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行·苦相篇》

豫章行·苦相篇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

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

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

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

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

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

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

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

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

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

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

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傅玄(217年—278年)，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今甘肃宁县东南。按：此即汉置的泥阳县，属北地郡，后汉因之，晋为郡治。又，三国时魏置泥阳县于今陕西耀县东南。《晋书》冠以“北地泥阳”，当特指汉置泥阳。 )《晋书·本传》载：傅玄“博学善属文，解锺律；性刚劲亮直”，历仕魏、晋两代，直言敢谏， “陈事切直”，致使“贵游慑伏，台阁生风”。为官后， “虽显贵，而著述不废”; 著有《傅子》内外篇。他是晋初著名诗人，所作乐府诗能继承汉乐府民歌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其中特别是以妇女问题为题材的作品，成就尤为突出。如这首《豫章行·苦相篇》。

《豫章行》，汉乐府《相和歌·清调曲》名；现存古辞写豫章山上白杨变为洛阳宫中栋梁，述其与根株分离之苦。后曹植、陆机、谢灵运等均有拟作。《乐府解题》谓陆、谢之作“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而傅玄此篇，乃“言尽力于人，终以华落见弃”。诗题为“苦相篇”，苦相，犹言薄命。诗中所写女子的薄命一生，正是封建社会中薄命女子悲惨命运的缩影。

诗歌描写了女子从出生、成长到出嫁以至婚后生活的整个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女子地位的低下和身心所遭受的严重摧残。女子一生下来，便“不为家所珍”。重男轻女的社会心理，使女子从呱呱落地时，便堕入了连父母亲人都不喜爱的深渊。长大以后不能抛头露面，森严的封建礼教使女子整天只能躲避在深闺内室中， “藏头羞见人”。一般说来，人只有做了错事才自感羞愧，见不得人；没有任何过错而羞于见人，其悲剧根源就在于她生下来是个女子。可见世道之不公，女子所受压迫之沉重。

如果说少女时就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心灵压力，那么出嫁后这种压力则格外沉重。在婆婆家更要自我敛抑，小心翼翼，整天低头敛眉，和颜悦色，话不能多说一句、说错一句；事事循规蹈矩，不能越雷池半步。即便是对婢女，也须敬若严宾。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一个泯灭人个性的社会，那么，种种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子，则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格独立和自由。她们独立的个性被戕戮殆尽，凡事只能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如果说这些形体上的痛苦束缚，已使人不堪忍受的话，那么，女子在精神上、心灵上所遭受的摧残，则更为严酷。这就是女子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当丈夫和自己情投意合时还比较融洽，但也只能象葵藿之仰赖春天的暖日和风一样，仰赖丈夫施舍式的爱情。一旦丈夫不顺心，心意相悖，则比水火之不相容还要厉害。而且红颜易老，色衰爱驰，因男子的喜新厌旧，等待着女子的只有被遗弃的悲剧结局。人年貌上的衰老是永远不可避免的，因而女子的悲剧结局也是必然的。

傅玄在他的另一首《明月篇》诗中，也曾描写过女子的这种不幸命运。诗写道： “娇子多好言，欢合易为姿。玉颜盛有时，秀色随年衰。常恐新间旧，变故兴细微。浮萍本无根，非水将何依。忧喜更相接，乐极还自悲。”在容妍欢合之时，女子的命运中便已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自古红颜多薄命，红颜的薄命，是“百恶集其身”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女子的人生悲剧不是单纯的、孤立的，它是社会悲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豫章行·苦相篇》的社会意义之所在。

这首诗在写作艺术上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对比鲜明，二是比喻生动。先谈第一点，对比手法的运用。艺术上的对比，可以使对比双方的特征格外鲜明，从而产生格外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首诗写女子不幸史，但却先写男子的幸运史，将男尊与女卑对立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男儿一落地便被视为掌上明珠，视为将来当门立户的顶梁柱。男子长大后，雄心勃勃，志在四海，风尘万里，大展鸿图。这跟女子的不幸命运恰成鲜明对比。这就更加反衬出女子地位的卑鄙和人生遭际的凄惨。此外，女子出嫁后，丈夫的好恶对她命运的影响，也形成了判若云泥的对比： “情合同云汉”，而“心乖甚水火”; “昔为形与影”，形影不离，而“今为胡与秦”，反目成仇。这些对比，将女子一身如履薄冰、时刻在痛苦中煎熬的处境，深刻地揭示出来。

再谈第二点，比喻生动形象。诗中将女子离家出嫁比喻成“忽如雨绝云”，就象雨点离开云层跌落到未知的大地上一样，女子出嫁后也很难再有与家人欢聚在一起的时候，嫁出门的闺女泼出门的水。而且象绝云的雨点儿不知落在哪里一样，女子出嫁后前景也难以预料。此外，还用“葵藿仰阳春”比喻女子对丈夫的仰赖、倚靠；用水和火的不相容，来比喻心乖意违时男女双方的绝不相容；用如影随形，既比喻双方关系密切，又以客体的影依靠于主体的形，比喻女子以男子为人生支柱；用此出彼没、两不相见的参星和辰星(也叫商星)，比喻双方分离后便永无相见之日。所有这些比喻，不但新颖、生动、贴切，而且感情色彩强烈，对于深化作品主题、对于加强女子命运的悲剧性和深刻性，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在中国古代诗歌中， “写社会重男轻女之心理及女子因而所受之种种痛苦者，傅玄此作，实为仅见。时至今日，犹觉读之有余悲也。”(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