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科举对诗歌的影响 |
释义 | 科举对诗歌的影响自开元、天宝间,万户砥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隧。 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 进士者,时共羡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 天宝中, 汉州𨿅县尉张陟应“一艺自举日试万言”, 须中书考试。陟令善书者三十人,各令操纸执笔,向席环庭而坐,俱占题目,身自循席,依题口授,言讫即过,周而复始。至午后,诗笔俱成,得七千余字,仍请满万数。宰相曰:“七千可为多矣,何须万?” 唐自元和以后,士人多以辞章游王公之门,谓之投卷。所幸者,大则荐闻于朝,小则资以赇货。士之急于人知,无甚于此时也。 唐人未有不能诗者; 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 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 诗雅道也,几败于唐,唐人以为进士业也。然而不败者,李、杜、韩、柳、元、白诸贤,不可得而束缚也。 唐人尚诗,士以能诗取高科、登达宦者接踵。然王昌龄、孟浩然、孟郊、贾岛之徒,其身至穷,而言语之妙,有不可揜没者。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世多言唐人能攻诗。岂唯唐人,自刘、项、二曹父子起兵间,即皆能之,无问文士。至唐人乃设此以备科目,人不能诗,自无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 唐以诗为科目,诗莫盛于唐,而诗之弊至唐而极。 盖唐世以诗取士,士之生斯世也,孰不以诗鸣?其精深闳博,‘穷极兴致,而瑰奇雅丽者,往往震发散落天地间,篇什之多,莫可限量。 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 胡子厚与予论诗曰:“人有恒言曰: 唐以诗取士,故诗盛;今代以经义选举,故诗衰。此论非也。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 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姑以画论,晋有顾凯之,唐有吴道玄,晋唐未尝以画取士也。至宋则马远、夏珪,不足为顾、吴之衙官; 近代吴小仙、林良,又不足为马、夏之奴仆。画既有之,诗亦宜然,谓之时代可也。”余深服其言。 唐兴,三宗上倡科目取士,天下枕籍于词章经传者,百中一二尔,然已不下百家,故后进必曰唐诗。 唐以诗赋程士,士之由科第进者,往往濡首于诗,而其大究亦多工于诗而拙于政。 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 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律赋尤为可厌。白乐天所载《玄珠》、《斩蛇》、并韩、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学究语。杜牧《阿房》,虽乖大雅,就厥体中,要自峥嵘擅场; 惜哉其“乱”数语,议论益工,面目益远。 唐制以明经为孝廉,词赋为进士。凡仕宦清华,率进士得之,孝廉冗散而已。以故唐人诗歌极盛,而经学式微。 唐以诗赋声律取士,于韵学宜无弗精,然今流传之作,出韵者亦间有之。盖检点少疏,虽老杜或未能免。 唐世以诗取士,上自王侯有土之君,下至武夫、卒吏、缁流、羽人、伎女、优伶之属,人人学诗,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诗人易以得名。降至贞元以后,王泽既竭,而刘鲁风、姚严杰之徒,犹得挟其区区之声病,所至为诸侯上客。其恬淡隐约如方干、陈陶者,乡国之人皆爱而敬之。则谓诗能穷人者,非也。 呜呼! 秦汉以来之诗变,至于唐极矣。唐一代以诗取士,宜乎名世者为多,然而著名者仅二人焉,而不出自科目。宋人取士,初亦沿唐制,其后专用经义,诗道几绝,间有作者,非但无三代风,视唐人亦远矣。 隋唐之间,虽一二名世钜公知文之不止乎是,亦略见道之仿佛矣。顾一时谈经者专训诂,为文者尚声律,而上之人又以经义、词赋更迭取士,其远于道一也。 说者谓诗盛于唐,由唐以诗取士,予殊不以为然。