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客的主人把正在昆明举行现代文学史、现代汉语和外国文学教材协作会议的代表，邀请到石林，参加撒尼族欢乐的“火把节”。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名代表，畅游了石林，观看了摔跤、歌舞。第二天下午，我们少数人又来到小石林寻找“阿诗玛”。一位青年司机同志热情地引导我们到了一丛石林面前，指着一个好几米高的石块，让我们从一个角度观望。经过他的解说，我们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叫道：“看见了，看见了！”“真象！”
果然，我们看到了这一块石顶上有一段天然的石头，显然像耸立着阿诗玛的半身雕像。我们看到阿诗玛戴着撒尼族姑娘的头巾，半侧着脸，仰望着远处。这时正好有一簇白云在天边慢慢浮动。于是，我仿佛还看到了阿诗玛大眼窝里蕴藏着怀念和沉思。她背上还背着背篓。她是在去劳动的途中，还是在归家途中思念着阿黑呢？
几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忙了起来，拥着我在阿诗玛面前照了相。一个女孩子还尖声笑着叫嚷：你是阿诗玛的支持者，你应该单独照个相作为纪念。
就这样，我们找到了阿诗玛，在她身边度过了一段欢乐的时光。走出了小石林，已是黄昏时候，我们还不由得回过头看看石顶上的阿诗玛——她依然挺着胸，一丝不动地仰侧着半边脸，眺望着远方；可是白云消逝了，天色渐渐幽暗，我似乎看到她的眼色变得忧伤起来，感到她的胸脯有些颤动，似乎长叹了一声。
这天晚上，我终于没有睡好。我不禁想到在昆明听到的《阿诗玛》的命运。
《阿诗玛》是云南省撒尼族人民的一个民间传说的叙事长诗。撒尼族人民说：“阿诗玛的苦就是我们撒尼族人民的苦。”这个民间传说把阿诗玛表现为一个反抗奴隶主强迫婚姻致死而变成在石林中永生不灭的回声。她英勇地宣告：
日灭我不灭，
云散我不歇，
我的灵魂永不散，
我的声音永不灭。
这个民间传说经过云南省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为长篇诗歌出版，先后出版过四种版本。这首长诗最初发表后，撒尼族人民奔走相告，高兴地说：“有了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撒尼族人民的阿诗玛才得出世！”
一九六四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又根据长诗改编摄成彩色宽银幕电影片。但影片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一直没有上映。我支持过这部影片，影片摄成后，我看过，还提出过修改意见。文化部整风后，我就离开电影界，我没有看到这部影片公映过。
扮演阿诗玛的青年彝族女演员，是云南省歌舞团演员杨丽坤，主演过《五朵金花》，曾跟随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过，也是受到周总理亲切关怀的青年演员。周总理在一次出国途中，发现杨丽坤同志的普通话讲得不好，知道了《五朵金花》是别人代替她配音的，曾经批评了我们这种作法，指出对青年演员要有严格的训练和要求。总理后来听说又选她担任《阿诗玛》的主角时，特地打电话来问，她的讲话是否有进步。周总理这种对青年演员的真挚关怀和爱护，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但是她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苗子”，终于神经失常。一个同志告诉我，当她被迫下放思茅地区时，任何人给她两分钱，都可以叫她唱歌跳舞。回到昆明后，她往往把刚领到的全月工资，全部买了食物和日用品，分给街头的孩子们……打倒“四人帮”后，在领导关怀下，把她送到上海积极治疗，至今还没有痊愈。
我国著名的散文家李文田同志是《阿诗玛》长诗的重新修订者，又是这部影片的文学顾问，也因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
林彪、“四人帮”给《阿诗玛》影片强加了两条罪名：一条是宣传“恋爱至上”，一条是选的扮演阿诗玛及其一群年轻女伴的演员，都是年轻美丽的姑娘，就是“选美人”——“资产阶级思想”。然而长诗中确是这样唱的：
千万朵山茶，
你是最美的一朵。
千万个撒尼姑娘，
你是最好的一个。
而又是这个最美丽的姑娘这样宣告：
不管他家多有钱，
休想迷住我的心，不管我家怎样穷，
都不嫁给有钱人！
清水不愿和浑水在一起，
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
绵羊不愿和豺狼作伙伴，
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
影片描写阿诗玛在成堆的金银珠宝和彩锦面前，在遭受毒打监禁时，都始终不屈服，表现了少数民族的劳动妇女的崇高品质。如果这叫做“恋爱至上”，我看今天倒真应该宣传宣传这种“恋爱至上”!
