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中心主义

又译“人类中心论”。同其他文化观念一样，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也具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根据《韦氏第三版新编国际辞典》，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曾在三个意义上使用：1）人是宇宙的中心；2）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3）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识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的前两种观念，是在古代和近代及现代的部分时期（本世纪50年代前）流行，甚至是占主导的文化观念。我国学术界以往受前苏联哲学界的影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也大致受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概念的影响。例如Φ.Β.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一卷），人类中心（主义）词条这样写道：“人类中心一词，源于希腊文αγυρωποσ———人，和拉丁文centrum———中心。”“人类中心是一种同宗教和唯心主义有联系的反科学观念，认为人是宇宙的最终目的和宇宙的中心。”这种人类中心的界定，在我国发展为人类中心主义。尽管这种人类中心论已逐渐失去文化的主流地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还有时影响着我们与自然的正常关系。因此，与这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做斗争还将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胁迫和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客观内容，即《韦氏第三版新编国际辞典》中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第三种含义：“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识世界”。按照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比上述前两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好得多。但严格说来，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没有历史时态的界定，面对危及子孙后代的环境、生态、人口等诸多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不可能给出直接的理论指导。因此，西方学者在本世纪70年代以后就提出了重构人类中心主义，到90年代，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论（anthropocentricreformism）已成为美国环境哲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前两个组成部分是“激进的生态哲学”———与反文化运动有关的深生态学、生态女权主义和社会生态学等，以及“环境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论主张，环境问题的根源，既不是有关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也不是体现那些态度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相反，空气污染、水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极度浪费式利用等类似问题，根源于无知、贪婪和短视。要解决这类问题通常涉及诸多的社会因素的重构。如强化法律行为，改变公共政策，增加教育投入、改变税法、公地的私化，强调对未来世代人的道德义务，促进明智地为自然服务的实践，激励更加慎重地利用自然资源和更加公平地分配自然资源的社会活动。
在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有澳大利亚的哲学家J.帕斯莫尔、H.J.麦克洛斯基，以及美国植物学家W.H.墨迪和美国哲学家B.G.诺顿。他们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代表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主流。
墨迪在《人类中心主义：一种现代观》（1975）中认为：1）人类评价自身的利益高于其他非人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2）人具有特殊的文化、知识积累和创造能力，能认识到对自然的间接责任。3）完善人类中心主义，有必要揭示非人类生物的内在价值。其他生物有内在价值的前提，是人类依赖非人类。4）信仰人类的潜力。墨迪认为，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即当人类具有的那些决定我们开发自然的能力的知识，超过了我们所有的如何用来服务于我们自己生存和生活质量改善的知识时，就发生了生态危机。人类对未来的可预测性和认知能力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能够主动摆脱生态危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墨迪考察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人类认识的两次飞跃：1）认识到人与自然界并不是同一的，这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因为这一步可能使人在头脑中产生自治的思想，使人的行动超越自然界的局限。2）认识到人类行为选择的自由是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所束缚，并且必须保持在自然系统价值的限度内，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又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一步。“直到人类真正认识到他依赖自然界，并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时，人才把自己真正放到了首位，这是人类生态学最伟大的悖论。”
帕斯莫尔和麦克洛斯基也认为，威信扫地的不是人类中心论，而是对自然界的专制主义。后者主张，当代生态危机是人造成的，必然要通过全球政治的途径来解决。弘扬并倡导人类利益仍然是当代生态意识的重要核心内容。
诺顿在其《为什么要保护自然界的变动性》（1987）著作中，区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两种形态，这对于认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特点和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目的是确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核心是坚持以人类利益（现实和长远的）为根基，仍然能达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的观点。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人类利益是借助人的需要或价值来界定的，而人的需要是变化的，既有合理的需要也有不合理的需要，因此，人类利益是需要加以必要的限制和区别的。为此，美国哲学家诺顿定义了两类人类需要的心理意向：（1）感性的意愿。这是指个人的希望或需要至少能通过列举自身的经验表达出来的心理定向活动。这种意愿只关注单一的、直线式的需要———供给的对应关系，不考虑后果，并以人的直接需要作为价值导向。（2）理性的意愿。这是指个人的希望和需要应该经过小心的审议后表达出来的心理活动。包括判断这种希望和需要与理智地采用某种世界观的一致性。这种世界观含有起支配作用的充分的科学理论和解释那些理论的形而上学的理论结构，以及一整套合理的起支配作用的美学和道德思想。
诺顿认为，仅从感性意愿出发，满足人的眼前利益和需要的价值理论，称为强化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从某些感性意愿出发，但经过理性评价后满足人类利益和需要的价值理论，称为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前者以人的感性意愿为价值尺度，感觉决定行动，需要就是命令；后者认为感性的意愿不具有价值参照系的意义，除非它有世界观层次的理论观念的支持。因此，理性的意愿有两个要素：一是感性的意愿；二是对感性意愿过滤的评价体系。这种对感性意愿的评价有两个伦理根据：1）选择某种世界观或某种哲学观念并创造一种相应的价值判例，以此作为评价的基础。2）人类的经验是建构价值的基础。因为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认为感性的意愿有价值，而且认为用更合理的意向评价和取代感性意愿的价值形成过程，更有价值。
强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以感性的意愿为价值参照系，把自然事物作为满足人的一切需要的工具，自然界也就变成了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这种强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主宰”、“征服”自然的人类沙文主义。
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基于理性意愿之上，在调解人与自然关系时，不但承认自然具有人类需要的价值，而且认为自然具有转换价值。所谓自然客体有转换价值（transformativevalue），是相对于人类需要的价值转换而言的，指自然事物提供了检验和改变感性意愿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对感性意愿的满足和检验。
诺顿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确证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观念。考察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总体观点，其合理性有四方面：1）人类生存要求一定范围的生态条件，捍卫人类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实现人类价值的基础和前提。2）人类社会要持续发展，有赖于自然资源的保护，而保护自然资源，明智地利用，既是人类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人对自然的责任。3）人类精神生活不能没有荒野，保护荒野具有不可替代的人类价值。4）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是人类生存的危机，无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无论贫富和地位的高下，都面临着一场生存的挑战。因此，强调人类利益、人们相互支持、保护好人类生存的环境，已成为当代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
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观念用于指导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形成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点，其特征有三方面：1）人类利益和价值是促使保护自然行为的根据，也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坚持的基本伦理信念。2）谴责那些破坏和灭绝一切生命现象的行为，这从根本上是保护人类的价值和利益。因此确立“自然是我的无机身体”、“地球是我家园”的伦理意识，沟通人与自然的感情交流，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所坚持的基本伦理态度。3）要摆脱生态危机，维护人类根本利益，就必须要求人类不仅在利用自然的手段和行为方式上，而且在利用自然可能产生的结果上，都应该具有合理性的意义。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制定伦理规范和实践指导方针的基本原则。
人类中心主义现代观念的缺陷，是把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工具，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内在价值和固有价值关照得不够；对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臭氧层等全球性问题，不能给出人类理由之外的更加深刻的生物学、生态学和生物圈科学的直接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