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对山东问题的关注

当时身居巴黎的梁启超，对于山东交涉的种种内情自然是了解的，他一面在巴黎撰文向国际舆论呼吁，同时将各种情况迅速通报国内。3月9日，梁启超在巴黎发表文章，指出：“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不能借口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1]3月11日，梁启超又致电国内的汪大燮、林长民，指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查自日本占据胶州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2]这就明确地将矛头指向了皖系军阀。
与此同时，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联名致电中国代表，表示：“我等已再电和会，要求青岛等一切权利直接交还，及取消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一九一八年关于山东铁道各密约，请公等尽力主持。倘公等不能尽此职，请勿返国。”^[3]梁启超与国民外交协会之间，函电交驰，内外呼应，颇为引人注目。
随着山东交涉的步步失败，国内各群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或召开集会，向巴黎和会表示抗议。同时，随着外交失败原因的披露，人们立即将矛头指向签订各项中日密约的皖系政府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诸人。章宗祥于4月间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曾赶到东京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地向车中掷去”^[4]。上海的几个群众团体通过一项决议，指出：“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5]4月20日，山东群众十万人在济南举行大规模集会，大会在致中国代表团的通电中表示：“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誓死抗争，义不反顾。”^[6]上述情况表明，各界群众正在自觉地紧张地动员起来。
在朝野各界人士中，研究系显得最为活跃，最为敏感。他们充分利用其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身份以及手中的舆论工具《晨报》,与巴黎的梁启超等人一道，不断报道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
4月30日，国民外交协会接到梁启超24日来电报告：“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7]梁氏此电有两个意思，一是督促国民外交协会将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最新消息公之于众，二是公开呼吁拒签对德和约。林长民接电后，立即起草了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文章，由外交委员会事务员梁敬交晨报馆发表。5月2日，《晨报》在头条位置以“代论”的形式，用大号字体登载了林长民署名的这篇文章。林长民在文中大声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8]林长民此文不长，但文字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以他特有的身份，透露山东问题确实失败的消息，进而指出失败的原因为中日各项条约，呼吁四万万同胞起而抗争。该文发表后，向各界敲响了警钟，立即引起北京朝野人士极大关注。
5月2日下午，众议院在王揖唐主持下召开会议。安福干将光云锦发言说：“青岛问题各报登载有五国共同管理之说，宜电致和平会议时，加入直接交还中国字样，方保无虞。”^[9]王揖唐随即将这一动议付诸表决，多数赞成通过。
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做出几条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我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当夜，北京大学校园内一片沸腾，在法科礼堂聚集着千余名学生及外校学生代表，共同商讨行动方案。会议气氛异常激昂，有一学生当众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会议最后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每周评论》后来评论道：“三日的一天，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学生，还有少数的军人——集了许多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前一个会议，决请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强硬的态度……更于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后一个会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10]这两个会议，一个以上层政界人士为主体，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这两部分力量都准备对山东问题公开采取行动，一页激动人心的历史篇章就要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