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

在发动政变逼走孙中山之后，陈炯明于8月15日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广州，复任粤军总司令，并在18日通过省议会任命香港买办商人陈席儒为省长。陈席儒与孙中山和陈炯明都有联络，曾经捐资支持革命，因为当时广东地方财政困窘，而陈席儒自告奋勇出任省长，谓可筹得贷款，以作军饷，故陈炯明以其为省长。但是，陈席儒在位时间甚短，格于各种内外因素，不能根本解决广东的财政困难，广东纸币贬值，社会动荡，不利于陈炯明稳固其统治。
陈炯明在广东重掌省政后，标榜“军民分治”,提倡“联省自治”,并与北京政府和直系建立了联系。对陈炯明将孙中山排挤出广东，直系是支持的，但对其鼓吹“联省自治”,直系又是反对的。9月5日，陈炯明致函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张绍曾，表示“但使各方调协，则天下事固尚可为。炯虽无似，凡可辅成隆治者，亦极愿竭此绵薄”。张绍曾接信后，向曹锟、吴佩孚报告称：“顷得陈竞存(陈炯明)书，对于统一颇愿赞襄。”又复函陈炯明称：“方今法统虽已重光，全局尚未统一，……鄙意以为非法政府取消之日，正吾共谋建设之时。为今之计，各省惟有一致以尊重宪法，共策政治之改良，为赞襄统一之举。若仍各据一隅，以私见相峙，则国家不可救药矣。”^[1] 直系希望陈炯明早日归顺北京政府，完成“统一”大业，但陈炯明需要的是直系的实际支持，以加强其对广东的统治，而对完全归顺北京政府，则又心不甘情不愿，双方的关系颇为微妙。　
还不等陈炯明在广东当政有所施展，他的位置还没坐热，又要面临孙中山发动的军事反攻。李厚基倒台后，北伐粤军在福建获得了难得的休整之机。1922年10月，孙中山指示将北伐粤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在闽粤边界整军经武，准备打回广东。其后，孙中山又指示将驻守粤桂边境的滇军杨希闵、张开儒、朱培德部，桂军刘震寰、沈鸿英(其时尚未投靠直系)部改编为西路讨贼军，准备自东西两路出兵夹击陈炯明，使其“不能有东西兼顾之力量，即为我军恢复百粤最良机会”;“惟有于最短期间，东西并举，使陈贼不能兼顾”^[2]。同时在香港设办事处，以邹鲁为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募集款项支持。
面对孙中山部署以东西两路武力回粤的现实，以陈炯明有限的实力，确实无法“东西兼顾”,他遂将布防重点放在粤闽边境，以洪兆麟为总司令，同时令杨坤如部防守北江，梁鸿楷、熊略等部防守西江，又拉拢旧桂系将领林虎出任援桂司令，并允其事后主政广西。陈炯明的布防计划偏东轻西，为孙中山的军事反攻首先在西线取得突破创造了机会，因为布防在粤桂边境西江方向的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与陈炯明的关系本不深，其部将李济深、邓演达等因为原师长邓铿的关系，与孙中山有较多联络，在军中密谋发动反陈起事，并得到孙中山的赞助。1922年10月，邓演达作为军中同仁的代表，秘密到上海见孙中山，孙中山指示他：“首先发动现在广西徘徊的张开儒滇军，刘震寰和沈鸿英的桂军，联合可靠的粤军，讨伐陈炯明，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作第二步计划。”其后当他们被调派西江布防后，即与当面滇桂军“暗中与其联络，订定条件，并接济其军饷”,“在后方做内应工作”,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对陈炯明反戈相向^[3]。驻守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其中一部分原为许崇智旧部，对陈炯明派亲信熊略任师长颇为不服，旅长兼梧州卫戍司令莫雄遂秘密联络滇桂军，并派人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及其驻港办事处报告，建立了经常联系。陈炯明请旧桂系军人领军的举动，更使驻守西江的粤军上下均不满，坚定了他们反对陈炯明的决心。
1922年12月25日至26日，滇、桂、粤军三方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寺开会(即“白马会盟”),商议联合讨伐陈炯明的部署^[4]。27日，滇桂军率先发起进攻，粤军主动后退。28日，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进据西江重镇——梧州。31日，滇、桂、粤各军誓师讨陈，然后兵分三路，滇军杨希闵等部沿西江北岸，桂军刘震寰等部沿西江南岸，直进广州，桂军沈鸿英部则向北江方向出动，抄陈炯明部之后。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布《讨伐陈炯明通电》,声讨陈炯明“半载以来，倒行逆施，纪纲荡然，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以百姓为鱼肉；尤复阴弛赌禁，操纵金融，以致民生憔悴，不可终日，祸粤之罪，更不容诛”。号令“诸军将士奋勇杀贼，为民除害，凡我粤人，务宜同仇敌忾，以成拨乱反正之功。……我广东全省人民既备受陈逆之毒害，必深知陈逆之诈伪，际此义师奋发，叛徒丧胆，当急起直前，以人心为士气之后盾，俾肤功早奏，四境又安，有厚望焉”^[5]。此后，西路讨贼军顺西江而下，陈炯明急派叶举担任西江前敌总指挥，还向直系曹吴、湖南赵恒惕、云南唐继尧等求援，但因讨贼军进展迅速，各方都未伸出援手，而取观望态度。1月9日，西路讨贼军占肇庆。次日占三水，逼近广州，陈炯明部军心涣散，无力再战，各部纷纷弃陈而去。1月15日，被陈炯明视为心腹亲信的洪兆麟，也在汕头宣告脱离陈炯明，迫使陈炯明不得不在当日发表通电，“宣告解职，完全下野，以谢父老”^[6]。随后他离开广州赴惠州，转道于30日到香港。
