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是全国救国运动的中心，全救会成立后，救国运动有进一步发展。
茅盾是救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是努力促成中国文艺作家救亡联合战线的一名战士。为推进爱国文艺作家在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联合一致，1936年6月7日，他和傅东华、夏丏尊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1],入会者百余人。其宗旨为：“以联络友谊，商讨学术，争取生活保障，推进新文艺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2]宣言声称：“文艺作家有他特殊的武器。文艺作家在全民族一致的救国阵线中有他自己的岗位。”文艺作家协会是“全民族运动中的一环”,“坚决拥护民族救国阵线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3]针对当时文艺界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上的某些分歧和争论，文艺家协会特别提议，在全民族一致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们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同时，为了民族利益团结一致，并不拘束了作家们各自的文艺主张向广大民众声诉而听取最后的判词。“要求更多的作家们来共同负起历史决定了的使命，把我们的笔集中于民族解放的斗争”^[4]。茅盾还就作家的联合战线和现阶段的救亡运动对《救亡情报》的记者说：“我们要求作家的条件，只能是这样：‘你愿意救国。’否则，便把联合战线的范围限止得太狭小了，不能争取一批比较落后的作家，共同踏上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5]
鲁迅当时虽然没有参加文艺家协会，但对救国会和文艺家协会倡导的统一战线救国运动，表示完全的赞同和支持^[6]。他说：“民族危难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他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赞成“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7]。还表示：“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8]6月15日，鲁迅和巴金、黎烈文、张天翼等63人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指出：“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我们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定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9]
在文化领域内，抗日联合战线进一步扩大发展并具体化。9月20日，平时不过问政治和国事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包天笑等也都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文学运动中来，他们与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傅东华、谢冰心等联名发表关于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的宣言。宣言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后说：“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复杂多方面的，各阶层的；其在作家个人或集团，平时对文学之见解、趣味与作风，新派与旧派不同，左派与右派亦各异，然而无论新旧左右，其为中国人则一，其不愿为亡国奴则一；各人抗日之动机或有不同，抗日之立场亦许各异，然而同为抗日则一。……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宣言还认为：“言论自由与文艺活动的自由，不但是文化发展的关键，而在今日更为民族生存之所系。”^[10]要求政府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是阻碍人民言论自由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概予废止。周瘦鹃、包天笑还将他们编辑的鸳鸯蝴蝶派刊物《礼拜六》贡献给救国阵线，连续几期刊载有不少关于救国的文章，如“双十节”专号就有章乃器的关于辛亥革命回忆及其他激发民族意识的文章。
爱国戏剧运动也有新的发展。文化戏剧界同人发表宣言，反对租界当局压迫上演救国戏剧。为配合救国运动，周信芳排演了京剧《明末遗恨》,描写当时汉奸误国的情景非常动人，给予社会的影响很大^[11]。
继文艺家协会成立后，6月28日，由曾虚白、周新民、金则人等发起的上海著作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全救会、文艺家协会、妇救会、全国学联代表沈钧儒、章乃器、何家槐、胡子婴以及王造时、李公朴等都在大会发表演说，强调著作人团结一致，负起救亡运动重任的必要性。章乃器着重指出：“文化人的任务，是站在指导救亡工作的地位。不待言，是先该把自己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文化人的联合战线，和别的救亡联合战线也是一样的。联合战线无非是对付共同敌人的结合。我以为联合战线不是折中的，调和的，也不是说各党各派的人，参加了联合战线就放弃他们的主张，而是在一个同样【目标】下一致对外。”^[12]由彭子冈、王纪元、周新民、成舍我、王造时、章乃器等140人签名发表的《上海著作人协会成立宣言》说，自“九一八”后四年多来，在民族敌人有加无已的进攻形势之下，中华民族已显然到了剥夺全体中国民众生存条件的最后生死关头。“每个中国人，为了要争取他们的生存，为了不甘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都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建立和运用集体的力量来粉碎敌人的侵略压迫，来挽救整个民族的最后危机。”中国觉悟的民众，已经团结起来，建立了铁一般的联合救亡战线，“每个著作人，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都应该参加这一神圣的抗争，都应该参加这一民族解放的运动”;“与一切救亡的集体力量联合起来，肩并着肩，展开和完成全中华民族解放的使命”^[13]。
1936年下半年，上海工人救国会和学生救国会先后成立。职业界救国会到10月份已发展为七个干事会，共有会员一千三百多人，还联系了广大的职工和店员。“职救”的基层会员群众，主要是量才补习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的在职学生和蚁社社员，上海先施、永安等几个大百货公司的店员大部分都参加了“职救”。“职救”是上海救亡运动中一支生力军，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一些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主要参加者都是“职救”的会员及其所联系影响的群众。
