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全之方

现代新儒家的解决之方是从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这实际上也是新儒家惟一的两全其美的解决方略。但这样一来，新儒家就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怎样使民主科学不威胁到儒学传统；一是儒学中开出民主科学如何可能。对于前者，新儒家的策略是定民主科学于一定的范围；对于后者，新儒家的回答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要求民主科学。
现代新儒家普遍采用两分的世界模式，主张区分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或科学世界和价值世界，并界定其范围，认为科学民主不是文化发展的全部内容。牟宗三说，科学的研究“是可贵的，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它只知平铺的事实，只以平铺事实为对象，这其中并没有‘意义’与‘价值’。这就显出了科学的限度与范围。是以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须有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这不是科学的对象……真正懂科学的人必懂得科学的限度与范围，必懂得这两个世界的不同而不能混一”(《道德的理想主义》)。新儒家普遍承认科学作为知识系统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方面的作用，但同时把科学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即牟宗三称作的“科学一层论”态度。“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元论的态度只认科学为学问，只认外在的事实为学问的对象，‘明德’不是学问的对象，孝弟、人伦、人性、仁义之心不是学问的对象。”这种态度“只知物，不知人”,其“最大的害处就是抹杀意义与价值”。新儒家认为必须反对并放弃这种态度，“得承认明德、人性、人伦、仁义之心也是大学问的对象，而且是科学以上的学问，得承认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有一个意义或价值世界”(《道德的理想主义》)。唐君毅则从科学、科学主义对社会和人及其精神情感造成的种种危害中分析科学的理智之限制，他认为，科学的精神态度与人类其它文化活动，如宗教、艺术文学、道德的精神态度，在开始点便不同，由此“便可确定科学的精神态度之原始的限制。此种限制，与科学的精神态度之成为科学的精神态度俱始，亦与科学一名之成立俱始。这是科学之先天的必然的限制”(《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从科学的方法来看，科学家进行理智的分析时，就抹杀了直接经验世界事物的整一性和全体性，“此抹杀虽初只是在科学家心中进行，但生于其心，可即见之于事，而可使他在实际上抹杀被舍的东西之存在与价值。这个危机亦是科学理智的先天的危机”(同上)。另外，科学以求知客观世界本身的性质或原理定律，与预测未来经验和制造改造事物为目标，但无论是从现象主义的经验论还是实在论的观点，这个理想目标都不能达到，科学存在着不可越过的限制。
科学不但有它本身不可超越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价值世界的支配限制，从人来说，“仁心”是科学之主。徐复观说：“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学的世界，而是在价值的世界。”“科学世界，常常要在价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转来成为满足价值世界的一种手段。”(《徐复观杂文》〈二〉,《看世界》)唐君毅认为，科学是人创造发明的，人是科学之主，无论承认科学有价值与否，人的价值意识或良心，都是科学的精神态度之主。
至于民主政治，如同科学一样有它确定的界限，唐君毅认为，政治在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生活或人文世界中只居一限定的地位，一切政治中的思想概念，却应置于人文的思想概念之下来理解，对民主的思想概念亦应作如是观。民主的究竟义或根本基础在人的道德理性，“人皆是平等的能为圣之道德的主体，因而人亦皆当平等为政治社会之主体，以主张民主”(《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民主政治存在着不少缺点与困难，如为争权之私欲所利用，只求群言折衷而未必是善政善策，平等与自由在实践上有内在的矛盾困难，所以它不是最完善的政治。而只有民主政治与中国传统的礼治、人治、德治相结合，才有理想的民主政治。牟宗三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洛克的个体主义，这种哲学把每个人视为客观存在的、相互独立的单元，使人与人的关系成为外在的，感情不能相融。根据这种哲学，国家也只是外在于人的工具，不能把人民的精神凝注为一体。西方社会的道德崩溃、虚无主义出现，与民主制度的精神基础有关。而中国近代以来，由于人的心灵生命在本源方面的空虚，“民主政治不能出现，只转为社会上日常生活中的泛民主主义的态度”(《道德的理想主义》),民主政治要实现，就必须先肯定意义和价值世界。
而支配、限定科学民主并作为科学民主之基础和最后根源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仁心”、“生命的学问”等，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那里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通过这种限制，民主政治和科学就干涉不到儒家思想这个价值领域，而只能受儒家思想的干涉控制，成为价值世界的手段和工具。这样，新儒家就圆满地解决了民主科学对儒学传统文化威胁的问题。
现在新儒家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民主科学了，然而中国文化中民主理念、科学精神确实不发达，新儒家也不否认这点，“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近代的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文化“有道德而无学统与政统”,儒学发展也是“内圣强而外王弱”,那么，怎样要求民主科学在中国生根成长呢？
