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孟子·公孙丑上》 |
释义 | 《孟子·公孙丑上》3·1 公孙丑问曰①:“夫子当路于齐②,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③?”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④:‘吾子与子路孰贤⑤?’曾西蹴然曰⑥:‘吾先子之所畏也⑦。’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⑧,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⑨? 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⑩。”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11);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 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12)。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 、王子比干、箕子、胶鬲(13),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14),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15)。’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16)。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3·2 公孙丑曰:“夫子加齐之卿相①,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②。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③。”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④。”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⑤,不肤桡⑥,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⑦,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⑧,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⑨。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⑩,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 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11)。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12):‘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 自反而不缩(13),虽褐宽博,吾不惴焉(14);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15)。’”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16),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7)。”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18)。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19)。行有不慊于心(20),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21),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22),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23),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24),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25),淫辞知其所陷(26),邪辞知其所离(27),遁辞知其所穷(28)。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29),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30)。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 是何言也!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31),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32)?”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33)?”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34),智足以知圣人;污(35),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36),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 :‘岂惟民哉!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37),河海之于行潦(38),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39),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3·3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①,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②,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③。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④。《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3·4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①,彻彼桑土②,绸缪牖户③。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④,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⑤,自求多福。’《太甲》曰⑥:‘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3·5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①,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②,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③,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④,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⑤,无夫、里之布⑥,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⑦。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⑧。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3·6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①,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②,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③,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④,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⑤;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⑥。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⑦、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3·7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①? 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②。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③。