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人治鄂”与援鄂战争的发端

1921年下半年在湖北境内爆发的援鄂战争，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规模较大的地方战争之一。卷入战争的除了湖北地方势力及临近省份湖南和四川的武装力量之外，直系吴佩孚的介入，更使战争的范围扩大化，时间延长化，成为牵动南北各方政治力量敏感神经的重要事件之一，并影响到其后南北政治格局的发展。“从整体看，援鄂战争的政治形态表现为，以吴佩孚为代表的主张‘武力统一’的北洋中央军阀为一方，以赵恒惕、刘湘为代表的主张‘联省自治’的西南军阀为另一方，这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一次军事上的较量”^[1]。
援鄂战争的发端，主因在于湖北内部外来军队与本地绅商关系的恶化与矛盾的发展。出身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自1915年12月上任，督鄂有年，基础雄厚，又因在直皖战争期间的“表现”而升任两湖巡阅使，成为与曹锟、张作霖鼎足而立的北洋军系“三巨头”之一。王占元在任期间，为政贪渎，重用同乡，压制党人，与商争利，搜刮谋财，敛财数千万，甚而利用兵变向商民勒索。如时人论，“综揽军民全权，苛政繁兴，秽恶山积。除吞蚀军饷，及北洋督军唯一财源之‘截旷’尽入私囊不计外，如法外剥削，非法侵占，以及伪造湖北官钱局钱票数千万，皆为社会共见共闻之事实”^[2]。王之所为引起湖北绅商及鄂人的强烈不满。在当时各省涌动的“地方自治”浪潮的背景下，被不少鄂人认为是“亡省”,提出“鄂人治鄂”的主张。1920年8月，大总统徐世昌在直皖战争结束后下令免除安福系湖北省长何佩瑢的职务，任命王占元推荐的儿女亲家、山东人孙振家署理湖北省长。湖北绅商为抗拒此项任命，发起“拒孙”运动，“誓非请政府收回成命不可”,“力持鄂人治鄂主义”^[3]。在湖北绅商的抵制和舆论的压力下，徐世昌在9月又改任湖北人夏寿康为省长，暂时缓解了矛盾^[4]。不过，湖北绅商并未就此罢休，随着他们与王占元矛盾的发展，他们逐渐酝酿发动“驱王”运动，力图推倒王占元的统治，实行“鄂人治鄂”。1921年年中，湖北的“驱王”运动渐趋高潮。以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会为中心，多次集会，发动请愿，要求罢免王占元的职务，查封其财产，实行“鄂人治鄂”,疾呼“政府如果还不痛快答应，我湖北人死里求生，终究要想几个自治的方法，伸我民气，戮彼凶人”^[5]。与此同时，在湖北的国民党人亦开始运动民众，组织民军，将“驱王”从舆论层面推向实际层面。
湖北“驱王”运动兴起后，虽有民间和舆论的强烈支持，但是，督军拥有武装，仅凭民意实难撼动其地位，何况撤换一省督军涉及错综复杂的军阀派系地盘之争，北京政府也不敢轻易做主。所以，尽管王占元在湖北非常不得人心，而当湖北绅商提出“驱王”的要求后，北京政府的对策只能是拖延，大总统徐世昌以“责任内阁制”为由将其推给国务总理靳云鹏，而靳云鹏则对湖北请愿代表称：“就法律论，王占元应当罢免；就事实论，尚未到罢免时机。”^[6]从而又将此事搁置起来。“鄂人以全力逐王，而政府反以全力保王”,和平请愿活动没有结果，使湖北绅商颇为失望。不过，“驱王”运动得到湖北省内社会各界普遍支持，他们在无法依靠北京政府撤换王占元，自身又无实力驱逐王占元的情况下，开始图谋借助邻省力量，实现武力“驱王”。他们首先向毗邻湖北的湖南求援，反复说明湘鄂一家，湖北为湖南之门户，湖南主张自治最力，而自治断非一省所能成功，只有联省自治，自治之基方可牢固，因而鄂人不能不求助湘人，而湘人不可不援助鄂人^[7]。游说湘督赵恒惕，称湘军出省援鄂，急人之难，一举占领武汉，四方风起云从，联省自治可望成功；汉阳兵工厂可源源供应湘军军火，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军饷亦可由湖北供给大部，财政困难可以减轻^[8]。当时赵恒惕正谋向外扩张，成立“联省自治”政府，以缓解省内财源枯竭、军饷无着的困窘，鄂人的请求正可给赵以对外扩张的口实，湖北的地盘对赵亦有很大的诱惑力，而且赵还可借出兵缓和省内的派系斗争(谭延闿虽下野离湘，但谭系人马仍在，对赵时有异心)。故“赵之援鄂，非为鄂也，为湘耳”,并且“颇有吞并湖北之野心”^[9]。赵恒惕本来担心吴佩孚的态度，事先曾派人赴洛阳试探，吴佩孚表示不支持王占元，对其他事项则未置可否，而赵却以为得到吴的默认，因此在1921年6月20日的军事会议上，赵恒惕决策出兵援鄂^[10]。
