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①，及赵襄子杀智伯^②，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 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 “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 及观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③，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 “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 即此而论，让有馀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④，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⑤，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 “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必起。忿必争，争必败； 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 再谏不从，三谏之； 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 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然而自得者^⑥， 又让之罪人也。噫！

【注释】 ①豫让：春秋末年人，曾为晋国贵族范氏、中行氏家臣，后投奔智伯。在赵、魏、韩三家贵族灭智伯之后，他屡次刺杀赵襄子未遂，伏剑自杀。智伯： 春秋时晋国贵族，曾联合韩、赵、魏三家吞并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后与赵襄子因土地发生矛盾，引起战争，被赵、魏、韩所灭，并三分其地。②赵襄子： 春秋时晋国贵族。③中行氏：复姓中行，春秋时晋国大夫荀林父因掌中行军，后遂以官为姓。④段规： 韩康的谋臣。韩康： 春秋时晋国贵族。任章： 魏献的谋臣。魏献： 春秋时晋国的贵族。⑤郄疵 (xi ci)：智伯的家臣。⑥(tian) 然： 不以为羞， 厚着脸皮的样子。

【译文】 士人君子要树立节操和才能去侍奉君主，既然与君主有知遇之恩，就理所当然地应拿出全部的智慧和计谋来，对主上进忠告，巧妙地为主上开导，防患于未然，在动乱未发生前就善加治理，不仅自身不受伤害，主上也没有危险。活着是有名的臣子，死了也是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彪炳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君子。如果有了知遇之恩，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却在事情失败之后才献出自己的性命，沽名钓誉，掩人耳目，用士人君子的标准来看，这是不足取的。

暂且让我用这个标准来评论豫让。豫让身为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声名显赫，即使是那些没有知识的平民百姓也没有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唉！ 豫让的死固然算得上是忠了，只可惜他在如何处理死亡的方式上还存在着不忠的行为。为什么呢？ 试看他满身涂漆，口吞火炭，改变了声音和容貌，并对他的朋友说： “我所做的这些事，都是一般人难于做到的，我是想用这种行为来让天下后代做臣子怀有贰心的人都感到羞愧啊！” 这能不叫忠吗？等看他接连三次跃起用剑去斩赵襄子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去死，却仅仅为智伯而死的时候，他回答说： “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用一般人的行为报答他。智伯以国士待我，所以我也就像国士那样去报答他。” 就凭这一点来说，他的行为还是有让人遗憾的。

段规臣事韩康，任章臣事魏献，也从没有听说把他们当作国士来对待，而段规和任章却尽力劝告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要求，割让土地给智伯，来让智伯志骄意满，从而加速他的灭亡。当郄疵侍奉智伯时，也没有被当作国士来对待，而郄疵能够察觉到韩、魏两家的意图，并对智伯进行规劝。虽然智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导致灭亡，但是郄疵的智谋和忠告已经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已经自以为智伯用国士的礼节来对他，而所谓国士正是能够解救国家危难的人。当智伯要求别人割让土地而无满足的时候，当智伯放纵欲望荒废政务暴虐的时候，作为豫让，他应当发挥能力，尽自己应尽之责，恳切地劝告智伯： “诸侯大夫们，都应知足地守着自己的封地，不要相互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现在无缘无故地夺取别人的土地，别人不给，而自己必然产生怨愤情绪。如果别人给了，那自己的骄纵心理必然由此而生。有怨愤，就必然会有争斗，有争斗，也必然会有失败。骄心有了，也就会傲慢，有傲慢必然会有灭亡。” 须非常恳切地劝告对方，如果劝告不行，就再规劝； 再规劝不行，就又再规劝； 若这个时候还不行，那就把他伏剑自杀的行为改到这一天来进行。即便智伯昏愦顽固，然而对他的一番至诚所动，也可能醒悟过来，同韩、魏两家交好，解除对赵地的围困，保全智伯的宗族，保住对宗庙的祭祀。如果这样，那么豫让纵然死了也像活着一样，难道不胜过斩击赵襄子衣服后再自杀身死吗？ 豫让在这个关头，竟然没有说一句话来开导主上，眼睁睁地看着智伯的危难和灭亡，就像越地的人看着秦地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徒然看着他的成功和失败，难道国士对有知遇之恩的主上竟是这样的吗？ 在智伯死了之后，这才禁不住头脑发热的冲动情愿加入到刺客之流，这哪里值得称赞！ 哪里值得称赞呀！

用国士的标准来衡量豫让，他是自然不够称得上国士的。即使这样，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到了晚上就变成君臣，还厚着脸皮洋洋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是豫让的罪人。唉！

【鉴赏】 本文是评论春秋时豫让其人其事的一篇有名的史论。认为豫让为报答智伯之恩一再行刺赵襄子，最后伏剑自杀的行为不值得称道，而认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这与历来人们对豫让的看法是相左的。本文思路，是从豫让一事生发开去，由此而概括出士君子如何“立身事主”这一议题，他认为豫让在智伯未败之时应当 “忠告善道”，“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 再谏不从，三谏之； 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其所提倡的仍属尽忠主上的职责范围。在“靖难之役” 中，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起草登极诏书而不惜身家性命，身遭极刑，可知文中所论“生为名臣，死为上鬼”，非为书生空谈，惜哉！

本文写作极具特色，一开篇即正面提出全文中心论点，然后再切入到豫让之事，先认为“让之死固忠矣”，再指出 “让有馀憾矣”，先扬后抑，极具高屋建瓴、文笔纵横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