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④,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⑤,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3·8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①,则拜。大舜有大焉②: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③,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3·9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①。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②,若将浼焉③。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④,不羞污君⑤,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⑥,阨穷而不悯⑦,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⑨,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⑩。” 【鉴赏】 一提起战国时代,便在我们的头脑中唤起一派厮杀呐喊、尘土蔽天的战乱景象。在这个以实力兼武力纵横天下的年代里,强国以其野心、弱国以其梦想都不约而同地憧憬起前代霸主的事业。以齐国之强大,自然不免时常回想起齐桓公时初主中原的王图霸业,对于前来游说君王的人,更不免将之与辅佐有功的管仲比较一番。然而,这些头脑发热的畅想在清醒的人面前便只是浮游泡沫罢了。孔子已然指出:“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孟子与孔子一脉相承,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看得十分透彻。本篇首章即以孟子弟子公孙丑的问话引出了孟子对于王道与霸道的严格区分。与本篇第三章相参可见,孟子认为,“以力假仁”是“霸”,而“以德行仁”方是“王”,二者大为不同,且从行事的效果来看,“霸”道只能使人力量不足时短暂屈服,而“王”道却能使人心悦诚服,显然,“王”道之高妙远在“霸”道之上。回到管晏的所作所为上来,他们“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公孙丑上》),条件绝佳,而结果却是“功烈如彼其卑也”,这个“卑”正是只成就了远在王业之下的霸业之“卑”,可见在心里早有一番计量的孟子眼中,自然不屑与之相提并论了。从孟子的分析中,我们还不难发现,亚圣对时机的掌握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逢乱世而欲推行“仁政”,在旁人看来,犹如逆风而行,举步维艰,孟子却独具慧眼,笃信在“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的今时今日,一旦施行“仁政”,必能使人民欢欣鼓舞、大力拥戴,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便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抓住有利时机,正是聪明人事半而功倍的关键,无怪乎孟子能够自信地说:“以齐王,由反手也。” 其后,公孙丑的又一设问引出了孟子关于个人修养的重要看法。面对居齐国卿相之位、进而实现王道统一天下的美好前景,孟子却能做到“不动心”,实在是难能可贵。北宋范仲淹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之警语,可谓对孟夫子此种境界的进一步阐发。我们自然相信孟夫子不作诳语,则“不动心”必有其道,所幸,公孙丑的追问帮我们揭开了答案,即孟子注重的“养气”一途。具体而言,就是传诵后世的孟夫子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用来做什么的?本身又是怎么回事呢? 孔子讲“四十不惑”,孟子讲“四十不动心”,为了要达成这样的精神底气,就需要“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说“浩然之气”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应该说,这是一种自信力,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自信力,也可以说是种“理直气壮”,所以它是“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同时,“浩然之气”需要持续的自信力、正气来巩固和发展它,将之融和在人格里,从而成为自己的精神力量。拥有了“浩然之气”的人,自然而然地不易为环境、他人所左右,而有了自己的原则,在纷乱的情况下也能看见自己的方向,这就是“不动心”的真义所在。“浩然之气”是孟子对个人最高精神境界的描述,虽然有学者认为其有神秘主义之嫌,但是它对约束人心、塑造正直而坚毅的人格精神功莫大焉。正是对“浩然之气”的不懈追求,使一代代中国人践履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滕文公下》)的信条,毕生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此外,孟子形象的譬喻也使得“养气”之道更为明确,犹如揠苗助长无益于事一般,修养一事亦靠长时期的不懈积累,不可蹴成。 西方的《圣经》给人类带来“原罪”思想,与之相反,孟子则提出了“性善论”。他所谓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及所举的“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都是为了表明“善”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东西。清人陈澧说:“孟子所谓性善者,谓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谓人人之性,皆纯乎善也。”(《东塾读书记》卷三)“性善”是为“性有善”而非“性全善”,这个辨析是值得注意的。“性善论”的基础还包括了“四端”说,即“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归纳起来,就是“仁义礼智”四个方面。孟子眼中的“仁”是一种由人的内在本心而产生的道德能力,而这种道德能力在一定的环境中,就会成为一种内在的价值准则,也就是“义”。当一个人有了“仁”和“义”之后,就自然而然地会对“仁义”通晓不忘,并自觉尊崇仁义的各种具体规定,这样,就具备了另外两种重要的道德要求,即“智”与“礼”。在此基础之上,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又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点明了他的道德体系的建立是源于自觉的,仁义礼智作为个人道德的根本出发点,是与生俱来、早就存在于自己内心的,要做的不过是努力保存这种“仁义”之心,并将丢失了的“仁义”之心找寻回来。 在这种保持或找寻的过程中,孟子认为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天”、不是“命”,而恰恰是人自身。他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又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便是将内外统一了起来,将荣辱祸福的操纵权放回到人自己的手里,并推广至国家,则国家前途命运的好坏正是取决于当政者是否施行王道。与此同时,孟子也考虑到了外界环境的因素,如“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这个小例子,就显示了职业对于人性的影响,更何况是其他复杂的干扰因素呢?尽管如此,“仁”作为“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如此尊贵美好,不能不令人心向往之。孟子再次用他的比喻打动了人们:“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怨天尤人者的目光总是四散于己身之外的事物,寻求一个摆脱责任的借口,而真正有益于解脱的做法却是对于自身的反省。对于“仁”的选择与追求同样需要经历“反求诸己”的过程。 孟子所处的时代,大道不存,周礼皆废,诸侯逐鹿,生民涂炭,孟子能在这种“逞干戈,尚游说”(《三字经》)的权变之世,出来呼吁人性本善,赋予“仁义”以如此强大的力量,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尧舜时期崇尚“仁”,夏商周三代崇尚“礼”,春秋战国崇尚“智”,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仍然以“智”为先,当然,这里的“智”已不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了,而更多的指“智商”、“智谋”。“智”越高,生存、发展权就越大,因此,科技才能够突飞猛进。但是如果只强调“智”而忘记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仁义”之源头,就不免使人们陷于自私、冷漠之中。当今之时,重拾孟子的“仁义”本性说,让人重回“仁义”本性的源头,反省自身,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对于建立温暖有情的社会关系是意义重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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