新儒家从中西文化的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徐复观认为，文化有一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在文化的共性上，我们应该承认有一个世界文化；在文化的个性上，我们应该承认各民族国家各有其民族国家的文化”(《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此来看中西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发轫之初，其动机已不相同，其发展遂分为人性的两个方面，而各形成一完全不同性格”(《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西方文化强调人的知性、科学和物质世界的意义，中国文化强调人的仁性、道德和心灵世界的意义，结果，西方文化忽视了对道德、价值的珍视，中国文化则没有科学和民主政治。唐君毅认为西方人文主义表现宗教和科学，中国人文主义表现为道德，虽然承认中国文化中缺少科学，但唐君毅仍认为“中国儒家之人文主义，是已有之人类人文主义思想中比较合标准的”(《人文精神之重建》)。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向“生命”处用心，西方文化则关注自然，中国文化重主体性与道德性，西方文化则重客体性。在根本精神上，西方文化体现的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因而产生科学和民主政治；中国文化体现的则是“综和的尽理之精神”,因而道德生命理性生命发达。牟宗三还进一步分析道，中国文化“在全幅人性的表现上，从知识方面说，它缺少了‘知性’这一环，因而也不出现逻辑数学与科学；从客观实践方面说，它缺少了‘政道’之建立这一环，因而也不出现民主政治，不出现近代化的国家政治与法律”(《历史哲学》)。中西文化因在起源上和发展路向上各异，乃各偏向了发展人性的一个方面，但中西文化不是对立的，各是全幅人性之一部分之展现，因而中西文化可以相互融合接洽，从根上，从本源处，转折消融一下，即可求得会通。
所谓从根上，从本源处，对中国文化来说，即从儒学内部转出科学民主。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虽缺少知识层面的开展和客观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在表现形态上有缺陷、不圆满，但在“本原形态”上并没有什么不足。在“本原形态”上，中国文化是“仁且智的精神实体”,即客观的道德精神的表现，它本无所谓欠缺，在历史行程中，注定要完成其自己，即开显出民主科学。所以民主科学是内在于儒学之中的。牟宗三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儒家学问原来讲的就是“内圣外王”,此外王之业，在今天就是科学和民主政治。儒家内在目的即要求科学，因为儒家讲良知、道德重在存心、动机之善，然若无知识，道德上好的动机就无法表达出来，故良知、道德的动机在本质上即要求知识作为传达的一种工具，这个工具，在以前社会，那些老的知识就足够了，在今天，就必然要求科学、肯定科学。儒家在现实上言政治，总以夏商周三代的帝王为标准，其最高境界乃是尧舜二帝禅让、不家天下的大同政治。这接近于“民主政治”。因而，科学民主是儒家外王思想之蕴涵，儒学的使命也即是如何“开新外王”的问题。
新儒家一致认为儒学中包含着民主科学的萌芽，“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自来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中，必当建立一纯理论的科学知识之世界，或独立之科学的文化领域；在中国传统之道德性的道统观念之外，兼须建立一学统，即科学知识之传承不断之统。而此事，正为中国文化中之道德精神，求其自身之完成与升进所应有之事。亦即中国文化中道统之继续所理当要求者。至于理论科学之应用，以发展实用技术，以使中国工业化，则本与中国数千年文化中，重利用厚生之精神一贯者，其为中国人所理当要求，自更无庸论”(同上)。政治上，新儒家同样认为中国本身具有发展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政治，以民意代表天命。对君主施加精神上的限制；宰相制度、御史制度、科举制度等，使君主的权力受到道德上的限制；在政治思想上，儒家讲禅让，“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之天下”,“此中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所在”(同上)。而道德精神之发展则为民主政治建立之更深的理由，“从中国历史文化之重道德主体之树立，即必当发展为政治上之民主制度，乃能使人真树立其道德的主体”(同上)。徐复观对德治思想作了更详尽的发挥，儒家思想是以人类自身之力来解决人类自身问题为其起点的，是“修己”、“治人”之学，内圣外王，伦理政治不分。所以，德治思想、民本思想、礼治思想在儒家完全是一贯的，儒家的政治境界，即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以“我的自觉”为开端，以“人生而平等自由”为根据，以之对比儒家政治思想，则民主政治“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根，才能发挥其最高的价值。因为民主之可贵，在于以争而成其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其共体之公。……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正可把由势逼成的公与不争，推上到道德的自觉。民主主义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学术与政治之间》)。“德治思想实通于民主政治，也要在彻底的民主政治中才能实现”(《中国思想史论集》)。既然儒学思想已蕴藏有民主科学的种子和胚芽，民主科学既然只有在儒学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充足完善的发展，那么，现在就要在儒学中将民主科学的种子和胚芽培育出来，使它生根，使它成长，在现代中国开出灿烂的民主科学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