全救会成立时，正值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为了扩张并加强自己的地位，以抗日反蒋为名，发动“两广事变”(详下节)。李、白等派陈劭先到上海与救国会联系，邀请沈钧儒和章乃器去广西，指名要章当财政部长，并交给救国会2000元捐款，要求给予支持，想通过救国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湘粤边境陈兵，准备在必要时对西南进行讨伐，内战一触即发。全救会常委们开会研究这一事变的性质及其所应持的态度，认为在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情势下，西南领袖提出抗日主张，并宣布北上抗日，是值得欢迎的；但应真正从抗日救国的立场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更不赞成中央讨伐西南。全救会发表对时局紧急通电，强调：“务使全国兵力，一致向外，抗日战争，立即展开，恢复我已失之河山，拯救我被压迫之同胞。倘有违背此旨，发动内战者，则本会愿全国民众共弃之。”^[14]《救亡情报》发表了《我们对于西南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反对内战！要求全国团结御侮》、《请求政府下令对日宣战》、《下令讨伐西南呢还是下令抗日》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我们民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偏好，我们所拥护者为抗日救国，我们所反对者是不抵抗。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和西南双方实现团结御侮的诺言，立刻发动抗日战争。”^[15]“中国一切的内战无异自杀，尤其是中央与西南之争，非特消耗有用之国防力量于无谓之内争，而且徒为外敌利用。”^[16]章乃器事后总结说：“西南事件起来时，我们即决定表示同情，而绝对不放弃一丝一毫救国阵线的立场。那就是说，如果西南来加入救国阵线，接受了我们的纲领，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纲领去依附西南。”^[17]
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幕，全救会发表宣言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目下有两种不同的努力。一种是少数汉奸的活动：他们一面向地方当局进行分离运动，一面向中央请求讨伐运动；他们的目的在挑拨内战，消灭抗日。另一种是多数人民的呼声：他们赞同地方当局督促中央抗日，然而反对向外投降的分离运动；他们要求中央当局以抗日来统一，反对以内战求统一；他们的目的在消弭内战，促成抗日。”宣言要求二中全会接受人民的要求，督促中央立即对日宣战，“只要对外能够发动抗日战争，对内就可以根本消灭一切的纠纷”,“国内政权就可以在人民的欢呼中求得自然的统一”^[18]。与此同时，全救会推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五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二中全会议决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并准许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五分钟。国民党派中委、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出来接见。请愿虽未获具体结果，但南京中央当局并不以全救会为不合法而拒绝接见，马超俊且表示愿将请愿各点向大会报告，代表们认为这也是请愿的一个收获。
日本政府不顾我国主权，强欲在我成都设领，以作为侵略我四川之策源地，四川同胞群起反对。8月23日，四川旅沪各界谢持、杨庶堪、黄复生等二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并在上海召开了大会，沈钧儒、章乃器均被邀请出席，发表演说，予以声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致电南京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要求立即予以拒绝，“将外交情形随时公布，并火速备战，与敌人一拼”^[19]。
9月初，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就解决中日争端在南京举行外交谈判，日方提出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合作，减低进口关税，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救国团体，中日合作防共等灭亡中国的条件。9月18日，全救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针对这一新情况，提出严密组织，扩大救国阵线，加强吸收落后人物和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等上层分子的工作^[20]。宋庆龄因故未赴会，事后她致信执委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肯定性评价：“月来诸同志在各地努力奋斗，甚慰心怀，整个领导，亦甚正确，其所以能使运动日益开展者，非偶然也。惟救国功业，至为艰苦，如欲获得最后之胜利，尚须有更大之努力。尚希诸同志再接再厉，以取得民族之解放。”^[21]全救会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阴谋，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止外交谈判，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并且重申：“救国阵线在唤起群众与组织群众上的努力，目的是单纯的，那就是：在战争以前是督促政府抗日，而在战争以后是拥护政府抗日。”^[22]
随即上海的救国会会员与爱国市民印就《为中日外交已到最后关头宣言》,发起广泛的签名运动，拟签名十万人后呈送政府，以示民意，数日内即有一千六百余人签名^[23]。南京救国会亦印发《为中日问题敬告全国同胞》一文，征求广大同胞签名。10月14日，北平文化教育界代表徐炳昶、顾颉刚、钱玄同等七十余人，起而遥相呼应，发表对时局宣言，向政府提出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失主权的原则下，对日交涉；中日外交绝对公开；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的非法军事行动；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共八项要求，嗣后陆续在这份宣言签名者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实可代表华北一般知识阶层之真正意见”^[24]。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闻讯后立即致电响应说：“此间同志认为生死搏斗之时期已至，吾人任务重大，决非一纸文书之所能了事。切望北方同志能即日更进一步，先自加紧组织，同时切实领导青年并扩及一般民众，成为坚不可摧之统一阵线，为实力派抗战之后盾。敝会等自当遥为呼应，合力进行，以争取民族解放之最后胜利。”^[25]10月18日，上海实业界、教育界褚辅成、穆藕初、项康元、沈恩孚、黄炎培等215人也联合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书》的通电响应，说日本如有“轨外行动”,政府应“立以武力制止，遏未来之萌蘖，收已失之桑榆，万勿存投鼠忌器之心，贻噬脐莫及之悔”^[26],并表示完全赞同北平文化教育界宣言中提出的各项主张。由于人民和舆论的压力，加上国民党内抗日倾向的增长，南京政府后来在中日谈判中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使谈判停顿下来。
