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善

哲学著作。三卷。清戴震撰。约成书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撰者事迹参见“《戴氏遗书》”条)
关于该书撰写年代，段玉裁以为仍不可定，云“原善上、中、下三篇”,“皆癸未(即乾隆二十八年，戴四十一岁)以前，癸酉、甲戌(即乾隆十八、十九年，戴三十一、三十二岁)以后，十年内作也。”(《年谱》)系在早期所撰《原善》上中下三章、《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是戴氏摆脱程朱影响，转而建立自己体系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作品。
该书基本上是通过引用《易经》、《论语》、《孟子》、《中庸》、《诗经》的语句，加以阐发自己的观点而形成的。卷上主要讲解善的内容及其与天道、人道之关系。先谈善的本性，以为善即仁、礼、义。仁，即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生生者”;生生而成为井然有序的条理，即礼；条理的不紊乱，即义。再用“五行”来解释道与器，以为“五行之成形质者，则器也”,这是形而下者；“其体物者，道也”,是形而下者。进而以为阴阳变化即“生生”,所以“一阴一阳谓之道”。如此一步步反推到儒家的规范是由自然的变化及规律所决定的。这部分还谈到人道总是来自于“日用事为”的性，而性又是从阴阳二气变化中形成并赖以区别各种事物的属性，即“本天道以成性者也”。进而，性的内容就是“欲”与“觉”,即“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换句话说，基本意义上的性也就是“血气心知”。因此，要达到仁、礼、义等，还是得由人的知觉力入手，达到高度的理性思维，从而得以控制欲望。
卷中具体分析人性与物性之异。“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无节与内，各遂其自然，斯已矣。”而“人有天德之知，能践乎中正，其自然则协天地之顺，其必然则协天地之常。”因而，关键在于是否有合于自然的思维能力，若有，则将合乎天地之“中正”。人有“耳目百体之欲”,这是人性的基本出发点，但“心能通天下之理义”,因而一旦有了思维，也就能使耳目百体之欲合于中而不逾规矩，即合于理义。关键在于心，因而说：“耳目百体之欲喻于心，不可以是谓心之所喻也，心之所喻则仁也；心之仁，耳目百体莫不喻，则自心至于耳目百体胥仁也。”接着又分析了荀子老子、道家佛家、程朱理学关于人性的三种观点，重点批判了程朱把性当作是理所派生的，而把人的欲望和知觉视作是私心杂念，因而理为人欲所玷污的观点。
卷下以为“私”与“蔽”是“仁”与“智”的对立面，“得乎生生者仁，反是而害于仁之谓私；得乎条理者智，隔于是而病智之谓弊。”私与弊是产生社会弊端的根源，要消除这两者，就得平等地待人处事(行恕),努力加强学习。“不私不弊，则心之精爽，是为神明”,则“天下之达道”。同时，也发挥了孟子人性相通的观念，要求“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仁，便是“体万物而与天下共亲”,义是“裁万类而与天下共睦”,礼是“行之乎人伦庶物而天下共安”。
该书最早收入微波榭丛书本《戴氏遗书》,又有清光绪宣统间排印《国粹丛书》本，并载入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北京朴社所刊《戴氏三种》,也入《戴东原集》与《戴氏遗书》等。今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孟子字义疏证》收入该书，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刊《戴震集》也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