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与“容共”实际步伐的迈出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是从“联俄”开始的。孙中山是一位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政治家，他从事革命的经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海外华侨(主要是美洲和东南亚的华侨),这两方面的因素使他从开始革命起，就将争取外援的重心放在欧美，其政治理念也基本是欧美式的。对于与广州毗邻的港英政府，孙中山亦十分重视，他任命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担任外交部长，就是因为他“需要伍朝枢来同英国人打交道”^[1]。
正因为如此，在苏俄及共产国际谋求与国民党建立关系之初，孙中山态度十分审慎。在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孙中山强调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适合中国，并对中东铁路和俄国在外蒙驻军问题表示了严重关注^[2]。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中国来行使其使命，并征询孙中山对实施苏维埃政权的意见时，孙中山曾向达林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建议：“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教化的县。那里住的是苗族人，他们比我们城里人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到那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制度。”^[3]
孙中山在政治思想上与苏俄存在差别，致使酝酿已久的“联俄”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共合作一直没有实际动作。国民党及孙中山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走出关键一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直皖战争之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支持获胜的直系中央政权及其实施的武力统一政策，争取英、美方向的外援已经不再现实。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在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报告中有明确的表述：“促使国民党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去半年内发生的事件。在这个期间里，美国在华中和华北的势力不仅实际上而且表面上都开始压倒日本的势力。曹锟(现在的中国总统)的当政得到美国的支持，它不仅意味着美国势力的增大，而且意味着中国最大的军阀派系——直系的加强。这一事实迫使国民党更加迅速地表态和更加公开而真诚地联合苏俄。”^[4]共产国际作为极力促成国民党“联俄”的一方，其判断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从苏俄方面观察，十月革命之后该国一直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为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境地，也亟须谋求中国的“承认”并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为达到这一目的，苏俄并不因为英、美支持曹锟政权便置北京政府于不顾，相反，在苏俄谋求建立的中苏关系中，北京的位置最初是远远高于广州的。对于北京政府，孙中山曾要求苏俄方面不予承认，但苏俄没有采纳其意见。因为在苏俄看来，“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因而将“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视为理所当然之事^[5]。苏俄与北京政府的接触曾经引起孙中山的严重不安^[6]。只是在与北京的谈判中，王正廷、顾维钧等坚持将解决外蒙撤军等问题作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与苏俄方面先建交后谈判解决两国间“悬案”的立场相忤，谈判一时陷入僵局，广州的地位才因此而提高^[7]。后来北京方面同意与苏俄妥协，正是出于阻止加拉罕南下与孙中山联系这一策略的考虑^[8]。不过孙中山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是苏俄方面始料未及的。
在意识到广州的地位与作用之后，苏俄方面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几乎同时，孙中山派出其军队参谋长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苏俄对国民党的经费和军火援助问题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鲍罗廷是促进国民党联俄的十分合适的人选。他为人“谨慎周到，态度和蔼”,不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而且“与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9]。他的到来，对国民党实施“联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率团访苏，获得的总体印象并不佳好，在外蒙驻军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感受尤其如此。在归国之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蒋写道：
尚有一事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之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10]。
蒋介石回国后向孙中山递交书面报告，并于1924年1月中旬国民党一大开幕前夕将访苏的结果向孙中山作了口头陈述^[11]。
尽管对俄国有所警惕，蒋介石率团访俄期间形成的某些印象和所获得的具体成果却加强了孙中山“联俄”的决心：莫斯科对代表团最高级别的接待，为国民党培训军队干部协议的签订，以及关于俄国政权及军队强大和巩固的印象，关于红军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培训经验对国民党的重要性的认识，关于党和共青团的集中组织对组建有效国家政治结构的意义等，都增强了孙中山对于苏俄可引为中国革命之臂助，苏俄经验可以为中国革命参考的认知。
对于蒋介石的顾虑，孙中山有着自己的处置之道。据蒋介石称：“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宜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12]
真正构成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的理论障碍是苏俄的共产制度。虽然孙中山常说自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根据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理论，民生主义当然与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孙中山始终认为，共产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至少在现阶段是如此。因此，尽管有“联俄”的现实政治需要，要与实施共产制度的苏俄实施联合，孙中山在认识上是难以融通的。加之当时共产制度被西方国家视为“政治瘟疫”,受此影响，国人避之惟恐不及，国民党自然要顺应舆情，注意与之划清界限。