从8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伪蒙军侵犯绥东，随后发动了对绥远大规模的进攻，全救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立即发表宣言，呼吁援绥抗日。9月6日，救国会组织三百多个宣传队共约2000余人，走上街头，进行援绥募捐，并分送宣传品，扩大抗日宣传，当日接触群众数万人。救国会立即将所募得款项如数全部汇交绥省主席傅作义，作为分犒前线士兵之用。傅作义收到后，复函称救国会诸先生“热心爱国，慷慨输将，拜领之余，莫名惭篆”^[27]。后来傅作义在接见上海《大公报》记者时曾说：“我跟他们并没有关系可言，以前也不认识，未曾见过面，不过，在绥远抗战时，我们这儿收到的第一件捐款，是他们救国会捐来的，而且都由他们这几位先生署名在沪经募的。”^[28]11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援绥运动。南京救国会在孙晓村、曹孟君等人领导下，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密切配合，并取得冯玉祥的大力支持，推动国民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张继、孙科、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11月中旬，在南京中央饭店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国民党左派如经亨颐、柳亚子和不少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到会参加。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国民党不准抗日救国的禁令，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高潮。会后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运动，一直深入到政府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以及医院的病房里，成为1932年以来南京规模最大的爱国运动^[29]。此外，华北、西北、华南地区，在当地救国会参与领导下，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援绥抗日运动。
11月中旬，全救会再次发表《为绥远问题宣言》,要求政府发动全国规模的抗战，立刻停止内争，停止和日本的谈判。同时分别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要求出兵援绥，坚决抗日。给张学良的电报说：“中央信誓旦旦，以不丧失寸土及丝毫主权为言，绥远岂仅寸土，权利何止丝毫，若又以绥远为地方冲突，默认沦亡，则国事真不必闻问矣！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30]
在援绥抗日运动热烈开展的同时，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数万人，因不堪日本资本家剥削压榨，同时受上海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于11月上旬开始举行反日大罢工，提出增加工资，保护工人权益，反对日兵进厂压迫工人等12项条件。救国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援助，并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予以支持，将募得的捐款在纱厂附近的市场上买了米票，直接发给因罢工而遭到生活困难的工人和家属。罢工最后获得了胜利。
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救国会发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告全国同胞书》的文章，认为“救国阵线一再提议联合英、美、法、苏，成立太平洋反侵略的集体安全制度，这就是先生当时联俄政策的发展；救国阵线一再提议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这就是先生当时容共政策的发展；救国阵线一再提议改善工农生活以增强抗日的力量，就是先生当时保护工农政策的发展”。文章指出，政策的含义虽然由于时代的改变有所不同，但“民族解放的路线是一贯的”;还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1925年—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当前救国阵线师承他的遗教决定的联合战线也必然会胜利。要求每一个救国战士学习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抱宁死不做汉奸顺民的决心，和敌人拼死斗争，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31]。宋庆龄也写了纪念词，要求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建立反侵略的国际联合战线及联合各党派各阶层的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32]。沈钧儒发表的《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一文说，孙中山有“博大宽容”的革命人格，所以“是民族联合阵线的首创者”。“孙中山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而三大政策就是救亡联合阵线政策”。救国阵线所倡导的各党各派联合御侮的政策，与孙中山手订的联共政策，“立意完全相同”。文章还强调指出：“打开窗子说亮话，现在共产党固然一时消灭国民党不了，国民党也一时消灭共产党不了，按照过去‘剿匪’的经验，我们可以晓得，而抗战却已万万不能再行等待。那么只要共产党能够改变反国民党、反政府的策略，恢复孙总理的联共政策，停止一切内战，以共同对外，还会有什么问题呢。”^[33]是日救国会在上海静安寺路女青年会举行盛大的纪念大会，有千余人参加。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沈钧儒、沙千里均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一致高度赞扬了孙中山“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表示要继承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加紧民族解放斗争的活动，以挽救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救国运动普遍深入到各阶层，不但为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拥护，而且得到工商界人士和某些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的同情与支持，促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救国会以它鲜明的抗日爱国号召和艰苦努力精神，团结了广大群众，据估计，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34]。救国会广泛宣传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促进国内和平，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