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联省自治”的态度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的态度视环境不同和他个人思想认识的发展而有变化。对于在中国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孙中山一向主张实行地方自治。1916年7月17日，孙中山在上海张园茶话会发表演说，强调“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1]。1920年3月，孙中山发表《地方自治实行法》,详细论述了实行地方自治的方法与步骤^[2]。对于“联省自治”,当1920年12月湖南临时省长林支宇致函孙中山，希望孙在广东实行“联省自治”,并谓：“世界潮流日新，民族胥知自决，巩自决之基础，期政化之改进，匪厉行联省自治不为功。钧座返旆珠江，亟宜建立联省政府，促成各省制宪，以新耳目，而彰民治。”孙中山的回应是：“以分县自治为立国基础，联省只能成官治，不能达自治。”^[3]
但是，“联省自治”有民意基础，有各方鼓吹，更重要的是，提倡“联省自治”的省份，有些名义上还归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治下，出于联合各方、共同对敌的考虑，孙中山初时对“联省自治”也未表示公开反对，而是采取了模糊态度。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就任大总统职宣言》中声明：“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4] 孙中山在此肯定了“自治”、“分权”、省宪、民选的意义，但并未明确提及“联省自治”,可知其对“联省自治”仍有保留。
1922年6月，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对军阀政治更为深恶痛绝。8月12日，他在由粤至沪的轮船上，对随行人员明确谈到：“以中国各省之土地与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国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独立之能力。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乃在各省藉名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裂之兆耳。故联省自治制之所以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也。至言真正民治，则当实行分县自治。盖县之范围有限，凡关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见闻较切，兴革必易，且其应享之权利，亦必能尽其监督与管理之责”;“至如今日之所称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吾之主张联省不如分县者以此。”^[5] 他到上海后，也曾对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说：“我决不承认现在这样的督军割据的联省自治。”^[6] 可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孙中山的思想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他对“联省自治”的反对态度趋向坚定而公开。
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大元帅。其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论及对“联省自治”派的评价时称：“此派之拟议，以为造成中国今日之乱象，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重，故当分其权力于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则中央政府权力日削，无所恃以为恶也。”“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宣言”强调，“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7]。4月13日，孙中山又在《民权主义》第四讲中明确表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像唐继尧割据云南、赵恒惕割据湖南、陆荣廷割据广西、陈炯明割据广东，这种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我们应该要分别清楚。”^[8] 由此表明，孙中山已经完全抛弃了过去对“联省自治”的实用主义态度，而以革命建国为奋斗目标。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态度的改变，除了他个人由于切身体验而致思想认识的变化外，也与他和共产党人的联系日渐密切分不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度曾经支持过“联省自治”,如毛泽东曾撰文认为，“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决，不能奋起主张，……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提出“超出南北竞争，建设缓冲地带，主张湖南门罗主义”,建立“湖南共和国”。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还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力促谭延闿“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最重要者，废督裁兵”^[9]。李大钊也曾认为：“没有联治的组织，而欲大规模的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了联治的主义，那时行民主政治，就像有了导师一般。因为民主政治与联治主义有一线相贯的渊源，有不可分的关系。”^[10] 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共产党人对“联省自治”转而采取反对态度，大力推动民族民主革命。陈独秀认为，“联省自治”“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而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他的结论是：“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铲除这种恶势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11] 蔡和森对“联省自治”作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位置动摇时改称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省自治(如湘赵)……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他总结说，现今的政治问题，既非军阀割据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亦非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所能决定，唯一的出路只有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打倒军阀，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12]。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声明：“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之唯一办法，其实这办法之内容也决不是解决时局的办法”;“因为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便造成一班武人割据的诸侯，那里能够解决时局？”^[13] 中共对“联省自治”的看法和态度无疑会影响到正在筹划实行国共合作的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
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黎元洪复职又被逐，曹锟以贿选而出任大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法统”毁弃，北洋统治渐趋势微，广东革命势力正在发展，加以其他种种错综复杂之情势，“联省自治”的挥洒空间被大大压缩，其思潮与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日渐低落，终至消失于民国政坛，成为历史的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