经三脚踢死过一头狼，把大拇脚趾头踢折了。”这段充满悖论又极富力度的描述的确融入了一种极浓的山林色彩和粗犷旋律。那里有作者对强悍生命力的整体感受和把握，也有对大自然原始山林的歌吟与直觉。作者通过这种犷悍的语言描述，使《老棒子酒馆》在文化结构、人生意识与生活形态诸方面，达到一种深层的和谐。陈三脚是一种生命现象，也是一种历史运动过程，也代表一种文化形态。陈三脚恶狠狠地瞪了老棒子一眼，套上马，坐着爬犁走了。西北的天黑上来了。云压在山顶上，树林像一群黑色的野兽在那里等待这架爬犁。”陈三脚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行为。作为个体的生命现象，他似乎再没回来。作为一种历史运动过程，他似乎带走点什么又留下些什么。那留下的仍在“淡远的阳光下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