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刘禹锡）

刘禹锡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这是一首浸透着沉挚深婉的依依惜别之情的和诗。作于元和十年(815)夏初，是为酬答柳宗元《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而作的。

柳宗元是刘禹锡多年的至交。二人在贞元九年(793)同榜登进士第，贞元十八年(802)以后又一同在京供职，志趣相投，过从甚密。然而，真正由共同的政治理想，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道，应由贞元二十一年(805)算起。这一年，唐德宗李适死，太子李诵(顺宗)即位，改元永贞，重用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改革弊政，“时号二王、刘、柳。”(《旧唐书·刘禹锡传》)但由于宦官、藩镇的联合反扑，仅五个月，“永贞革新”就夭折了。王叔文、王伾被贬斥而死，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分别谪降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直到元和十年(815)年初，“去国十年”的刘禹锡、柳宗元才一同奉诏进京。但时隔不久，朝廷又改变主意，将刘禹锡贬为连州(治所在今广东连县)刺史，与此同时柳宗元也被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二人一同出京，行至衡阳分路。

这首诗的一、二两句，着墨无多，概括地追忆了刘、柳二人共同经历的宦海浮沉、人世沧桑，两位生死与共的挚友不久以前满怀希望同时应召赴京，如今又同出长安在中途分手，在叙事中隐括心态，可谓笔力千钧，极尽跌宕顿挫之致。尤其是“同”字、“又”字，大起大落，其中饱含了多少酸甜苦辣！三、四两句继续抒发诗人心中的感慨。诗人想到西汉丞相黄霸，曾两任颍川太守，有“循吏”之称，清名满天下；自己也算第二次任连州刺史了(第一次途中追贬为朗州司马)，但怎么能跟黄霸相比呢？“事异”二字，自嘲之中颇含哀怨之意。诗人又想到春秋时的鲁国狱官(士师)柳下惠，他因“直道而事人”，三次被贬斥，这与战友柳宗元倒正相仿佛。“名惭”是对刘、柳齐名自愧不如的谦词。这里有这样一段背景：刘禹锡原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播州是当时有名的“恶处”(《因话录》卷一)，柳宗元因刘禹锡的母亲年龄大，不便到播州去，表示愿意与刘禹锡对换，由裴度向宪宗说情。宪宗于是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事异”、“名惭”，有对挚友柳宗元推崇与感激的深情。于此可见刘、柳二人已难分彼此；于是，五、六两句渲染的离情别绪，自然为二人所共有。唐人重京官而轻外任，视之不啻天壤，加以刘、柳二人是被迁谪，此情尤甚。两位难兄难弟并影荒郊，目送北回的大雁隐没于天际，不免羡慕，但是起复无望，这种幻想也就消失殆尽；牵肠搅肚的离愁，给耳闻目睹的万事万物笼罩上一层凄凉的色彩，何况又听到那如蒙断肠之痛的哀猿悲啼呢？ “愁肠”句出郦道元《水经注·江水》：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一腔心绪，至此已尽情倾吐；七、八两句更进一层，将思绪引向别后：“桂江”，即漓江，指柳宗元溯湘下桂而去柳州。“连山”在柳州之东，是连州境内的山，地因山而得名，这里指刘禹锡的目的地。桂江虽然从广西流入广东，却并不经过连山。此处把这东西相隔的两地连接起来的，乃是那山水相望、长吟远慕的两地相思。《有所思》是古乐府篇名，在这里出现，语义双关，意味深长，胜过千言万语。二位风雨同舟的莫逆之交临歧分手时那难舍难分的离愁别恨，尽蕴于这充满无尽思念的长歌之中。

刘、柳衡阳分手，实是一场生离死别。作者情思如潮，鲜明的意象和恰当的典故，奔来腕下，他们之间的纯真的友谊，炽热的感情，也自然表现得真实感人。这是一首友人诀别时的悲歌，非此人此时此情此景决写不出。而这一切又都以平实的语言出之，见出大家功力。

一解四句，凡写四事：一写十年重贬，是伤仕宦颠踬；二写千里又分，是悲知己隔绝；三写坐事重大，未如颍川小过；四写不曾自失，无异柳下不浼，最为曲折详至也。五六为衡阳写景，此是二人分路处。七为桂江写景，此是二人相望处也。

(金圣叹《选批唐诗》)

纪昀云：笔笔老健而深警，更胜子厚原唱。七句绾合有情。(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