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月5日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1月5日，毛泽东针对红4军1纵司令员林彪对革命前途的右倾悲观思想和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给林彪不久前的来信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除了对林彪以及红4军党内、军内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批评之外，更重要的是深刻地阐发了他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思想。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根据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在总结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他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信的中心内容有四点：第一，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各派军阀长期连连混战，造成了中心城市(甚至包括县城)成为军阀混战的目标，而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和各省之间的边界地区，成为反动统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由于军阀割据，这些地区成了三不管状态，因此连带着就产生了“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小块红色区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开辟的城市以外的乡村政权。所以，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而只能是先在乡村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以积蓄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历史所显现出来的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为此，毛泽东在信中还对“城市中心”的思想进行了批评，认为它“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第二，他指出，党领导的红军战争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土地革命， 由于农民自身的特点使得“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从而才能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深刻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他指出，中国社会矛盾的向前发展，决定了中国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他说“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在信中，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红色政权发展前景作了生动描述，并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形势作了精辟的科学分析，认为“星星之火”,距“燎原”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斗志，增强了他们胜利的信心。第四，毛泽东指出，建立红色政权是促进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并对于中国革命具有远大的意义。他肯定地说：“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这里，重申了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总概念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毛泽东认定“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敌人所击败，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条件下的革命发展规律。毛泽东在这篇光辉文献中提出的“以乡村为中心”的光辉思想，标志着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的形成。毛泽东在写完这封信的第三天即1月8日，就率领部队离开了古田，去江西同主力会师。为了教育红4军全党和全军干部，以林彪的错误思想为借鉴，毛泽东还决定把这封信以公开形式印发全军阅读和学习。后来，1947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曾全文收录了这封信。1948年2月，林彪给中央宣传部写信，说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是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的，但他希望不要公布他的名字，理由是，在党外、在国际上可能引起误解。毛泽东考虑了他的意见。解放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收录这封信时，就另拟了题目，没有提林彪的名字，并为此作了一点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