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楚简

1957年春，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对位于信阳市北20公里的长台关战国早期楚墓进行发掘，除出土大量精美器物外，还出土了两组竹简，归并为248号。一组是记载随葬器物的遣策(通“册”字),最长一简有33厘米，23字，是探讨楚人日常用器及生活礼俗的珍贵资料。另一组是一篇文章(竹书),据推测竹书应当不少于18简，每简长约42.5厘米，书30至40字不等，是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对思、孟学派思想的研究有所帮助。

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在原楚国旧地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地先后出土战国竹简七批，总数约4200余字(连重文),是研究战国文字的一批极其难得的资料。这七批竹简文字具有战国文字所共有的特点，即地区之间分别明显，同一地区也有很多殊异，假借现象普遍存在，形符、声符和偏旁位置不固定。这七批竹简文字出土最北的长台关《竹书》与《遣策》,字均修长，体势相若。笔画匀细工整，落笔不尽藏锋，兼施露锋，但皆用顿笔，故起笔粗重，尾部收笔略细，即所谓“科斗文”。字形大小斜正不拘，或向左上或向右下倾斜，形成用笔取势的习惯作风。结体略长或略扁，横画向上倾斜后多喜向下变曲，以取得整体的平衡，如
“王”、 “其”、 “㞢”、 “上”等字。“口”、“日”等字形上宽下收，作圆弧曲，横画略向左上倾斜，打破了篆书对称工稳端庄的结体格调，开创妩媚恣肆的篆书风格。字间疏宕，字距空一字或更大的距离(或有空两字者),故章法布白以疏宕潇洒为主。因为社会的发展，旧有文字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而使用大量的假借字以应急需，如“胃”假借作“谓”、 “畏”; “” 即“城”,假作“成”等等。同时异体字繁多，如“也”、“是”等字有几种写法。形符、声符和偏旁位置也多不固定，不少字与中原地区所出古器铭文结构相同，反映了信阳地区和中原文化的承继关系。
信阳竹简的字体风格与春秋晚期《侯马盟书》及战国中、晚期的《长沙子弹库帛书》、江陵望山一、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字形相近似，可以找到很多相同或相近的结构形体，而这些结构既渊源于六国古文，又不同于小篆，而比小篆“约易”,距隶书又相去尚远。从用笔来看，落笔顿挫而收笔提锋皆相一致。从体势来看，《侯马盟书》结体修长，取纵势； 长沙《子弹库帛书》体势横扁，取横势；而《信阳长台关简书》介于两者之间，结体或略长方，或略横扁，并不划一。三者之间可见其演变的轨迹，也证明《信阳竹简》是我国早期的作品。1954年6月，长沙市郊左家公山战国木椁墓曾出土兔毫毛笔，笔毛长2.5厘米，尖锐圆健，蓄墨不多而弹力强，展现了先秦毛笔锋长腰细的身姿。这样的形制要书写成环弧较多的古文字，写起来笔画自然富有弹性，形成起处尖，中间偏前较粗，而收笔处特尖，或起处顿笔粗重，尾部稍细的线条效果，这是因为工具特性决定的。自汉以来，人们习惯地把先秦时代的手写体形象地叫做“科斗文”,喻其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从安阳殷墟出土的晚商墨书甲骨、陶片、硃书玉片的及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晚期的朱书盟书文字，直至战国早期曾侯乙墓(随县擂鼓墩)、楚国旧地长沙、信阳、江陵等地出土的简帛文字，都有这种极相类似的用笔特点与书体特色，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与承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