奇怪的是，这部好影片却至今没有公开上映。我在云南一次教育、文艺工作者会上谈到我很想再看看《阿诗玛》影片时，竟得到全场热烈的鼓掌，原来大家都想看看。
当然，影片改编与原作有些不同，它把阿诗玛和阿黑的兄妹关系改为爱人关系，强调了爱情的关系。但是，原整理的同志告诉过我，原始材料中也有把阿诗玛和阿黑的关系表现为爱人关系的。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的阶级的关系。而且，从风俗上看，撒尼族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老人们常常举着酒杯，歌唱阿诗玛，为新婚夫妇祝福。还说，我们的姑娘都是阿诗玛，小伙子都是阿黑。那么，这一改动丝毫也无损阿诗玛与阿黑的形象。
至于说影片的缺点，那总是难免的，例如影片的艺术表现手法，民间传说的神话色彩还不够浓，特别是歌词没有尽量采用原作，有些歌词失去原作的纯朴和美丽，也有部分创作的歌曲，失去原来民间曲调的优美。
但从总的倾向来看，这还是一部富有民族特色的健康的优美的影片。演阿诗玛与阿黑的两个年轻演员的形象是朴实可爱的，较之现在某些影片的演员的过火表演，也比较真实、自然、朴素。
我为扮演阿诗玛这个演员受到迫害的命运感到痛心。我在看影片过程中不禁流了泪。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在她作为回声，最后出现在石林中的形象时，她那明亮的眼睛里，确实流露着一种欢乐与忧伤交集的眼光。
我简直不能想象，倘若她一旦知道，我到昆明再争取看到影片，并在一千多观众中间，向一些军队干部、教授、文艺工作者、大学生一再征求意见，问这部影片可否上映时，听到了许多惊讶、赞扬和质问声……她将会流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当然，我们今天要强调拍摄现代题材的影片。但是这一部少数民族优秀的民间传说，也还可以上映的吧。
特别要看到，《阿诗玛》不过只是一个例子，证明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残酷摧残。叫人痛心的事还多得多。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云南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民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长诗各种资料达数万件，统统被当作封资修的毒草毁掉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还有许多进行收集整理工作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
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有句口语：“没有赞哈(歌手)，等于吃饭没有盐巴。”但大批的赞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自治州最著名的三个老歌手，有两个被迫害致死。原有数百名歌手，到今年召开歌手会议时，却只有两名报到……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居然会提出以下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整理民间传说涉及到国王、王子、公主，是否是宣传帝王将相？整理神话是否宣传封建迷信？大量民歌中的情歌有无价值……对这些问题果真是不了解么？我坚信他懂得，不过是“心有余悸”而已！
我离开昆明时，在机场上，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写篇文章呼吁一下，让《阿诗玛》早日解放吧。
飞机起飞了，没有几分钟就进入了高空。一望无尽的白悠悠的云堆，呈现着奇异的景色，有的似高耸的冰山，有的似翻滚着重重白浪的大海。我不觉回忆起杨丽坤同志十多年前和我的会见。当她谈到周总理对她的关怀，她笑得那么纯真，明亮的眼睛里闪耀着泪花，当她说周总理说她“你说话怎么还是奶声奶气的，像个孩子”的时候，她脸红了，泪珠流在脸颊上，神态十分严肃，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那时候，我心里难过极了，讲不出话来。可是我心里向周总理作了保证，我一定要把普通话说好！”……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看过《阿诗玛》，我也不知道杨丽坤同志的普通话是否真的说好了，——即使说好了，她也不能再上银幕了，更不能让周总理再听到她的声音了。
我也回忆起再也见不到的作家刘澍德、李广田同志，回忆起云南少数民族文学遭到的浩劫……我想，当党中央一再向文艺界发出号召，要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时候，《阿诗玛》的长诗已经再版了，我想《阿诗玛》影片的悲惨命运也一定要改变的。
回忆使我感到疲倦，我闭上眼睛，矇眬入睡了，但是，在耳边还似乎听到影片开始时，阿黑焦急的呼喊声：
“阿诗玛，你在哪里？”
同时，却也听见阿诗玛回答我：
“你们来叫我，我就应声回答！”
(1978年9月3日《人民日报》)
赏析我们一接触《阿诗玛，你在哪里？》这个标题，就仿佛听到了满含焦急与期待的呼唤。这呼唤表露着阿诗玛遭际之不幸，这呼唤澎湃着作者正义的、高尚的激情，这呼唤燃烧着作者对林彪、“四人帮”的控诉与鞭笞，这呼唤启迪人们毅然告别昨天，追求美好的未来。
选材典型，是本文一个重要特点。通过《阿诗玛》的悲惨命运，作者愤怒控诉了林彪、“四人帮”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阿诗玛》，从长诗到影片，从作家到演员，无一幸免地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践踏和迫害：长诗的重新修订者和影片的文学顾问被迫害致死：影片被强加罪名，禁止上演；扮演阿诗玛的年轻女演员遭受迫害，精神失常……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们还心有余悸，《阿诗玛》还没有上演！
这儿，作者所写的，不仅是《阿诗玛》的灾难，也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灾难，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灾难，那场灾难使我们整个民族经历了一段苦难的历程，也给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造成了一时难以愈合的创伤。
《阿诗玛》，从美妙的民间传说到优美的叙事长诗，到动人的故事影片，到年轻美丽的演员，可以说是美的化身。林彪、“四人帮”对《阿诗玛》的残酷摧残，正是集中暴露了恶对美的践踏和蹂躏。但是，邪恶只能肆虐于一时，而美却永存人间。请看，那石顶之上天造地设的不朽的阿诗玛，挺胸屹立，眺望远方，以其永不泯灭的勃勃生机，迎接着未来。
人们常说：最高的技巧便是无技巧。《阿诗玛，你在哪里？》正是这样一篇作品。从头到尾，朴素自然，信笔写来，挥洒自如，绝无半点刻意雕琢的痕迹。纵观全文，无任何“惊人之笔”。但是，正如作者在他的《荒煤散文选·自序》中所说：“我这个老人还有点童心，还能在感情激动之际说几句真心话，否则回忆那许多往事，如述家常，无动于衷，不痛不痒，平平静静讲点套话，不能使人吸收历史的教训，写它作甚，写它何用。”是的，作品正是作者激动情感的结晶，是作者“在感情激动之际说的真心话”。这些“真心话”发自作者的肺腑，发自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由于作者情感之真挚、炽烈以及理性思考之深邃，使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化作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它呼唤着人们的良知：不要忘记那场荒谬的“文化大革命”给善良的人们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所带来的浩劫和灾难，必须彻底地、永远地结束和改变那种悖谬的生存方式，以获得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