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出乎意料的顺利，讨陈联军未经激烈战斗即拿下广州，说明陈炯明在广东的统治非常不稳固，但是也为孙中山带来了新的问题。原本被孙中山倚为回粤依靠的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虽然在1月9日通电宣布即日返师回粤讨贼，2月初离闽回粤，却被洪兆麟部所阻，滞留于粤东潮汕一带，未能在讨陈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滇军比较亲近孙中山的朱培德部也还滞留在广西，首先进入广州的是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和滇军中与孙中山关系相对疏远的杨希闵等部，他们以战胜者自居，在广州占据公产，横行霸道，纪律松弛，扰商滋事，引起广东社会各界、舆论及粤军力量的反感，何况广州民众对桂系在广东多年统治的负面印象难除，对桂军更没有好印象；再者，他们随意扩充军队，扩张个人势力，分割地盘，也为其后广东的稳定带来隐患。当时孙中山在上海还没有做好立即回粤的准备，1月17日，他任命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邹鲁、魏邦平为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希望依靠他们和魏邦平的粤军稳定广州秩序。18日，邹鲁等与粤军、海军首领开会，推魏邦平为讨贼军司令，决定设立海陆军警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推魏邦平为主任，决定已入广州各军由各军长统御而维持治安，军费临时由商务总会及其他各处借入，确定滇桂军驻屯地点，电请孙中山任命各长官。1月21日胡汉民与李烈钧抵广州，25日胡汉民就任省长，惟次日即发生江防司令部会议之变。沈鸿英以杨希闵、刘震寰名义，邀请胡汉民、邹鲁、魏邦平等到滇军驻地长堤江防司令部会议，讨论地方善后等问题，及至胡汉民、魏邦平、邹鲁等到会场后，沈部第一军军长李易标等寻衅生事，诘问：“陈炯明已走，何以又有粤军讨贼总司令之设立？是否以滇、桂军为贼？”一言不合即开枪动武，胡汉民卫士两人被打死，胡汉民和邹鲁在滇军人员护卫下逃出，翌日转赴香港，魏邦平被执扣押。由于事发后孙中山急令许崇智部东路讨贼军和朱培德部滇军速向广州集中，令广州周边粤军严密监视，并争取到广州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迫使沈鸿英未敢决裂，于2月6日释放了魏邦平，将其部撤出广州。此事凸显了广东政局在驱陈之后的不稳与复杂，并将在不短的时间里始终困扰着孙中山及其继任者。如时论所言：“广东境内之内外政派军阀，其关系似颇复杂，而迭次勃发变乱者，多因军人辈欲自握权势之野心所致。彼辈概系简单之武人，毫无政治思想，原欲藉武力一时镇压反对派，以恣达其政权欲望，并不知现代政治非如斯简单之物也。”^[7]
因为广东政局的动荡，各界更期待孙中山速回，以稳定局势。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返粤，17日抵香港，21日到广州，在当晚滇桂军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宣示“要统一滇桂粤诸军，造成统一的中华民国”;“整顿内部，以广东为模范，统一西南；以西南为模范，统一中国”;“我们自今晚起，要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大家向前奋斗，另外造成一个新局面。”^[8]
此次回粤，孙中山不再提“护法”,也不再成立政府恢复国会，表示他对“护法”和国会等等的失望。他在3月2日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自任大元帅，任命程潜为军政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大元帅不经国会选举产生，不对国会负责，有权任命官员，发布命令，指挥军队，处理一切重要政务，实际上广州政府的主要权力集中于大元帅一人之手，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因此而翻开了新的一页^[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