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

又名《晏子》。八卷。关于此书的性质、作者和成书年代，存有许多种不同见解。《汉书·艺文志》将它著录在儒家；唐代柳宗元之后，许多人视之为墨家类著作；也有人断之为小说家类；《四库总目提要》将它列在史部传记类；还有人认为此书属于记叙文学类。关于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自古至今有四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此书是春秋后期晏婴本人写作的；一是认为是战国时期墨家门徒假托的；一是认为六朝时人伪造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后人采缀有关晏子言论、事迹的材料汇编而成。末一说自唐后最为流行，但此“后人”系为何时何人，又难以究知。
晏子，姓晏名婴，字平仲。生年不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年)。齐国莱之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于齐灵公二十六年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为政颇有贤才，重节俭，主薄敛，省刑罚，强调君臣之间要“和”而不“同”,要求为官宰者听取下层百姓的意见。
《晏子春秋》八卷包括内篇六卷、外篇两卷。内篇包括《谏》上、下两卷，记载晏婴对国君的劝谏；又有《问》上、下两卷，记载晏婴对君王和权臣等提问咨询的应对；还有《杂》上、下两卷。全书由二百余个短故事汇集而成，无固定体例。在这些故事中，反映了晏婴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晏婴认为，强国的根本之道在于爱民、举贤、行仁、利世。《内篇问上·威当世而服天下》中记载，齐庄公问晏婴如何能称霸而使天下人悦服，晏婴回答说：“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晏婴特别重视礼制的重要性，《晏子春秋》中多处载有他论述礼制的言论。他曾与齐庄公辩论，反对庄公的勇力治国论，认为治国必须推行仁义，如只凭借勇力而不讲仁义，那么就会像夏桀、商纣一样国破身亡。他也曾反驳齐景公怠慢礼制的作法，提出“礼不使也，禽兽矣”的观点，认为人比野兽高贵的地方在于人有礼制压束自己。没有礼制，人无法安身立世，国家也会大乱。他教育齐景公整顿法令，完善礼制，治理齐国，使齐国大小官吏都能依礼制办事。
《晏子春秋》中充分反映出晏婴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国家能否达到长治久安，关键在于人民能否安居乐业，因此国君应当恤念人民，关心百姓的疾苦，切实地为百姓解决生活问题。他警告君王，如果得罪于百姓，那么也就会被百姓所诛。他还主张实行救灾、省刑、薄敛等具体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以争取民心。齐国曾有雨灾，出现大批灾民，晏婴就劝说齐国君开仓赈济，不被批准，晏婴即以自己家的粮食分给灾民。晏子还挽救了许多齐景公想要杀害的下层官吏和普通百姓的生命。他还多次劝谏齐国君减轻赋敛、少征劳役。
晏婴还强调社稷高于国君的思想。《晏子春秋》中记载，崔杼杀死齐庄公后，晏婴说道：“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国君，君与臣都应以国家利益为重。
《晏子春秋》还体现出晏婴重视节俭的思想。他反对国君的奢侈浪费，多次劝谏君王不要花费财力去做无利于民的事，要求把人力、物力集中运用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实事上。正是因为书中有这种思想，后人才怀疑《晏子春秋》是墨家类著作。
《晏子春秋》中也反映出晏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内篇谏上·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中记载，齐国长期不下雨，齐景公欲征收税敛以祭灵山之神。晏婴反对说：“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景公又欲祠河伯。晏婴又说：“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他还指出，要想求得福禄，仅仅用牺牲玉帛来供奉上帝宗庙是不行的，必须使自己的政令符合于人民的愿望，行动顺从神的意志，节制自己的侵夺暴凌行为，重视百姓利益，如此，方能得到福禄。这种思想还不是彻底无神论思想，但有着重人事轻鬼神的倾向。
该书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成篇采取故事的形式，以晏子形象带动全书开展，且情节生动，戏剧性强，语言传神。其中还采用了一些民间传说，如“黄布裹枣”、“悬牛头卖马肉”等。
《晏子春秋》的注解和版本主要有：明凌澄初套印本，共六卷，明万历五年(1577年)南监刻《子汇》本，后商务印书馆据此本影印本。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全椒吴氏仿元刻本。清经训堂本。《四部备要》排印本。清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七卷，音义二卷，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刻本。清苏舆《晏子春秋注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思贤讲舍刻本。清刘文昭《晏子春秋拾补》。清王念孙《晏子春秋杂志》。清刘师培《晏子春秋斠补定本》。近人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评注诸子菁华录》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排印《诸子集成》本，一九五八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本。今人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一九八二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排印本。