盖有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作。时隆则巨公鸣盛,运衰则文体卑萎,文乘气运,无盛而不衰之理。若以盛为科举使然,今观制科诗,曾有几佳者乎? 诗在唐,即今举子业也。少陵宗工,不能博一第; 其以是得名者,若《湘灵》、《霓裳》,万分一耳。盖格不足以尽才,而才或至于舍格,诚两难之矣。 夫唐之人主以诗登士,士之工乎此无惑也,士业由此发。吾以为,高者当在帝左右任密勿顾问之习,次者乃以试州郡诸散秩,乃屈指而计,其人乃多不然。开元以前,主尝命侍臣应制,苏、李、燕、许之流,犹执文柄,厥后实寥寥焉。若权、武诸公,未当作者; 而诗家所推李、杜、顾在下僚。即高、岑、刘、白、韦、柳之徒,大率多为刺史郡守,若韦苏州、柳柳州,千载后以其州名不易也。诗道之广,不必台阁,在唐已然矣。 或言唐以诗赋取士,故其独工。愚按: 唐虽以诗赋取士,然但备制举之一,亦犹今之表判耳,然又皆有程墨牵束,故中选者悉非佳制。试观李、杜及韦应物诸名家多不由于科目也。然唐诗之所以独工者,盖由齐梁渐入于律,至唐而诸体具备,其理势宜工; 唐既盛极,至元和、宋人,其理势自应入变耳。 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诗,其中非自叙无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名场中钻营恶态,忮懻俗情,一一无不写尽。 唐试士初重策, 兼重经, 后乃觭重诗赋。 中叶后, 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息移时,或复微行,谘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 《剧谈录》 云: 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其间有名,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涛、贝麻、来鹄、贾随,以文章称; 温庭筠、郑渎、何涓、周钤、宋耘、沈驾、周繇,以词赋显; 贾岛、平曾、李陶、刘得仁、喻坦之、张乔、剧燕、许琳、陈觉,以律诗著; 张维、皇甫川、 郭、 刘延晖, 以古风名。 皆厄于一第。 然其间数公,丽藻英词,播于海内,与虚薄窃联名级者,殆不可同年语矣。 唐以诗取士,诗有正变不同。即士之不遇者,犹得为放歌长吟,用比物达类之辞,发坎壈不平之气,身虽未达,而名足以传。近代以文取士,文有奇有平,其言总无当于用。彼不遇者已矣,或有遇者,以其才偶见排抵,则姓名抑没于兔园故纸之中,虽有人求而好之,何所持以断? 其必然柱斯世而夺之议。 今人加意作中间四句,其端必是起于唐人。盖此体既以取士,则居恒揣摩之时,其才者组练,不才者抄撮。当时亦必有如今世之备考脚本,一时沿习既便,即不免父兄以教,子弟以学,纷然尽出于斯,而毫不以为耻者。后人不得其故,便以为诗只要作此中间四句。殊不知彼固多多预储,以俟试日之用得与用不得。而今则一挣得四句,即不顾用得与用不得,便自装头装尾,要算一首诗也,然否? 唐玄宗时,孙愐始就陆法言之《切韵》以为 《唐韵》。肃宗时以此为取士之式,诗从此受桎梏。元、白作步韵诗,真是葅醢。 唐以赋诗取士,作者期见收于有司,若射之志于彀。故于诗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秘术、有主客之图,无异揣摹捭阖之学,今也不然。 夫唐以诗抡士,无不寄身于翰墨,耳揉目染,父师之传,子弟之授,皆抉其奥而探其微,积二百八十余年,如菽粟醯酱,人人含咀厌饫。即五代入宋,距唐方五十五载,少者未老,壮者未殁,皆李氏之遗民。其渐染家学,悉是唐音。犹夫两汉易世,培养气节之士,为三国隽杰,殊辙同轨。故唐末才人,位虽不达,憔悴浪迹,而佳制尤多。 唐以诗取士,学者童而习之,自府试、省试以上,及乎朝庙应制之作,莫不有取于诗。故人才蔚兴,凡卓然可称者,不下数百家。后之为诗者,舍唐则蔑由取法焉。盖上悬之为功令,有以鼓舞天下之士,俾习之专而传之久且远者如此也。 胡元瑞以为有唐一代,律有余古不足,归咎于文皇《帝京篇》,不知当时既以诗赋为制科,则拘限声病,专攻体格,势所必至矣。四家 (按指陈、杜、沈、宋) 者,实唐诗格调之祖。少陵,必简孙,乃集一代大成。杨诚斋所谓三世之后,莫之与京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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