但是，自从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共产制度”已不再构成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的障碍。孙中山是通过马林的介绍获知俄国“新经济政策”实施情况的，他在致廖仲恺等的电报中称：“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主义，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13]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开始，一直实施到1927年，而孙中山在1925年便去世。也就是说，终中山之世，国民党都可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理由，为“联俄”的政治行为作出至少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
当然，孙中山更关心的是获得实际的经费及军火方面的援助。在这一点上，苏俄出手虽算不上慷慨，但对国民党而言却能收到雪中送炭的效果。1924年，苏俄在黄埔军校缺乏军火，难以开办的情况下，运来8000支俄式步枪，每支配有500发子弹，并资助现金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解决了军校的燃眉之急。1925年苏俄一次向广州运送了价值56.4万卢布的军火；1926年又分四批向广州运送军火，共计2.3万支步枪，90挺机关枪，1000把军刀，子弹1200万发，大炮24门，炮弹1000发^[14]。
苏俄向国民党提供援助有三个附加条件：其一是要求国民党进行改组，其二是实施国共合作，其三是修改国民党的纲领。苏俄要求国民党改组的目的是想改变国民党尚未形成“强大的政治组织”的状况，使之“处在我们(苏俄)的影响之下”,“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5]。国共合作是苏俄改变国民党的一项重要措施，就像掺沙子一样来改变国民党既有的人员构成。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要“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6]。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曾经发出与国民党合作的指令。对于国民党，苏俄方面曾明确暗示，能否得到所期望的援助，取决于它与中共的关系^[17]。至于修改纲领，则完全是要按照俄国人的意志来改造国民党。
很明显，这些条件如果被接受，完全可能将国民党改造成类似共产国际支部似的组织。对国民党提供援助的条件，苏俄态度十分坚决。当孙中山与马林就“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进行磋商时，马林明确表示：“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18]
孙中山并非不愿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政治军事斗争的一再失败使他对国民党组织的散漫与无力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如果完全接受苏俄的条件，国民党是否会改变自身，甚至会成为苏俄的“工具”。围绕这个问题，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作为一个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经历的党的领袖，孙中山当然不愿意看到他所缔造的党发生分裂，不愿意失去自己对于全党的领导地位，降格成为某一派的领袖。但是，现实政治、军事斗争中一再失败的艰难处境，使孙中山不得不淡化在“联俄”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可能出现的组织分化，将争取援助这一功利主义的考虑放在首位。
直接促成孙中山联俄的事件是陈炯明反目。陈炯明是孙中山扶持提拔起来的，孙中山曾对之寄予很大希望，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之前陈已升任广州政府陆军部长。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加之英国的支持，陈炯明在1922年6月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走上海。在孙中山前往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上避难时，英国人竟以白鹅潭接近沙面租界，担心牵动外国兵舰为由，要求孙中山离开广东。部下反目为仇，英国人“助纣为虐”,给孙中山以强烈刺激，使他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最终将目光转向苏俄。他在离粤赴港时对随行人员说：“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并让陈友仁转告达林说，他已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19]。由此可见，陈炯明兵变之后国民党的艰难处境是孙中山决定“联俄”并作出“容共”决策的一大关键。
作为被“容纳”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其多数领袖最初对国共合作尤其是“党内合作”并不赞成。陈独秀1922年4月6日致维经斯基的信对“党内合作”所持否定态度，反映了中共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多数人的意见。但由于共产国际在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20]。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不能不表服从。加之马林在中共内部作了大量说服工作，中共在西湖会议经过激烈争议之后，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但只同意少数共产党领袖加入国民党。直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罢工被镇压，鉴于血的经验教训，中共才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只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应由工人运动转变为国民革命。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因此，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大会还特别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与《宣言》相呼应，提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因此，中共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21]。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施国共“党内合作”,成为中共的重大决策。
可见，尽管有些勉强，国共双方毕竟都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令作出了配合或接受的决定，国共合作在酝酿多时之后，终于迈出实际的政治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