为了壮大己方出兵的力量和声势，赵恒惕又说动正在长沙的前川军总司令兼川督熊克武在四川运动武装出兵援鄂，并谓“川湘与鄂地域相接，援助鄂人自治，固为义不容辞。……务望同时并举，以期双面夹攻，俾联省自治早日实现”。他建议“湘川各出三师，湘以主力包武汉，川以主力出襄樊宜荆，会师武汉”。熊克武下野后奔波于西南各省，图谋另有发展，对此当即首肯。7月7日，熊密电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言称“大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吾川须从速准备，应此潮流。本军尤宜避去内争，向外发展。现鄂王为众毁所归，已呈不稳之现象，如出兵助成鄂人自治，实为不朽之伟业。昨与炎午(赵恒惕)密商，决定川湘各出五混成旅。请探察甫澄(刘湘),渠如对此意旨赞同出兵，则举办较易，倘尚迟疑，则本军单独亦须进行，武装准备停妥，克期发动，即回川与兄等共办此事。”7月中旬，熊克武回到重庆，部署川军援鄂事宜。四川实力派领袖、川军总司令刘湘考虑到直系的态度，对援鄂本有犹豫，但湖南出兵在前，川军出兵正可顺水推舟，占领鄂西宜昌、沙市地盘后可得实利，故亦“完全同意”,并认为“大局如斯，更难坐视，失此不图，湘军独下武汉，吾川他日对南对北，均无发言之资格”^[11]。所以最终也同意出兵。
对于湖北的“驱王”自治运动，直系大将吴佩孚一直予以密切关注，因为湖北处在毂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战略地位，又是直系已占多年之地盘，直系既不能容忍他人染指，亦不能听任其“自治”,因此，当鄂人向吴佩孚请愿撤换王占元时，为吴所拒，并称：“如果各省都像你们这样，全要求自治，那还要政府干什么？要是各省军政都归各省自己办，那么中国不成了五胡十六国了吗？”^[12]但王占元虽同为直系大将，却对吴佩孚存有戒心，担心其取代自己的位置，有与张作霖接近的趋势，故吴亦无保王之意。
可是当湖北“驱王”运动由“文斗”发展为“武斗”,且湘、川外省军队准备介入时，吴佩孚则不能不干涉，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维持直系的地盘，而且关系到吴心目中打破西南分离局面、实现由直系主导的“统一”大业。7月中旬，曹锟在保定召集直系将领军事会议，讨论湖北问题，吴佩孚认为：“这不是湖南与湖北问题，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助长南人反对北人的气焰，非把他们赶回去不可。”^[13]因此，此次会议决策出兵，直系由此成为援鄂战争的第三方。
湘、川、直三方在“援鄂”的名义下，各有各的考虑，各有各的利益，然而当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出兵作战之际，颇有反客为主之意，而本来高唱“鄂人治鄂”的湖北各界，当战争来临时，似乎倒成了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局外人，这也是此次战争在“援鄂”名义下的吊诡之处。
湘、川方面的“援鄂”表示鼓舞了鄂人通过“驱王”而争取自治的决心。旅湘鄂人绅商首先行动起来，在长沙组织了“湖北自治政府”和“湖北自治军”,推蒋作宾为临时省总监，“管理全省军民政务，统率全省军队”,孔庚为政务院长，驻长沙的鄂军团长夏斗寅为前敌司令，打出了“声讨祸国殃民之王占元，以铲除自治之障碍”的旗帜。7月24日，湖北各界万余人联名发表通电，痛责王占元“盗鄂七载，痛毒四方”,宣言“今以群策群力，创立湖北自治军。复以集思广益，制定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昭示自治之轨道。”^[14]26日，湘军举行“援鄂自治军”誓师大会，赵恒惕发表誓词称：“我湘之于各省自治，实富有督促进行之责，义至正任至重也。”^[15]为将要爆发的对外扩张、获取地盘的战争涂上了一抹“正义”的色彩。二天后，“援鄂”战争在湖北打响了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